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当年这个案子，正是在宁国府异地审讯，才让罗氏获胜。现在池州府做出的判决，是在打宁国府的脸，如果他们能参与进来，案情一定会有转机。

可惜宁国府显然不打算趟这场浑水。罗显的诉状告过去，负责人直接转回了徽州府。徽州府呢，因为此案已由巡按詹大人转委池州府审理，不好驳巡按察院的面子，也照样转到池州府审理。

转了一圈，回到原地了。

此时已经是嘉靖十二年十一月份，将近一年时间过去。罗显别无选择，又踏进了巡按察院的大门，去找巡按詹宽詹大人主持公道。

以往数次官司，罗显靠着向巡按御史提告的办法，占尽优势，这一次他觉得还会被福星关照。可他也不想想，当初把整个案子踢到池州府的，正是这一位詹宽。罗显找他，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罗显在这一次的诉状里声称：池州府审判不公，杨推官贪赃枉法，法椿毁坏祖坟，请求秉公处理。

詹宽一看，哦，这案子涉官了。

之前说过。按照大明律，如果一桩涉官案件提告到巡按这里，案件要转到被涉官员的上级机构。告县官，则转府处理；告府官，则转布政使司处理；告布政使官员，则转按察使司处理。只有告按察使司的官员时，转无可转，巡按才能亲自审问。

池州府也隶属南直隶，南直隶没有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府级再往上的地方司法机构，只有巡按御史。因此这次罗显的案子，詹巡按可以亲自过问。

詹宽也不客气，先提拿了太平县的赵典史过来，问他嘉靖九年六月去杨干院筑坟的事。赵典史不知是吓的，还是得了什么暗示，说话支支吾吾，说当时罗显自己找了一百多人去筑坟，本人只是旁边监督，罗显曾经说在地下发现砖墎什么的，本人只是听说，并未亲见云云。

詹宽又潦草地审问了几句，直接判了案。不过这次判决的结果，无论罗显还是法椿，谁也没预料到。

判词如下：

“夫崇正辟邪，为政首务。欺公蔑法，难长刁风。切照罗显祖坟，就依其宗谱等书所载，果在寺后，不应今在寺中。今果在于寺中，则修造梵宫时，助缘题名于梁楣者，罗氏如许多人，又不应忍弃其祖，与僧直据其后耳。实为取非其有，又何怪乎排年扶僧竞为立一赤帜耶？合平其土。”

詹宽一上来，就否定了祖坟的合法性。即便如罗显主张的那样，祖坟在先，佛寺在后，如今也该拆掉。杨干院现在是公众寺庙，捐款的外来居士很多。你们把祖坟留在庙里，别人天天上香，是供奉你家祖先还是供奉佛祖？

然后詹宽笔锋一转，连罗秋隐都骂上了：

“秋隐，唐时一民庶耳，不知有何功德在人耳目，专祠独祀于百世之下，实为僭越，法当立毁。再照杨干院创虽非今，然而妄塑佛像，迹类淫祠，又系今时例禁，尤当一切毁去。”

等一等，你骂罗秋隐也就算了，怎么连杨干院也要毁掉？你到底哪边的？别着急，咱们再往下看看詹宽给的解决方案：

“将中堂改祀宋丞相程公元凤，为旧有神主页。配以罗鼐、迪威、贤孙，为碑载檀越也。左右两堂，遍祀劝缘，助缘人氏，为示此寺决非一家可得而据也。观音堂改与僧家，祀其香火,各仍其旧，为寺有僧田，尚供税赋也。候本院另行平毁改立，庶可以斥二家似是之非，亦无负前人崇正辟邪之意矣。”

没想到，没想到詹宽的判决竟然是这么一个离奇的结果。

罗氏祖坟要推平，佛殿也不能幸免。原有殿屋一半改祭程元凤等先贤，一半留给杨干院。

詹宽这么判决，也是有原因的。《大明集礼》里记载说：“庶人无祠堂，惟以二代神主置于居室之中间，或以他室奉之。” 也就是说，明代礼法只允许庶民祭祀父亲和祖父，再往前就不许了。就算祭父祖，也不许立祠堂。

偏巧罗氏在明代没出过什么官员，确实属于庶人。所以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杨干院里的罗秋隐坟和墓祠，算是淫祠，理应禁绝。

