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随思随写的随笔系列，本来已经一气呵成地写好了接下来的五、六千字，可是，重读时被自己的戾气击倒，便删掉重写。
内在的戾气，这是我一直难以消磨掉的东西。
近一些年，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没有太多的同情心。大概十年前做过一次MBTI人格测试，我是ISTJ，在Thinking/Feeling的维度上，我的Feeling非常弱。“感同身受”这个词，于我来说，若没有“身受”，就万难“感同”。既使“身受”了，我也仍然有很大的可能并不“感同”，甚至会更刻薄。比如网上流行过十级孤独，第九级是独自搬家，第十级是独自手术住院，我都经历过，觉得拿这些事做文章实在没什么值得同情的。
我一直不能体谅衰老的心态。看书也好，看电影也好，看纪录片也好，甚至去养老院做义工，都只能带来一时的理解，无法真正地“感同身受”。我努力去回忆父亲衰老的过程以及表现，希望能给自己一些理解和体谅他的线索。
从理智上讲，我明白衰老是一条平滑的曲线。是人生这条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右边的那端。每个人的抛物线焦准距不同，有人平缓地衰老，有人陡峭地衰老。总之是一条连续的曲线，好像一个人从山坡上滚落，叽哩咕噜滚到山脚下。但在旁人眼里，尤其是并非朝夕相处的人眼里，衰老是一些触目惊心的断点，好像一个人跌下山崖，“嘭”地撞到一块突出的岩石，“倏”地勾到一根伸出的树技，让旁观者捂着嘴在心里惊叫“啊”“啊”“啊”。
那一年是我做北漂的第二年。还没有孩子，住在官园附近。工作很忙，当然也是父母都很健康，又都退了休，便觉得应该让他们来北京看我，而不是我去看他们。父亲便从哈尔滨来看我，心疼闺女总是错过老家最好的瓜菜季，为我背来了几十斤的豆角和香瓜。那几年，北京的夏天极热，中午能达到四十度。父亲扛着大包，从火车站坐地铁，再从地铁走到我家。
豆角有烂的有蔫的，香瓜有的烂的有坏的。我一边收拾，一边吃着香甜的瓜，一边埋怨父亲大可不必，多此一举，并没怎么理会他因为扛包搞得酸痛的脖子。
父亲既是个如假包换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农民子弟。在农村下放当乡村教师时，一边教课，一边种地，十里八乡的正经农民种的地都不如父亲种得好。勤快，健壮，无所不能。这是父亲刻在我年轻时脑回路里的形象。
我并没意料到，父亲脖子的拉伤从此再也没好。开始只是以为累着了，落枕似的疼几天也就会好了。但并没有。父亲的头从那以后，一直是偏的。平日里倒也看不出来，但凡他要转头看什么的时候，就能看出他梗着脖子，不能自如转动。
后来，父亲在北京帮我带孩子。从孩子四个月我休完产假，到孩子三岁上幼儿园，这将近三年的时间里，白天一直是父亲在帮我。那时，他正向七十岁迈进，但精神头儿好得仿佛五十岁的人，周末和我们小辈们去京郊爬山涉水，劲头比我还足。我便老是会忘记他已是接近古稀之人了。
当他真的到了古稀之年，便解除了照顾外孙的劳役。那几年他有时带着M姨，有时带着兄弟们游山玩水，再时不时地进京来指点一下我们的生活。倒也活得潇洒自在。
突然一年就病重了，进了医院。一个肾坏掉了，几乎失去了功能，加前列腺引发的尿潴留。都不是要命的病，却痛苦，把一个硬汉折磨得没了脾气。乖乖地在医院躺了二十几天，做了手术，总算结果还不错，出院后又是一条好汉。
