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继续听书,是来自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董竹君女士的自传《我的一个世纪》。董竹君是一个既有才干又十分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性,我们将会从她身上学到让自己更值钱的财富思维。
锦江饭店是一家历史悠久的花园式酒店,坐落在上海市中心的淮海中路和茂名南路上,占地三万多平米。自1935年开业以来,锦江饭店接待过100多个国家的元首,还有世界各地的名人。
这家饭店大有来头,它的创始人董竹君,则是20世纪中国最成功的女性商业领导者。
董竹君出生于1900年,她去世的那年是在二十世纪末,一共活了九十八岁,几乎横跨了整个二十世纪,所以她的自传叫做《我的一个世纪》。
我把董竹君的这一生大致分为了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董竹君13岁那年开始。她被家人卖去青楼抵债,不过是卖艺不卖身。
第二个阶段,从她遇上自己后来的丈夫夏之时开始。董竹君跟夏之时私奔去了日本,在日本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成为一代知识女性。
第三个阶段,从董竹君学成归国开始。在这个时期,董竹君和夏之时的婚姻出现了重大的矛盾,最后董竹君决定和夏之时协议离婚。
第四个阶段,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来到上海创业。她白手起家,创办了著名的锦江饭店——当时还叫锦江川菜馆。
第五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董竹君为新中国做贡献,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董竹君的一生做出了好几次关键性的选择,正是这些选择,决定了她的人生一直在增值。而且董竹君在每一次做选择的时候,都很好地运用到了经济学的思维。
第一次选择:
从青楼卖唱女到日本留学生
董竹君出生在上海的一个贫寒家庭里,在她十二岁那年,父亲生了重病,家人向“长三堂子”的老板借了300块大洋,条件是让董竹君在那儿卖唱三年。
所谓“长三堂子”,就是清朝的青楼,又叫书寓。董竹君在这里,主要负责唱歌,顺带陪客人聊天。
三年卖唱期限要到了,但书寓的老板根本不打算放董竹君走。因为董竹君在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知名度,老板当然希望她能留下来继续招揽生意。
董竹君心里清楚,自己肯定不是老板的对手,说不定以后就很难从这里出去了。她只能采用“曲线救国”的方式,那就是找一个靠谱的结婚对象,然后名正言顺地带自己出去。
夏之时和董竹君
当时在这些场所里,偶尔会有革命党人到这里来聚会、谈论政治,夏之时就是其中之一。
夏之时是“辛亥革命”中的大英雄,在日本留过学,二十四岁就担任了四川省副都督兼蜀军总司令。董竹君和夏之时彼此有好感,夏之时也动了想把董竹君娶回家的心思。
书寓的老板趁机要3000块大洋的赎身费,才肯放董竹君走,夏之时爽快地答应,但是董竹君却拒绝了。
她跟夏之时说,你不用替我赎身,怎么逃出去,我自己会想办法。但是,我不要你的钱,你得承诺我三个条件。
第一,我坚决不能给你做小老婆;第二,到了日本之后,你得让我去读书;第三,等学成归国,我们要共同经营家庭,到时候你主外,我主内。
董竹君明白,夫妻之间只有人格平等,才有幸福可言。如果她让夏之时出钱替自己赎身,她跟夏之时的关系就永远不会平等。
怎么逃出去呢?董竹君再一次运用了成本收益分析。
当时书寓的老板知道董竹君要逃走,已经把她关起来了。董竹君把身上的钱全部拿出来,买通看守,然后瞄准一次机会逃了出去。所有积蓄全都放弃了——这是她付出的成本。留下这些钱,书寓老板至少不会拼命地追自己了——这是她获得的收益。
董竹君跟夏之时直奔日本而去。
这就是董竹君人生中的第一个关键选择:从青楼里逃出来,让夏之时带自己去日本求学。
董竹君在做决定时下意识地用最小的成本瞄准了最大收益的选项,那个时候她才十五岁,已经展现出了独到的眼光和惊人的判断力。
第二次选择:
在经济独立和协议离婚之间寻找最优解
董竹君在十五岁时的一个关键决定,让她的生活由此展开了正向的良性循环。但慢慢地,董竹君和夏之时之间的矛盾就凸显出来了。
表面上看来,是因为董竹君善于社交,所以夏之时不放心,才导致了两人之间产生摩擦。实际上是夏之时自己的原因造成的。
夏之时老家在四川,四川军阀很多,整天搞派系斗争。夏之时难免就卷了进去,然后被解除了军权。下台之后,心态一落千丈,成天就靠吸鸦片、打麻将混日子,而且脾气也越来越差,动不动就对董竹君发火,甚至是打骂。
这个时候的夏之时,已经跟不上董竹君的脚步,而且成为董竹君的一个负担。
面对这样的丈夫,董竹君实在是不堪重负。
正常人在这个时候大多会做出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立刻就跟夏之时离婚,带着孩子们离家出走;第二个选择,顾及到孩子太多,照顾不过来,继续将就着过下去。
这两条路董竹君都没有选,她又一次用到了成本收益分析,做出了一个更为稳妥和折中的选择。
她先是找夏之时谈离婚,说打算要去上海创业,进而跟丈夫谈了一个条件:先分居五年,大家签个协议,如果这五年里,我在上海站稳了脚跟,你的事业也恢复了,那我们后面再说要不要继续一起生活。
衡量成本和收益后,董竹君以退为进,这五年是给自己的一个缓冲期。
一方面,夏之时每个月会给子女支付抚养费,董竹君带着几个孩子,至少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另一方面,如果这五年董竹君实现经济独立,那她的主动权也就更大。
分居之后,董竹君集资4000多元,在上海创办群益纱管厂,规模大约在100多人左右。刚开始的几年,工厂办得相当不错。但不巧的是,淞沪会战开始了,工厂在炮火中被炸成了废墟。
这个时候,五年的期限也到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董竹君是有能力办好工厂的,只是赶上了打仗,凭借董竹君这些年积累的经验,随时都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但夏之时看不到这一点。夏之时来上海赴约,给董竹君泼了盆冷水,他说:你看,我说你在上海混不下去吧,你也别折腾了,还是跟我回去吧!
