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无葬身之地。

导语：有时候，幸存比死去更痛苦，无意义的死亡比幸存更痛苦，在幸存与无意义死亡中间摇摆比无意义死亡更痛苦，而最痛苦的，莫过于幸存的希望完全敞亮之时，荒诞的拐点毫无预兆地显现——是的，你曾试图征服死亡，而死亡以荒诞再次戏弄了你。

      这是一出存在主义式的多幕剧。

      等待着刑讯逼供的几名阶下囚都在做着直面死亡的思想准备。索比埃和亨利都对即将到来的毫无意义的死亡感到焦虑，不是害怕伤痛，而是焦虑着无意义——没有任何情报可供透漏，也没有任何人能从他们的坚守中收益；吕茜挂念着男友，仅有些许惋惜；弗朗索瓦焦虑着能否撑过去；卡诺里已经对命运坦诚相对。

    先离去的是索比埃与弗朗索瓦二人。前者愚弄了审讯官，后者则被同伴们“背叛”——因为弗朗索瓦意志不坚定，余下三人决定先行送他上路以免泄露情报。这个本应理性的选择却给吕茜带来了巨大的感性的痛苦，她拒绝屈服，视死如归，甚至将死亡视作尊严的荣誉与胜利。若望希望给到安慰，却徒然地发现两人已因为可预见命运的不同而彻底从同路人变为了陌路人。

    最终，卡诺里决定泄露假情报以换取三人求生的机会。这个决定的心理障碍在于尊严——吕茜和亨利都不愿看见审讯官洋洋得意、自以为战胜了他们的样子。但是，生的希望唤醒了他们，因为事业还在感召着他们，尽管事业随时都会抛弃个体。在三人以为即将获得新生的时候，却发现审讯官也愚弄了他们——相当于买者付了假币，卖者给出了假冒商品。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他们都期盼着“死有葬身之地”，就是说，他们期盼着墓碑上能铭刻下：XX，为了XX（事业/同伴/光明）而死。但是，命运的荒诞不给他们这个机会。因为给出了假情报而死？因为敌人的狡猾而死？死亡只有是自己选择的时候，人才能保有尊严。

    希望的孱弱无力，完全切适了像我这样的悲观主义者的胃口。信念需要被拯救，尊严与信仰，何者更为崇高？生存与死亡，必须分出高下吗？如果说为了信仰，需要暂时放弃尊严，英雄又该如何选择？出现在中国式宣传中的英雄决不会以萨特的姿态赴死，当然或许关于存在、关于生存论危机的斗争也曾出现在他们胸中，但那只是一瞬，在刚刚冒头的刹那便被集体主义被理想被某种不灭的意志所吞噬。有人说人性恰恰在其中，恰恰体现在尊严、存亡的交织中，信念能否统合这一切？恐怕只有危机关头的英雄才能真正给出答案。然而偶然性或许才是萨特真正想要强调的，那样的思想斗争结束后如果胜利的不是尊严，而是妥协，英雄将不再是英雄，英雄将会被一个选择所彻底毁灭。真正重要的或许不是过程，而是结果，是行为的结果而不是过程定义了人。过程只是存在论悲剧的一个小小注脚。

      除了希望，这个故事里同样孱弱无力的还有爱情。或者说爱欲也可以。爱情指向的是个体与个体，连接微观与微观；爱欲可以指向个体与群体，连接微观与宏观，人当然是可以爱事业的，就像英女王曾宣誓的那样：我的伴侣就是这个国家；又或者是对命运的爱，对主的爱，将自己连接到更崇高的结构上去。在萨特的故事里，无论是爱情还是爱欲都在尊严面前败下阵来。爱情是最虚弱的一个选手——若望与吕茜的爱，在命运殊异之后终究不再具有生存的基础。爱情总是依赖于希望的，依赖于神圣幻觉的，越是逼近虚无逼近死亡，常规的爱越是无力——所以刘慈欣预测在流浪地球的末日环境下，爱情比欲望比婚姻更早瓦解。爱欲呢？或许爱欲最终使尊严屈服，然而爱欲却无力穿透荒诞。要想穿透荒诞，只能依靠坚硬冷酷的一种力量，能穿透符号系统不一致性的那种力量。意志。爱欲或许也能够抵达，但故事里受审的革命者显然找错了爱欲的方向。他们是迷茫的、困惑的，在尊严与爱欲之间摇摆，爱欲指向生命指向未来而不是指向本底性的当下：爱命运不是爱光明伟岸的命运，而是爱一切命运。要想击穿荒诞，须先与祂共舞。要想超越虚无，须先与祂同行。

