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星中学，由于写作兴趣分散了精力、成绩不佳、身份危机、在同学中相对孤立，以及教师不当教育方法所造成的压力，使本来就有点恃才傲物的韩寒，越来越丧失学习的兴趣和信心，他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往下跌，但也推动了他朝一个写作者的方向不断努力，有意无意地寻求将写作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一条出路。韩寒毕竟是一个从小就表现出较高天分的少年，他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尽管受到来自外界的不当压力，受到了一定的伤害，他并没有屈服、并没有被打倒。不良的外部环境，一方面打击了他对传统读书、考大学成功模式的信心，一方面则逼着他独辟蹊径，寻找属于自己的出路。

韩寒曾在《零下一度》首版的自白里写道：“1995年，初中，不快乐地混日子，发表文章。”学习成绩的差距、老师的有意识孤立，进一步加深了韩寒与同龄人之间的隔膜，但也使得韩寒愈发倾向于依靠阅读打发时间。韩寒的母亲周巧蓉对此曾有这样的解释：“韩寒这孩子小时候胆小，不爱和别的孩子玩，喜欢自己呆在家里看书。”[1]按照韩父韩仁均的说法，韩寒在初中后看书较多，但是当时父母工资收入不高，无法完全满足他，就给他办了一个图书证，到县图书馆借书看。《1988》中也提到过一种类似的情况，还在读小学的陆子野，因和小伙伴争夺圣斗士的名位，被排挤、孤立，就一个人留在家里看了很多书。

在金山县图书馆借书浏览书报的过程中，一向被老师同学认为作文很好的韩寒，注意到一些少儿报刊上的文章十分幼稚，不禁跃跃欲试，萌生了自己写作的念头。韩寒的这一选择，除了个人兴趣使然、希望在较差的学习成绩外寻求证明个人价值的途径外，显然还有一定的经济动机在。

韩寒说过，他之所以从事写作，曾在文化站工作并喜欢文学创作的父亲是最大动因。韩仁均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时经常在《故事会》一类刊物上发表小故事，并有一些作品在评奖中获奖。就像《三重门》中林雨翔的父亲投稿赚稿费一样，韩仁均的投稿也给韩家带来一些额外的收入。在《第三个人》一文中，韩寒也曾坦诚初中开始投稿的动机：“后来我开始投稿，投稿的动机说来可笑，只因为暂时缺钱。”[2]韩寒那会儿无疑也了解当时郁秀、刘婷婷、赵亮晨、张东旭、周舟等比他更早出道的少年作家靠写作名利兼收的情况，而且有心步他们的后尘。在《文学啊文学》中，韩寒就曾写道：“无数少男少女在做着要成为中国第二个郁秀的梦，希望自己手里落俗套的、无病呻吟的东西能有个好销量。”[3]

上海学者葛红兵出身于江苏南通乡村，他有一段回忆自己初中生活的文字，其中所反映的情况，与韩寒的经历惊人的相似：

我初中的时候，因为我是农村来的，我是凭成绩考到那个初中里面去的。但是我们那个地方、我们的班里面，还有一些城里的孩子、乡镇里面的孩子，他们在我们那里上学。乡下孩子与城里的孩子之间有巨大的鸿沟，乡村与城市之间有巨大的鸿沟。在衣服上面、说话的口音方面以及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买的饭菜方面，各个细节方面都有。然后我们班当时有几个特立独行的人，他们是镇上的，那个时候叫什么，就是像小流氓一样。喜欢穿大的喇叭裤，听邓丽君的音乐，然后他们那种姿态，那种自由的姿态。比如说他对老师的那种姿态，平等得能够跟老师对话，那个时候我们是非常怯懦的。

因为受到城市孩子的压迫，葛红兵一度想成为对方那样的“小流氓”，但终于因为身体瘦弱无法成功，结果努力学习，最终成为一个学者。[4]

与葛红兵的心路类似，在初中遭受不断挫折伤害的韩寒，在受到其身为作家、编辑的父亲的启蒙和影响下，开始将其精力转向了写作。

问题是，一个正在性格、智力发育成长中的少年，过早地产生对于经济问题的忧虑，甚至试图通过投稿的方式赚取稿费，补贴零用，所获得指导又不多，这肯定要或多或少地牵扯到在学习上的专注度。反过来，当韩寒的成绩有意无意间下跌，并因此受到老师的粗暴简单批评、懵懂的同龄人的排挤时，他越发产生对学习的逆反心理，丧失了对学习、尤其是数理化的信心，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课外阅读和写作中去。

这种问题在初中时对韩寒的影响还不太明显，因为初中的课业相对来说是较轻的，可以使用韩寒曾经提过的突击方法来搞定一部分。尽管韩寒沉溺于读“野书”、选择写作最终闯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成才道路，但我们还是得指出，少年韩寒在初中阶段，因受到不恰当的教育方法的对待，或至少未受到应得的帮助，加之后来在写作上又取得了一些小成就等因素，是使得他无心专注于课堂学习，最终偏离传统教育模式的重要原因。

这种后果，现有教育制度、作为成年人的老师、家长，都是负有责任的。

[1]孟庆伟：《大话韩寒》，华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2]韩寒：《第三个人》，《零下一度》，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3]韩寒：《文学啊文学》，《零下一度》，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4]葛红兵：《直来直去》，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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