詹宽比杨推官高明之处在于，他不纠结于那些细枝末节的推理，直指礼法核心，拿意识形态泰山压顶，让人辩无可辩，驳亦不敢驳。要知道，大明以礼立国，凡事一上升到道德层面，就没道理好讲了。

当然，詹巡按对杨干院也没什么好脸色。早在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就下过一道《归并令》，要求天下寺院要进行归并，三十人以上才能成寺，而且还得是归并到明前的老寺，新建的庵堂寺院要一概革去。

虽然杨干院属于老寺，但佛殿里的佛像却是新修的，也算“迹类淫祠”。詹宽援引《归并令》，要求他们必须限期整改，交出一半寺产。

法椿没想到，眼看见到成功的曙光，却惹出这么一位一身正气、两不偏帮的大神。判词里有一句“为示此寺决非一家可得而据也”，正是法椿梦寐以求的结果，可以彻底把罗氏一族赶出了杨干院——只是代价实在太大，半座寺庙没了。

除了祖坟之事，还有九位排年涉及贿赂之事等着处理。

詹宽也懒得仔细分辨，给罗显、法椿以及九个排年统统判了杖、徒之刑。好在这些刑罚很快得到了赦免，因为正赶上八月份嘉靖皇帝生了个儿子，起名为朱载基，大赦天下——他们的运气是真不错，赶上了好时候，若是晚两个月判，结果恐怕会大不相同，因为朱载基出生两个月就夭折了。

至于到底是谁贿赂九位排年的，到底也没查清楚，就这么不了了之。

嘉靖十二年十二月，南直隶巡按察院行了一道公文给徽州府，责成他们按照判决书，尽快去杨干院平坟拆寺。徽州府收到一看，这道公文上还有巡抚都御史陈轼的批示：“照巡按衙门批详施行”，立刻明白，两院已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

其实陈轼在徽州同知李邦审结之后，也批示过同意。现在他再同意詹宽的判决，有点打自己的脸。可陈轼也没办法，巡按虽然比巡抚品级低，可毕竟不在一条行政线上，真要在司法领域顶起牛来，巡抚也得让巡按三分。

有了两院督促，徽州府不敢怠慢，派了一个姓张的通判在杨干院压阵，把罗秋隐的坟墓第二次铲平。然后他们将佛殿拆毁，只留下观音堂供僧人们礼佛。

法椿和罗显看着这一切，百感交集。两人从嘉靖七年斗到嘉靖十二年，却是这么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面对这一结局，法椿大概是放弃了，而罗显却在一年之后，重新振作起来。

因为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小真相。

在郑有保被殴死的那一夜，杨干寺的和尚坚称有佛圆、能霓两个僧人被罗家殴死，但一直却不见尸首。后来休宁、黟县两县断案时，认定两人病故；再后来池州府断案，法椿又拿这两个和尚说事，指控是罗禄所杀，后被詹巡按证实子虚乌有。

那么这两个人到底去哪了呢？罗显自己也做了一番调查，调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还记得法椿的来历么？他本是休宁县的绝户长子，逃户至杨干院被佛海收留，偷偷入了僧籍。休宁县曾经找上门来，要他回去落户，不知为何没有追究到底。

罗显找到的真相是：佛圆、能霓多年前就死了，杨干院却一直在虚造僧籍，让他们活在档案里。当休宁县给杨干院发来文书，要求法椿还俗回去落户。法椿或佛海便买通了休宁县的一位里老郑彦儒，把佛圆、能霓其中一人的僧籍销掉，伪托还俗，虚落在郑彦儒的里册中。一人逃出，一人回籍，账面上做平，足可以给休宁县一个交代。

经过这么一番运作，死和尚进了活人籍，法椿便把身份洗脱出来。

这次与罗氏对决，法椿故技重施，让佛圆、能霓两位劳模再“死”一次，借此诬陷罗氏。

罗显认为这是一条绝好的证据，凭它一定可以扳倒法椿！他抖擞起精神，打算继续上告，可写完状书却发现，无路可走了。

此案最后一次是巡按御史詹宽亲自审结，巡抚都御史陈轼附署，可以视为终审判决。罗显想要上诉，地方上已经找不到比两院更高的司法机构了。此路不通。

等一下。

地方上没有，那么京城呢？

                          十

京城有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三法司，还有一厂一卫，还有阁老们，再往上……还有皇上嘛。

