我想给自己设置一个契机，在这个契机出现后再开始下面的一系列动作。比如点上一杯饮料，很冰的那种，玻璃杯粗大厚重，上面凝满了细小的水珠，里面的液体最好是淡绿色，不必盛得很满，杯底有些冰块，还要有一根吸管插在冰块间，能弯曲的那种，最好是蓝色的。

接着，在喝光杯中的东西后再决定是否要做些什么吧。

店员在用点餐机旁的座机讲着电话，好像是在附近办公的某家公司需要订餐。他身穿黑色的长围裙，戴着黑色的头巾，在急急放下听筒后，扭身向门帘内的后厨叫嚷起来。

店员的身形很是细长，个子很高，他在门帘内外出出进进时，大幅地弯着腰。我盯着他看了很久，想起类似的场景在哪里见过。

食客陆续多起来，直至我身边的桌子也坐了人。我开始想走了，可是眼睛却不甘心自店员的身影上离开。是什么呢？这种模模糊糊又似曾相识的感觉。

邻桌吃面的声音很大，我皱着眉想看看邻桌是个怎样的人在如此张扬地咀嚼和吞咽食物，脑海中却突然闪出一个画面。

已经记不起是在多久之前，家中电视机的屏幕在闪着光。只记得画面是在浅海中，一条黑色的鱼在珊瑚礁的孔洞间来回穿，不知是在觅食还是在躲避危险。

电话另一端的等待音已经响了三声。

我在决定给这个陌生的号码回电话前犹豫了好久。林惠，我没能忘记这个名字，但它距我毕竟已太过遥远，以致在突然有人提起它时，还是像在梦境与现实的夹层中挣扎那般缺乏真实感。

我本该忘记它的，像忘记在户外头顶上的炽热源自何处，路上的积水会否再化为飞云。我本该忘记那一年的夏天，忘记来自少女头发上清新的气味和裙摆随风撒于地面上的光影。

虽不情愿，但我还是开始了不可抑制地想起，模模糊糊零碎的记忆像多年前藏匿于地板缝隙中的霉菌，终于在等到一片潮湿的环境后开始逐渐滋生蔓延。

我想起了街上的沙土，和我每日清晨走向学校踟蹰的步子。那是所普通校，连区重点都不是，只有初中部。我单肩背着尼龙布制的书包，眯着眼，低头盯着脚尖前的那一小块地面。那时我是个少年，成日忍受着这个年纪该有的忧郁。之后，不知是否是由于习惯，我在心情好些时便会倍感慌乱，像单脚立在船帮上那般不踏实。我害怕那种不安，便由此生出恐惧。我回忆着那是否是因为害怕失去，像在雨中失去了伞。

不是，你永远无法使自己的回忆完全复苏，你只能唤醒它的一部分，我对自己说。像努力维系身体中某个存在缺陷的器官的基本功能，让它不要沉睡，起码不要过早地睡去，它还应再跳动或是收缩一阵。然后，我便会记住它曾经跳动或收缩过的样子，由此便诞生出一些新的记忆的零碎。它们也将会被存放在什么地方，或许有被重拾的那天，或许永远没有。

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有意忘记了返校的日子，但记忆中冗长的夏日仍自顾自地慢慢退去，逐渐露出秋意。开学了，在秋天，我最爱的季节。

负责升旗的两个孩子穿着不同于校服的服装，他们甚至还戴着一种帽子，那帽子是个高高的圆柱体，看上去很硬，帽檐上闪着黑色的光。

国歌声响起，有的人嘴还闭着，有的人虽张大着嘴，但没有出声。我则在小声地唱着，一字未落，只是声音很小，很小。

旗杆下孩子的动作显出吃力，不知是由于滑轮的执拗还是绳子的粗糙。没有风，鲜红的旗帜徐徐步入苍穹，旗杆顶部的金属球体反射出的阳光比盛夏时的更为刺眼。我眯着眼，盯着它看，脑中一片眩晕。

那个前方距我两排的座位空着，像从未有人使用过那般，在这略显拥挤的教室中并不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当时我突然觉得这才是这个空间应有的样子，像老式公寓楼中的天井或是铜钱上的开孔。之前占据着这个的座位的人不在这里，也不在别处。这个座位闲置着的状态反倒似乎与我产生了更为紧密的关联。