    因此，萨特最后又回归了希望。不再是柔弱的、指向未来的理想主义式希望，而是指向生命指向行动本身的希望。我不再希望我的行动会成功，我只相信我的行动、我的坚持能够超越虚无、定义自身。

    不幸的是，真正的存在主义实践愈发困难，在当今的时代，很多全新的阻力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不错，唯一坚实的只有当下，但想要发出行动，不能仅仅活在当下，人是被自己抛到未来的生物，这其中希望指向前方。恐惧则指向后方——指向那些被埋入历史尘埃里的创伤性体验。存在主义与自然的原初结构相反，原初的主体是想要回归到失去的乐园中去的，而害怕必将到来的死亡，这一扭转的定义与发现是萨特之流的贡献。但是现在不同了，如今我们早已没有耐心，我们期待着用“当下”取代一切，互联网提供了即时性的工具，由此生存空间缩回了现在、立刻、马上的狭小地带，因为我们既无法处理身后的创伤性裂口，又无法直面身前愈演愈烈的多重焦虑——未来弥漫着几乎无法克服无法超越的或现实或想象的困境。这既是政治经济学因素失控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技术、心理、时代多重结构自然延展互相缠绕融合的派生物。

    心理时间被压缩到此时此刻。抑郁与麻木交替出现，抑郁即阻塞，麻木即回避。因为习惯了朝向未来的生存，存在者不可能亳无障碍地退回此时此刻，它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心理纵深被推平，享乐的需求必须即刻完成——以令人目眩的螺旋加速的形式。于是我们只能坐在名为此时此刻的滑板车上，眼睁睁地看着世界加速划过眼前。加速——意味着失控，无边界，无限制。世界越来越陌生。齐美尔探讨过这种加速及其产生的文化悲剧，但并不是从时间性的角度切入的。精神分析学家则不同，他们看到了心理结构的发展需要时间性的纵深，需要空白，需要经历缺场、忍受痛苦。受虐倾向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弗洛伊德从三我的斗争中定义了心理忍受痛苦的需要。完整的、统合的自我在时间性上理应是开放的，过去现在未来之间不应该存在阻塞——精神分析的目的就是要去破除这个阻塞，达到修通的目的。但我们能看到这个时代——也即马丁娜·B·多姆博尔德所谓的“忧郁化时代”——前进的方向与精神分析的目的背道而驰。这个问题，萨特能解决吗？

    对大多数人来说，焦虑至少有三到四个维度的来源：当下自我、未来自我、未来共同体、未来人类。通过竞争来中介——竞争是大多数现代神经症的起源，也是焦虑的起源。主流姿态就算不能视作悲观，但也称不上乐观。混乱、动荡、撕裂、阻塞、压抑，既有可能是黎明前的黑暗，又有可能是世界滑向更深的深渊前的低鸣。今天的人们似乎还是萨特眼中的“前期人”（pre-man），真正的总体解放还遥遥无期。如果是加缪，肯定又会回到与荒谬、与封闭性总体的对峙性反抗中去，但那无法真正解决问题，而萨特呢？他的方向是对的，行动与创造能克服让人不断下坠的地心引力，但中间似乎少了些什么。是爱欲？不，仅仅知道并坚信爱欲的力量明白与虚无同行的意义是不够的，这里有一个跳跃，这个跳跃对于僵局中的主体是致命的，它终会洗刷（或者说白化，像珊瑚虫褪色那样，变成僵死而不倒的存在）掉任何意志。

      根本麻烦在于，世界的总体性僵局与个人的矛盾，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观念论者视主体为总体的中介性他者，总体需要主体来克服自身的僵局。加缪发现主体眼中的总体是绝对封闭的，但实际上总体并不封闭，它分裂出若干主体，在体验主体痛苦的内在僵局过程中试图借由主体性力量来解决最大的那个问题。要克服僵局，主体在中介着总体的同时应当体会到自身的永恒性，也应意识到联合的必要性。和世界联合，因为世界也离不开主体，辩证唯物主义者会这样考虑。而海德格尔试图走另一条路，一条直接面向僵局的路，他希望借助本真性来闯出导向未来的路——焦虑只是因为想的太多，而把真正重要的忘了，那就是向前。我们需要神圣性，需要增加未来的吸引力，需要依靠时间性的“绽放”来回归本真性，而不是回到日常的、庸俗的、自我循环的僵局中去。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他道出了唤醒爱欲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