每次回哈尔滨看望父亲，离开的时候，父亲总要抢着帮我拿行李。最开始是抢我的旅行箱，后来抢我的背包。终于有一年，连我的手包他都不抢了。那年，我陪着他去散步，不过两三公里的路，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我闲闲地走，而他的步子碎而频。仿佛时光重现，只是人物颠倒，那时，他闲闲而坚定地往太阳岛的方向走，少年的我连滚带爬地跟着他的脚步。
在我每一、两年的休假返乡的记忆中，父亲加速老去。但这是我此时回想时，从记忆里捞取的信息。事逢其时时，我的关注点并不在父亲的老去。
我关注的是回父亲家时那些令我头大的事。
第一件头大的事是吃。
每次只要我回家，父亲就激动得炖上几大盆子猪肉、鸡肉。肉是他心目中最高档最隆重的食品，是父爱的最高级表现。父亲的烹调水平其实很可怕，但毫不妨碍他极度自信（我一直特别好奇父亲一身的自信是从哪儿来的，我在他的打击下，一身不自信）。随着他迈过七十、八十大关，味蕾随之退化，原本只是普通难吃，这时变成特别难吃。
这还不算，在父亲的观念中，如果一盘子菜被一顿吃光，那就说明这菜做少了。“多做点儿，别搞得大家客客气气地吃得甜嘴吧舌没吃够”。他主灶的菜量统统是论盆的。每一盆肉，上顿热下顿热，我总要跟它打十几个照面，直到那肉变成肉干或者肉渣。甚至直到我休假结束，那肉还没吃完。
最开始，我为了表示自己体察父爱，会勉为其强地使劲吃。后来发现，使劲吃的结果就是我越吃，他做得越多，简直是缺德家长给孩子留作业的节奏，逼得我不得不改变战术，少吃多剩。但这解决不了每天跟剩菜行“遗体告别”礼的问题。
有一次我实在受不了了，我问父亲：“爸，你能吃出来新炒的菜和剩菜的差别吗？”
父亲答：“有什么差别？要我说，剩菜更烂乎更入味。”
我分辨不出父亲是嘴硬抵死不能让人说剩菜不好吃，还是他果然真的认为新菜和剩菜一个味儿，毕竟他在吃上真的是不怎么讲究。
此外，他还有一套特别的理论：只有有条件，喜欢吃的东西，就应该上顿吃下顿吃，一直吃到吐为止。他的确用这种办法毁掉了好些我曾经钟爱的食品。现在，如果我馋煮玉米了，我就自己去街边买一根，蹲在马路边啃完。就算实在啃不完，也扔进垃圾桶，绝不带回家让父亲看到，否则我就可能要面临连啃一周玉米的“惩罚”——那玉米还极可能是一次煮好，上顿热下顿热反复热了无数遍的。
由于我仍然是他心头最宝贝的闺女，他自视是我最强大的后方，所以每次休假回父亲家，他是断不肯让我下厨房的。我想抢在他前面给自己做点可口的菜都很难。如果我抢得厉害了，他会在刚吃完早饭后，就抢先把晚饭的白菜、土豆切出来堆在菜板上，任土豆丝生出黑锈。
“没事儿，到晚上用水投（洗）一下，炒出来一个味儿。”他如是说。
炒土豆丝是我的爱。但不是父亲切得粗细不均、生了黑锈的土豆丝。
第二件头大的事是睡。
父亲家里只有两间卧室，各有一张床。父亲和M姨是分房睡的。我回去，父亲会把自己的房间和床让给我，他去客厅睡行军床。那行军床有二、三十岁高龄，塌腰塌得厉害，但父亲说它好得很。如果我跟他抢那行军床睡，他就要骂人。
父亲这辈子最得意的事之一，就是当年给爷爷养老时，家里的正房南屋是让给爷爷住的，他和M姨住在北房小屋。这使他也特别有底气大骂老家农村里那些给老人搭偏床住下屋的人是畜生，猪狗不如。
好在我已练就没心没肺的心态，否则睡在他的大床上难免如卧针毡。但他要是非在我回去时又口无遮拦地提这档主次房的道德大事，我就只能开口怼他：“你闺女还不及那些畜生呢，她不但让你住客厅，还让你睡烂行军床。”而他则又有一番理由：“我闺女是偶尔回来，不一样。”