罗显冒出一个极其大胆的想法：要不咱们上访去吧！

上京告御状这种事，历朝历代都有。汉称“诣阙”，唐有“投匦状”、“邀车驾”，宋叫“诣台省”，清称“京控”。在大明朝，上访有个专门的术语，叫做“京诉”。

越级诉讼是个特别犯忌讳的事，京诉更是敏感。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曾经给老百姓颁发大诰，头顶大诰可以直接进京喊冤。不过很快“小民多越诉京师，及按其事，往往不实，乃严越诉之禁。” 从此以后，大明历任皇帝对京诉格外谨慎。民众可以上访，但甭管申诉事实是真是假，上访者都得被问罪。

好在徽州府有健讼传统，百姓法律意识和常识都很丰富。罗显和罗氏一族研究半天，在大明律里查到这么一条：

“各处军民奏诉冤枉事情，若曾经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官问理……令家人抱赍奏告者，免其问罪，给引照回。”（《大明律集解附例卷之二十二》第十六条》

就是说，如果上访的案子曾被巡按御史或者布政史司、按察史司受理过，那么上访者可以免罪。这在法理上说得通，因为被这三处衙门拒绝之后，百姓没有能再上诉的地方了，只能上京。

罗显这个高兴。杨干院这个案子，终审正是巡按判的，完全符合这个规定。可没高兴多久，他发现这条规定还有个适用范围：

“军役户婚田土等项，事情曾经上司断结不明，或亲身及令家人老幼妇女抱赍奏告者，各问罪，给引照回，奏词转行原籍官司，候人到提问。”

朝廷日理万机，不能什么鸡毛蒜皮的上访案子都接。如果你是涉及大逆或人命之事，适用于刚才那条免罪的规定；如果你上访是为了田产婚姻户籍之类的，对不起，一样问罪，还得打回原籍。”

杨干院这个案子，核心纠纷是罗家祖坟的位置，归到田土一类，自然不能免罪。

得，空欢喜一场。

顺便说一句无关的趣事，大明律有时候挺地域黑的。在《弘治问刑条例》里有一条关于“京诉”的规定：“江西等处客人，在于各处买卖生理，若有负欠钱债等项事情，止许于所在官司陈告，提问发落。若有蓦越赴京奏告者，问罪递回。奏告情词，不问虚实，立案不行” ——江西人做生意打官司的，不许上访，否则问罪不说，还不予立案。

为什么这么黑人家？早在朱元璋的《教民榜文》里已有揭示：“两浙江西等处人民，好词讼者多，虽细微事务，不能含忍，径直赴京告状”。不是不接你们的案子，实在是朝廷接不住过来啊……

书归正传。

罗家人研究了半天，发现无论如何得牺牲一人，才能把上访这事完成。罗显年纪大了，一定扛不住牢狱之灾，法律上也不允许老人京诉，得派个身强力壮能抗打的年轻人去京城。最后罗显的侄子罗兴站出来，毅然决然地说我去吧。

于是罗显精心准备了一份状书，将整个纷争的前因后果、证据辩驳详细地写下来，最后还附了法椿虚造户口、改换身籍的新犯罪事实。

罗兴揣着这份状纸，从歙县千里迢迢朝着京城而去。时年嘉靖十四年新年。

寻常百姓看惯了戏文，以为告御状就是望见皇帝车仗，高举状纸，大喊一声冤枉啊，迎头一拦。

其实这么做的风险极高。且不说你往先一冲，大概率被护卫直接打死，就算侥幸未死，《大明律·兵律·宫卫》对于这种拦御驾的行为也有严厉规定：“若冲入仪仗内而所诉事不实者，绞。”

其他性质的京诉，最多是杖刑或者徒刑，这种就直接绞刑了。

那我不去找皇上，直接在皇城外头喊冤呢？

也不行。

“擅入午门、长安等门内叫诉冤枉，奉旨勘问得实者，问罪枷号一个月；若涉虚者。仍杖一百。发口外卫分充军。”

可见皇城喊冤也是个高风险的举动。

京诉这事，需要上访者有极大的勇气，同时也需要一些技巧。罗兴大约在二、三月间抵达京城，他显然得到过高人指点，既没拦车驾，也没去城门口喊冤，而是找准了京诉唯一的正确门路——通政司。

通政司是干什么的？它“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凡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于底簿内誊写诉告缘由，呈状以闻。”