董竹君没答应,两人就此正式离婚。董竹君提了两个要求:第一,夏之时需要承担一部分抚养费;第二,一旦她发生意外,希望夏之时念及情分,把四个女儿培养到大学毕业。
就这么两个条件,董竹君净身出户了。
在那个年代,女性主动提离婚,而且还净身出户,这是很罕见的,一时间,董竹君成了很多人的偶像。
其中有一个叫李嵩高的人,是一个做军火生意的商人,他听说董竹君的故事,特别敬佩董竹君的勇气。李嵩高去上海出差,特意登门拜访董竹君,当场资助两千块大洋,支持她继续创业。董竹君拿到这笔资金,迅速地开了一家川菜馆,叫做“锦江小餐”,这就是锦江饭店的前身。
第三次选择:
广结善缘,黑白通吃
在筹备川菜馆期间,董竹君早年在日本学到的东西派上了用场:店里的川菜经过她的改良;设计了饭店的店徽;装修结合中、日、欧三种不同风格。
川菜馆挂牌营业之后,生意非常红火。
当时,上海滩青帮、洪帮的大佬级人物——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是这里的常客,南京和上海的军政要员也会经常光顾这里。
董竹君除了要管理饭店的各种事务,她还要应对上海滩的各种势力,既有黑道,又有白道,一不小心就会站错队、得罪人。
董竹君是怎么选的呢?她还是衡量成本和收益。
三四十年代,时局还是很不稳定,在乱世中谋生、做生意,最重要的一点不是挣多少钱,而是安全。基于安全的考虑,董竹君几乎从不站队,而是小心谨慎地处理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
杜月笙几乎每天都要去锦江川菜馆吃饭,但每次过去要排队等位等很久。
有一次,杜月笙发火了,对服务员说,“生意这么好,人这么拥挤,怎么不扩充一下呢?你去告诉老板娘,如果需要房子,我可以叫房东想办法。”
董竹君迅速抓住这个机会,完成了对“锦江川菜馆”的升级。
因为杜月笙一发话,房东赶紧腾出了几间空屋子租给董竹君,法租界工部局也破天荒地,给董竹君签发了特许营业执照。
后来董竹君专门摆了两桌酒席,宴请杜月笙和他的家人朋友们,以此表示感谢。
在外人看来,董竹君和黑帮的关系很不错,实际上,董竹君是很有分寸的:第一,她注重有来有往,不欠人情;第二,她始终保持中立的态度,从来不依附于任何人。
董竹君
董竹君一辈子结识的朋友三教九流,但从来没有因为站队出过问题。
抗战时期,锦江饭店更是成为了国共双方、以及社会各界进步人士联络和开会的重要据点。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日军进攻上海,郭沫若等人回国,传播抗日救国思想。董竹君早在日本时,就对郭沫若久仰大名,十分钦佩。于是直接承包了郭沫若的一日三餐,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战。
建国之后,董竹君把个人资产都捐献给了国家,也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在做决定,这让她在之后受到了很少的政治冲击,渡过了相对比较安宁的晚年。
董竹君的这本自传《我的一个世纪》先为你解读到这里。
董竹君传奇一生中的三个关键选择,帮助董竹君完成了几次身份的跨越:从一个青楼歌女到督军夫人,再到女企业家,最后成为全国政协委员。董竹君在每一次做选择的时候,都很好地运用到了经济学当中的成本收益分析。
董竹君作为著名的女企业家,还有一个最突出的特质值得我们今天的女性学习,那就是赚钱能力。
每天进步一点点,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