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诚然，无论是作为史学研究或是文学作品，《史记》都拥有着极高的价值。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千百年来，文人墨客们对于这本史学巨著的赞美从未停止过。但是，却很少有人真正能够读懂写下这本巨著的作者，为了留下这部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传世之作，究竟付出了怎样的艰辛。
临危受命
西汉景、武年间，司马迁生于黄河龙门的一个家庭，那个时候一定不会有人想到，伴随着那婴孩的第一声啼哭，一代史学大家从此彪炳史册。后来，年幼的司马迁开始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之下习字读书，父亲的学识渊博对司马迁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十岁时就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古书典籍，司马迁也从中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到京师长安任太史令一职。从那个时候开始，就预示了司马迁一生必定会与史结缘。也正是因为父亲司马谈的缘故，司马迁入京后得以入仕为郎中。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春天，汉武帝东巡渤海返回的路上在泰山上举行封禅大典。 作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的官员，司马谈因病留滞在周南（今湖北地区）未能继续前行参加此次仪式，因此心中愤懑无以排解，导致病情加重。此时，奉使西征的司马迁在完成任务后立即赶往泰山参加封禅大典，行到洛阳却见到了此时早已经命垂旦夕的父亲。弥留之际的司马谈对司马迁说:“我死之后，你一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司马迁临危受命，从父亲的手中接过了完成一部史学巨著的重任。一部《史记》，实则凝结着两代人的心血，和一个家族对于国家和民族的一片深情。在父亲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被任命为太史令，并开始整理历史书籍以及国家所珍藏的各类档案文献。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珍贵文献的机会，这为他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也并非易事。很多藏书、文献都杂乱无章，毫无头绪，查找资料十分困难。司马迁几年如一日，费尽心血，忙于整理资料。直到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立法修改工作时，才正式开始执笔创作《史记》。一代史学大师，一部千古流芳的史书，从此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熠熠生辉。
飞来横祸
汉武帝天汉二年时（前99年），汉武帝想让李陵为前往酒泉打击匈奴右贤王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李陵婉言谢绝，并毛遂自荐请求以步兵五千打击匈奴，汉武帝赞赏李陵的勇气所以就答应了他。然而，李陵行至稽浚山时却遭遇匈奴单于的袭击。此时，援兵不到，匈奴之兵却越聚越多，粮尽矢绝之后，李陵最终迫于无奈而降敌。 汉武帝得知后勃然大怒，群臣纷纷声讨李陵的罪过，唯有司马迁一人为李陵辩解说：“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然而，公孙敖却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此来反击汉朝。于是，汉武帝一怒之下便诛杀了李陵家族 ，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之名被定为诬罔罪。在当时，这可是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忠义直言，虽名节可保，可是这样的死如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之死无异。如此默默无闻的死去，不但无法完成父亲临终之前的殷切嘱托，而且毫无价值。司马迁想到，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吕不韦被贬属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秦国，作《说难》和《孤愤》，《诗》三百篇，大概都是贤士圣人发泄愤懑而作。 最终，司马迁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从此以后，司马迁不问政事，继续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全身心投入到《史记》的创作之中。在黑夜里踽踽独行， 在忍辱负重中，一点点的完成那个属于太史公的使命。
越王勾践为了有朝一日能够荡平吴国，卧薪尝胆十年时间，最终才有了“苦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的气势磅礴，一举荡平吴国，成就一番功业。而司马迁，为了能够完成太史公的使命，甘愿忍辱负重的活着，承受着来自心理和身体的巨大痛苦，以及来自外界的冷嘲热讽，才留下《史记》，这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如果说，司马迁当时为了逞一时之快，求得一死，又怎么会有《史记》的辉煌?默默无闻的死去，除了给亲人徒增悲伤之外，也许真的一文不值。但是如果能够忍辱负重的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活着，则有可能成就一番事业。“慷慨就义易，从容赴死难。”能够在屈辱中不忘本心，坚持与不公命运顽强拼搏的人，并不多见。面对屈辱，很多人都会选择逃避，最后缴械投降转而埋怨命运待自己不公。而司马迁，却并不是这样的人。他用忍辱负重，换来了后世的千年敬仰。
青史留名
司马迁在完成《史记》创作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一部著作都处于不见天日的状态之中。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杨敞。杨敞在汉昭帝刘弗陵时期，曾经官至宰相。杨敞有两个儿子，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给杨家生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史记》，拿出来给他阅读。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一句，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那以后，这部旷世著作才得以重见天日。于是，人们惊呼，太史公竟然用了十余年的时间，为后人留下了这样一笔珍贵宝藏。
《史记》虽然是一部记叙历史发展轨迹的史书，但是读来却并不让人觉得文字枯燥、深奥难懂。而恰恰相反的是，它文辞优美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这同时也说明了，当年司马迁著书之际，也一定是字字斟酌、反复推敲的。由此，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问世。这部著作，作为司马迁的传世之作，可谓是饱含了他一生的心血。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司马迁对于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思考，和他的爱憎分明。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可是司马迁却将他与诸侯并列，并在“世家”当中来叙述。项羽最终虽然未能继续西楚霸王的辉煌，但是司马迁却将他与历代皇帝并列，在“本纪”当中进行叙述。一句“太史公曰”，多少情感都倾注其中。
中国古代向来提倡中庸之道，凡事以和为贵，不可操之过急。而多年以来的应试教育也告诉我们，世间万物不可太过于绝对，凡事都是相对的，太绝对的答案一定是错的。于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下，我们也就变得喜欢用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去对待事物。做事也就难免有些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最后，往往也都是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也不再独立思考。所以，最糟糕的结果就是一个原本错的观点，一件原本错误的事情，却在以讹传讹之中变成了大家所公认的事实。人们常说“谣言止于智者。”那为什么当我们明明自己都不确定的时候，还要人云亦云的追随、转发呢?如果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可以认真思考，拥有自己独立的态度。又怎么会谣言四起呢?我想，这应该就是我们在当下最应该反思的。
千年以前，太史公司马迁临危受命，接受了父亲在临终前的嘱托，执笔开始写一部通史巨著。在忍辱负重的活着还是默默无闻的死去之间，他放弃了后者而选择在忍辱负重中继续活下去，完成作为太史公的使命。而他，也确实做到了。我想，当年笔耕不辍的他，一定不会想到，时至千年以后，一代又一代的人还在一遍又一遍地翻阅这本著作。这也许，就是对太史公抉择的最大敬畏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