我竖起耳朵仔细听，想找到不久前那种黏糊糊的蝉鸣。记不清是老师在讲台上讲着什么。我从两个孩子肩膀的缝隙间窥见了一张正洁的桌面，显出小巧的椅子插在空无一物的书箱下。那些十四五岁的孩子中开始有人三三两两地回头看我，我疑惑地看看他们，才想起那时老师周身散发出的愤怒的气息。也许我刚刚被喊了名字，但却没有听到。

这个陌生号码的主人是谁？我在想自初中毕业后和同学中的谁还有过联系。

这时，电话被接通。

一个成熟男性的声音，低沉伴着些沙哑。我猜他一定烟抽得很勤或是话讲得很多。他和我说，你好。语气自然得不像陌生人，但我却并不认识这声音，它在我耳中不知能唤醒的什么像星辰坠入大海般飘忽。

我甚至连一个“嗯”字也没能脱口而出。沉默，似乎过了很久。王彬？那个声音又说，带着因胸有成竹才更要刻意确认般的语气。

我仿佛看到电话另一端，陌生人笔直地站在一间明亮的房间里，他依着这房间中仅有的一扇窗，大概只有这里信号会好些，身体呈现出一种随意的姿态。我觉得他并没有在发出声音前斟酌词句，意识到这点后，我心里开始生出一股象征安稳，带着温度的感觉。像初冬，刚刚供暖的时候，我会用螺丝刀小心翼翼地松开暖气上的排气阀，一股被压抑的空气伴着哨声喷出，继而是混着铁锈黄色的热水。一不小心，它就会将白色的墙壁瞬间染成陈旧污浊的颜色，那颜色就此便擦不掉了，像一片顽固的尿渍。

“我是。”我被自己干涩细小的声音吓了一跳，之后又像在弥补一个程序中被遗忘的环节似的清了清嗓子，然后不由自主地捏住脖子，喉咙硬得厉害。

“初中时的孔老师记得吧。”陌生人说。

那个肥胖的女人，我记得，我初中时代的班主任。她在夏天总是显得汗津津的，在冬天又格外臃肿。她教授语文，可却总爱于授课的间隙传授大家诸如乌鸦会选择什么样的树木落脚这种知识。她烫头，头发半长不短，在现在这样的季节里，爱穿带有碎花的肥大连衣裙，这点和我妈很像，脚上一定是浅色的皮凉鞋，露脚趾的那种。透明的尼龙袜收紧的袜口勒入她粗壮的脚腕，形成一圈凹陷。

她很平和，不是那种被动的释然或寡淡，而是真的能欣然接受，像将冰块投入沸水中那样，消解得如此不着痕迹。

现在想来不知道这是否算是一种迟钝，还是某种感知上的空白。就像她在面对教室正中的那个空着的座位时那样，毫无异样，无动于衷。

记得有一次，一个男孩站在桌子上擦着教室里的灯管。那是一个阳光昏黄的下午，学校扫除的时间，没有课。那个留着平头男孩的身体在某一个时刻开始连同脚下的桌子一起晃动，他被迫攥着手中的抹布扭动腰肢，头上的灯管横向摆动的姿态像一支橹。孔老师站在一个距离不远的位置上，饶有兴味地观察着处于地面上的另一个男孩在有节奏地踢着他近前的那张桌子，桌子上的男孩便随即舞动起来。接着，我便听到许多声咒骂，最粗鄙的那种。当时我在干嘛？也许手里握着扫帚，但没有在扫地，只记得孔老师平静的神情使我不由停下手中的动作。咒骂声戛然而止，空气中突如其来的安静并非预示着高处男孩心中巨大愤怒的消失。他开始向下吐出口水，粗略瞄准着地上男孩的头顶，腿绷直，探着脖子。口水被吐得很远，大家惊慌失措，匆匆逃开那张桌子，尽可能将身体远离，最终便不约而同地扎进教室中的一个角落，像一群受惊的鱼。