这有点类似于中央办公厅和信访办的合体，负责朝廷以及地方各类文书的接收、审核、分配转发等等，职责里正好包括了接待“申诉冤滞”这一类的上访。

虽然通政司只管把文书转发给有关部门，本身没有断事之权，但这是一道必要的审核程序。如果没有通政司盖章，你就算有天大的冤情，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也不会受理你的状子。

罗兴找对了门路，把这份状子顺利送入通政司。通政司审核之后，收下文件，正式进入京诉流程。然后通政司把罗兴一捆，扔牢里了……别忘了，京诉是违法行为，不问所诉案情虚实，你都得坐牢。

四月十二日，通政使陈经于奉天门把杨干院案上奏天子。嘉靖皇帝读完这案子的前因后果，蓦地想起一件往事。

嘉靖刚登基那会儿，爆发过一次“大礼议”事件。简单来说，嘉靖本是兴献王的儿子、正德皇帝的堂弟。正德死后，没有子嗣，大臣们便把他请来京城当皇帝。嘉靖登基之后，朝臣们说您这算改嗣，得认伯父弘治皇帝为父亲，对亲爹兴献王改称皇叔，不然祭太庙不成体统。嘉靖不干，坚决不改口，还想把亲爹追认成皇帝。他跟朝臣们斗了几年，最终获得胜利。兴献王得了个“皇考恭穆献皇帝”的名号，神主牌摆进了皇城奉先殿中。

嘉靖是个孝顺儿子，对于统嗣奉先之类的事情怀有情结。杨干院案的是非曲直，嘉靖无从判断。但他对于罗氏一族拼命保护祖宗祠坟这个行为，很有好感，甚至颇有共鸣。朕当年不也是拼了小命，才保住了亲生父亲的牌位么？

而且……这个案子，很配合朕的心思呐。

在嘉靖十四年，嘉靖皇帝正琢磨着给亲爹再弄个庙号，好让他老人家名正言顺地入享太庙。此时他的政治手段日渐成熟，知道这种事不宜强行推进，一定得把节奏先带起来。

一切都已经规划好了。

在接下来的嘉靖十五年，吏部尚书夏言将会连续上三道奏疏：《定功臣配享》、《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建议放松宗庙祭祖的禁令，推恩天下，允许子民祭祀自己几代以上的先祖。

其中最关键的一句是：“臣民不得祭其始祖、先祖，而庙制亦未有定制，天下之为孝子慈孙者，尚有未尽申之情。” 这是夏言的原话，未尝不是嘉靖皇帝的心声。夏言上疏之后，嘉奖皇帝立刻顺坡下驴，下旨“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祭祀始祖”。

全国宗族一定欢欣鼓舞，热烈响应。朝中臣工也无法反对，谁敢说自己不想祭拜先祖？整个节奏一下子就能被带起来了。在各地开禁祭祖的大潮掩护之下，嘉靖皇帝便可以顺理成章地给亲爹追尊庙号。

这个罗氏祖坟，正好是因为违反了祭祖禁令，才被詹宽毁去。对嘉靖皇帝来说，可谓是瞌睡时送来一个枕头。他可以借这件案子隐晦地点明一下态度，提前吹吹风，为未来的开禁宣传造势。

想到这里，嘉靖皇帝下旨，交由都察院处理此事。

皇帝的小心思，就是朝廷的大心思。谁都看得出来嘉靖的态度，否则特意下旨干嘛？于是杨干院这桩案子在司法流程走得飞快，从都察院转呈刑部，再送到大理寺堪合，很快先拿出了对罗兴的处理意见。

罗兴越诉上京，论律当罪。都察院广西道——这是部门名称，并非专指地域——判定该犯施以杖刑，但法外开恩，减了一等。具体的执行工作，交给了京城地方上的最高司法部门——顺天府。顺天府对罗兴施完杖刑，给了他一张路引，让他回原籍候审听理。

紧接着，五月十四日，都察院发布了对罗显、罗兴所诉杨干院侵毁罗氏祖坟案的处理意见：转发南直隶巡按御史宋茂熙，着其亲自审理。

好敷衍的官腔啊，这不是把皮球踢回去了么？

老实说，这种上访案子，朝廷一般并不会做出判定，而是发回原籍，指定地方官员进行审理，是惯例。

但如果真以为是敷衍，那就太小看大明官僚们的用心了。为官之道，讲究“默会于心”，很多事情不可明言于口，只能从细微处去自己揣摩。

官腔，也得看怎么打。

在这份看似冷漠的文书里，都察院写了这么一段叮嘱：“遵照近奉钦依事理……亲自虚心鞠审，毋拘成案，果有亏枉，即与辩理。有罪人犯，依律议拟。不得转委别项官员，以致推调淹滞。亦不得固执己见，罗织成狱。”