可即便是父亲的床，我睡着也非常不舒服。好好的席梦思床垫，上面又铺了五、六层各种尺寸、厚薄不一的旧褥子、旧被套、旧毛毯 ，七高八低，硌得豌豆公主浑身不爽。
第三件头大的事是，家里的脏乱。
父母亲这一代人，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穷困，这便使他们连一块废布头都舍不得丢弃，总觉得未来会有用。母亲会仔细地把一条又脏又破的彩条包的拉链拆下来，“包破了不要了，但这拉链洗洗还能用。”M姨把穿破的秋衣秋裤的松紧袖口裤脚剪下来，攒了满满一塑料袋，“这些地方都没破，留着补袜子。”父亲则留着二十年前的破竹筐、烂竹杆、铁丝儿、砖头、水泥……
半个多世纪积攒下的破烂儿遍布在父亲家七十平米的窄小空间，把我的心堵得死死的，上不来气儿。一种摸哪儿都是灰，摸哪儿都会粘手的绝望感。当然，这只是我的错觉。
我无数次抱怨家里的脏乱，试图清理掉一些破烂，父亲和M姨则表示不服：“哪里有你说的那么邪乎？！”
后来，我着手在附近给他们租一个一楼的住房时，我看了十几户住房，其中要么是老人单独居住的，要么是老人和儿女共住的，我终于承认，虽然父亲和M姨的家入不了我的眼，但跟他们的同龄人比起来，他俩的确算不上很差。
但三件事全加一起，也不及被父亲精神折磨令人头大。那是一种从回家第二天就会开始的头皮发紧的战备状态。你知道他是爱你的，你也知道自己是爱他的，但这爱不是阳光，不是春风，不是雨露，而是子弹，打得彼此浑身千疮百孔。
近十几年，父亲已经老态，而我则正值壮年，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又完美继承了父亲刻薄的嘴、火爆的脾气和我行我素，这种力量的变化，使父亲已经大大收敛了对我的精神控制。更何况，到底闺女是亲生的，又难得休假回来看他，他自然也是舍不得十分骂我。但他会当着我的面刻薄M姨。每当这时，我就忽然之间怒火中烧，头脑里瞬间充满一团炽热的水蒸汽，令我不能思想，嘴里噼哩叭啦地射出一支支毒箭，飞向父亲。事后我会反思，是不是那一刻，我把M姨想成了当年的母亲，或者年幼的自己。
我常常好奇那些和睦幸福的家庭里，矛盾是如何沟通和解决的。在我，最怕的便是冲突。因为在冲突面前，我几乎没有思考能力。对待冲突，我只有落荒而逃和鱼死网破两条路。十五岁时，我就意识到了自己性格的缺陷，开始看《人性的弱点》这种书，年轻时我看了太多这类书，但都无法解决我的问题。这大概是我一辈子都无法掌握的顶级技能。
心情好的时候，我会趁着陪父亲散步或逛农贸市场的功夫，谆谆教导老头儿：“爸，你别整天挑M姨毛病行不行。谁没点儿小毛病，可大方向上，M姨给我爷养老，对我也不坏，对你兄弟也没啥话说，跟你过了三十几年，这样的老婆，你还要咋样？”
父亲就会举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证明M姨不是省油的灯，是焐不热的石头。气得我要花好大的力气憋回嘴边那句：“你才是不省油的灯，你才是焐不热的石头。”可转念一想，父亲也有他的道理，婚姻中，大是大非的分歧哪有那么多？真正的结怨难道不都是出自这每日每时都要面对的鸡毛小事？
如今，我也要去面对和父亲M姨共同生活的鸡毛小事了。想到自己费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功夫爬出了哈尔滨，爬出了父亲的势力范围，现在，却要重新爬回来，心里难免忐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