当高处的男孩跌落时，他头上的灯管已不再晃动。身旁的桌子歪斜地倒在地上，终于停止了摇摆。

男孩磕破了头。孔老师肥胖的背景和男孩一同消失在楼道尽头。我记得她缓缓的步态，像在泥泞中移动的鸭子那般稳重。

“嗯。”我走回街上，调大了手机听筒的音量。

陌生人说，他是孔老师的儿子，和我也算是同学，在隔壁班。

“实在是冒昧。”他说。

我问他是怎么联系到我的。他说出了一个名字，是我的同班同学。“他有一段时间参加过我妈在家里办的辅导班。从那时便一直有来往。”陌生人说，“他找你买过电动车。”

我想了想，没什么印象，感觉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因为这种事找过我的所谓熟人实在是太多了。

我喜欢陌生人的这种说话方式，虽然眼下尚未知晓他的目的。他好像并非刻意地将自己向我拉近至一个恰如其分的距离，然后笃定地等着我自行将这距离缩短。

“哦，我叫闻佑。”

我确实不记得这个名字。

“那么，你好像很确定我会给你回电话。”我说。

“其实是我妈想见你。而且她告诉我说，你一定会来的。”

我问他短信中所言到底是什么事？他说：“我也不清楚。她会当面和你讲的。”

我觉得自己并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答应他，除了那点有限的好奇。在一个瞬间后，我又惊讶地发现自己开始期待着什么，像随汽车行在绝壁上开凿出的盘山路上，前方硬生生地出现一个急弯，当伴着车身的倾斜从车窗俯瞰万丈悬崖时，我会紧张于它每一次轻微的震颤，但又隐约期待着，期待它坠落，落进云雾缭绕的深渊。

孔老师在老家任教，在老家退休。

“恐怕没有时间。”我说。

闻佑沉默了片刻，随后语气平淡地说：“我妈快死了。”

一旦应允下来就马上会后悔，我就是这种人。其实干脆地拒绝掉，再马上挂断电话，甚至把他拉黑也无妨吧。

但此时，我却在这不算宽阔的售票厅中排着队，等待着购买一张长途车票。闻佑让我尽快回去。当时我没有说话，心里想着，死神不期而至的时候你是无论如何也追不上祂的。

身前一个穿军绿色上衣的老伯手里拎着一个装满生鸡蛋的塑料油桶，我不知那么多鸡蛋是如何装进去的。他提着那只油桶黄色的提手，随着售票窗口前的队伍不时向前挪动。轮到他买票时，售票员费了许多口舌。我看着他最终小心翼翼走出人群的背影，长出了一口气。

这里的长途大巴还是那么肮脏破旧。我在一个中后排右侧靠窗的位置上坐下，将那个早已习惯用来盛装换洗衣物的背包放在两脚之间，身旁的座位空着。

车里有一股挥之不去的味道，像油渣混合着汗味。我尽可能摆出一个舒服的姿势，微合着眼，期待着汽车发动后灼热的汽油味可以冲淡车厢中恶劣的气息。

身下的座位开始震颤，我睁开眼，司机刚刚将车发动，他光头，戴着巨大的墨镜，身着浅蓝色的制服。他慢悠悠地将有些发黄的白色粗布手套戴在手上，在用力吸进最后一口后把烟蒂抛出窗外。

高速公路旁的景致很是陌生，尤其是在这个季节。车辆行驶的路径包裹在排列致密的高大塔柏间，它们像立于两侧参天的墙，密不透风。那堵墙的顶端掠过灰白色的太阳，像一支准备参加集会的队伍经过窗前。

我从那些塔松偶尔出现的间隙里，看见田野、鱼塘。低矮的平房零星出现，红顶，有的门前挂着塑料布，没有院子，也没有院墙。只有在我用力将脖子向后扭动片刻后，才能看出有一只狗和几只羊在那平房前移动，像被圈进了无形的栅栏。

车窗上挂着黄色的尼龙窗帘，不算刺眼的阳光刚好从窗帘与窗框间的缝隙处照在我的脸上。我想安稳地睡，可又觉得闷热。

车驶进一处服务区，我去厕所小便，人很多。然后在小超市里买了一瓶可乐，冰镇的。男人们三三两两的聚在阴凉处抽烟。女人们大多则早早地回到车上。

我举着半瓶可乐走上车，手心冰凉，湿漉漉的。司机没有在，车厢里的气味淡了许多。我坐进方才的位置， 想着这种不远不近的路程最为恼人，即错过了一顿正餐，又不能安稳地睡上一觉。