这段批示，每一个字看着都是标准官腔，不带任何倾向。可仔细琢磨味道，却能发现深意。

“遵照近奉钦依事理”——意思是： 本着最高指示的精神。这是个大帽子，让读者知道发话的到底是谁。

“毋拘成案”，是让宋茂熙不要援引此前的判决，等于说皇帝对詹宽的判决不满意，必须要反过来；“果有亏枉，即与辩理”，谁最亏枉？自然是上京告状的苦主罗家；“不得固执己见，罗织成狱”，这是提前定下了此案的调子，你要是不按上头的心思判，那上头便认为你是固执、罗织。

在明眼人眼里，这态度已表达的足够明显，朝廷就差明着说一句我给罗家打call了。

如果受理官员还不明悟的话，再想想，有几个上访的案子，能由通政司的头头郑重其事地呈给皇上？那个流程本身就传递了重要的信息。

皇帝的态度，都察院“默会”；都察院的文书，南直隶巡按御史也“默会”。宋茂熙是个老油条，他觉得这案子既然得了皇上关注，还是别沾手的好。他随即下文，把这案子又转到了宁国府，重新审过。

这套流程，看起来和上一次没区别，可背后蕴藏的政治意义，却截然不同。原来只是一桩地方乡民诉讼，现在却俨然成了配合中央宣传形势的典型。我大明一向以政治需求为第一位，司法什么的走走过场就好。对此宁国府自然也是深为“默会”。

司法问题，政治解决，这场官司的胜负，其实在开审前就定好了。

                          十一

宁国府这次审理前所未有地高效，不出几日判决便出炉了。和詹宽当年所判相比，可谓是一个华丽的急转身：

“断听罗显等照旧修筑坟堆，并埋立志石，坟前摽祀，不许在坟左右别行修理。”

罗氏祖坟，又一次华丽丽地回到杨干院内。

九排年收受贿赂一案也顺便审结，系佛熙所为，各自追赃。至于池州府审出的那个所谓“罗显贿赂九排年每人五十两”，纯属栽赃陷害。

宁国府的判决书送到巡按都院，宋茂熙十分满意，批示道：“寺因坟而建，坟因寺而废，以理言之，毁寺而存坟可也，废坟而存寺不可也。”

一般对于转委案件，巡按批个准字就够了，宋茂熙写这么多，是把罗秋隐坟和杨干院的性质明确下来，使奸邪无从翻案。再说了，这案子是走京诉的，判决结果得往都察院报，皇上一定会看见，趁这机会多写几笔，显得忠勤用心。

于是这一件前后持续八年、兴讼七次的案子，以呈坎后罗氏的胜利落下帷幕。罗显百年之后，可以无愧于九泉之下了。

想到他这八年以来的艰辛，不得不感慨一句：罗氏一族的胜利，当然要靠罗显和族人们的自我奋斗，同时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呐。

对了，还有一个人的下落没交代。

法椿。

他彻底失败了，不是败给了罗显，而是败给了嘉靖皇帝。在宁国府的压力之下，法椿洋洋洒洒写了一篇超长的招供，从他的角度交代了整个纷争的缘由、过程。

不过法椿不知使了什么招，居然逃过了责罚。

在宁国府的那份判决里，罗显和法椿等人都有奏事不实的行为，前者杖九十，后者杖八十，但准许罚款抵消。罗显的罪名，居然比法椿还重一些。后来罗显缴纳了三十石米，才算抵消了刑罚；法椿有官身，只交了七石。

而且，虽然罗氏祖坟保住了，但杨干院也没受什么影响。宁国府判决里有一条：“本寺观音堂佛殿并地土，仍听寺僧法椿等照旧营业梵修。”