身体逐渐失去了感知震颤与颠簸的能力。我在右侧的太阳穴紧贴住车窗玻璃时，觉出身边的位置坐了人。

起初，我发觉出身边温度的变化，像空调出风口被调整了角度，接着是属于我的空间遭侵入的感觉，有一层无形的膜被刺破，膜内的空气混入了一股带有颜色和味道的气体。

我紧闭着眼装睡，一动不动，为了避免和来人目光接触，但眼皮却开始剧烈跳动。心烦意乱，最终还是轻轻呼出一口气，睁开眼，坐直了身体。

一个烫着卷发的女人，怀中抱着一个黑色的布口袋。她支棱着的手肘裸露着，时不时随车子的摇动蹭到我体恤衫的袖子。

有一股浓烈的香水味来自她身上。我皱了皱眉，余光里发现她在微微侧过头看我，大概已经看了很久。

我抬起头，假意朝车内张望。她随即偏过脸，摆弄起布口袋上的绳子。

卷发女人穿着一字肩的上衣和肥大的短裤，妆画得很重，又长又翘的睫毛上仿佛落着灰。她显得很热，粗重的呼吸伴着胸部剧烈的起伏。

绳子的末端打着结，在她的手指间像一条细小的辫子晃来晃去。

“这里没风，我怕吹。”她转动脖子，像在确定空调出风口的位置。她的嗓音比外表年轻，整体看上去比我年长几岁。

我没有搭腔，不擅长闲谈。但为了不显得尴尬和无理，还是对着空气点了点头。卷发女人倏然在座位上瘫软下来，像终于释放出积蓄已久的疲惫。

她也许为这个舒适的位置找寻了很久，耗尽了气力。也许是在一场逃离和躲避的途中暂时寻得了一处方寸落脚，休养生息，以备继续不确定的旅程。

车停了，在老家嘈杂的长途车站。我在座位上舒展着身体，窗外浑浊的天色预示夜色的逐步逼近。车内的过道里堆满了各种行囊和它们的主人。我不急于下车，让他们先走，不想参与进这场迫不及待的排泄。

卷发女人端着布口袋向外挪动屁股。那口袋便张开了口。我发觉了它不同寻常的蠕动，并非源自她的身体。

她在布口袋里塞了一只猫，我在发现它时，它像刚从一个纷乱的梦中苏醒，小心翼翼地微睁开眼，慵懒地抖动着身体，它周身白色的毛像一团干瘪的棉花，尾巴上有一段黑色。

长途车站对面有几处卖炸串的小摊，沸腾的油在一只瘦高的小号铁桶里翻滚出一种红色。摊主是个肥胖的中年男人，赤膊，系着围裙。我在递给他一些零钱后，他问我要番茄酱还是孜然。我说，有没有蒜蓉辣酱。他说没有。

炸得太老了。我边走边将一根残留着鸡肉块的竹签扔进草丛。临下车时，挥之不去那只藏在口袋中的猫的形象，抵消着我因距家渐近而产生的不安。

闻佑告诉我一个病房号，让我到人民医院去。我在等待了四十多分钟后坐上一辆公交车，花费了两元钱。似乎每一座城市中都有一家名叫“人民”的医院，它们干着迎来送往的营生，并把一些人和他们的眷恋与遗憾永远留下。

我在看到一个背着红色书包的男孩不慎将手中的汽水洒到车厢地面上时，决定不告诉我妈我回来了，就像假扮成一个真正的旅人那样，只悄悄经过就好。

医院的大厅中有四部电梯，其中两部是坏的。电梯门口拥着的人群中混杂着各种程度的焦灼和哀伤，那些尽显着无助与愤怒的老少、男女或是叹气，或是咒骂，继而在电梯门即将打开时，奋力向人群最密集的区域挤去。着紫色工作服的中年女人便在此时开始用手中的扩音器维持起秩序。过于吵闹的环境让我听不清她喊出的话，只听出一个“等”字，其中充斥着某种极具权威，不容丝毫违背的力量。

我背部贴着墙，绕过人群，用力扥开厚重的防火门，迈向楼梯。

孔老师所住的病房在八楼。我在爬到六楼时气喘吁吁，突然发现自己空荡的双手，即没拎着苹果，也没捧着鲜花。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