把观音堂、佛殿退还给杨干院，是因为罗氏从头到尾都没有主张过对杨干院的所有权；对法椿的罪行惩罚如此之轻，是因为他一直隐在幕后，大部分行动都是通过佛熙等人来办的。

对于法椿来说，也姑且算做是一次胜利吧。

无论如何，折腾了一大圈，局势回到了嘉靖六年的原点。杨干院的僧人们，照旧在寺内诵经礼佛；罗氏一族，照旧每年来坟前祭拜。孤坟与古寺终究没有分开，一如从前。

杨干院的官司结束了，可历史的进程，还在继续。

嘉靖十五年，夏言上疏三道，建议开禁祭礼。民间祭祖立庙之风大盛，令宗族社会形态近一步锻成，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

在同一年，按照徽州当地保存文献的好习惯，罗显把这场官司的相关文书，篡成了一部《杨干院归结始末》，留给子孙后代，希望他们 “未必不兴感警创以动其孝思，亦期保久远之一助也。”

嘉靖十七年，嘉靖皇帝如愿以偿地为父亲追尊庙号，为“睿宗”。嘉靖二十七年，睿宗的神主牌位入享太庙。

嘉靖四十五年，徽州府修《徽州府志》，将杨干寺的兴建时间定于宋宝祐六年，为护罗秋隐坟而起，为这起争讼划上最后的句号。

罗氏一族继续在呈坎繁衍，绵延至今；杨干禅院也始终坐落在杨干，不曾迁移。远山近溪，晨钟暮鼓，几百年来，那座孤坟依旧矗立在佛殿之前，只有悠扬的钟声始终相伴。当地至今还流传着一句俗话：“阴坞口的风，杨干院的钟” ，两者皆是兴旺不衰的象征。

杨干禅院在明末尚存，两朝领袖钱谦益还曾写过一首《三月七日发灞口，经杨干寺，逾石磁岭，出芳村抵祥符寺》，再后来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我看到有一篇今人的《徽州百村赋》里提及，杨干禅院败落于清末，只有建筑留存。到了1985年12月，村民在院里烘烤球鞋，不慎点着了蚊帐，把这座空寺彻底焚尽，只有一道灌斗砖墙残留。

后记

我跟这个故事的缘分，说来很是奇妙。

自从丝绢案之后，我对徽州文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一次偶尔的机会，我读到阿风老师的《从杨干院归结始末看明清徽州地方社会僧俗关系考察》，在里面第一次得知了杨干院的事迹。

可惜那篇论文的重点在徽州僧俗关系，关于案子本身，只是大略讲述了一下过程。我迫切地想看到《杨干院归结始末》全文，论文注释里却只提及原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我在网上找了一通，未果，看来那本史料并没有被电子化。我又下了一大堆相关论文，可也一无所获。我绝望地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去社科院找。

那是2017年的夏季，我背着书包，骑着共享单车，兴冲冲地跑到了社科院门口。奇迹发生了，门卫并没拦我，大概我的形象比较符合经常来这里的人设吧……胖胖的、背书包、戴眼镜、骑自行车、眼神还有点呆呆的。

我找到办图书借阅证的地方，一个小姑娘正坐在电脑后。我说我想办证，小姑娘问你哪个所的？

我：“呃……普通市民。”

小姑娘：“对不起，我们这不对普通市民开放。”

我一阵失望，但也有心理准备。小姑娘突然很奇怪地瞪了我一眼，警惕地拿起手机。我在她报警之前，赶紧转身。马上要到门口了，背后忽然喊了一声：“你是亲王？”

我吓得一哆嗦，这么快警察连网名都查到了？赶紧点头承认。

然后我才知道，小姑娘和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是剑三里的师徒，刚才她看我眼熟，拿手机偷拍了一下，发去微信跟我朋友确认。

确认身份之后，小姑娘十分激动，然后还是拒绝了我办证的请求。

我哭着表示理解，又灵机一动：“那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数据库，看有没有馆藏《杨干院归结始末》的原件？”

小姑娘表示这没问题，查了一下，发现这个原件是藏在社科院历史所里，和社科院图书馆还不是一个系统。而且这份原件是明代原件，算文物，保存状况敏感，别说外借了，就连借阅都极有难度。

我一听，完了，这回肯定没戏了。我只好向小姑娘道谢，失望而去。然后我忽然又灵机一动，问她能不能联系上阿风老师？

小姑娘十分激动，然后也拒绝了。不过她答应如果碰到阿风老师，可以帮我问问看。

后来经过多方寻找，我总算加到了阿风老师的微信。我忐忑不安地问，有没有《杨干院归结始末》的影印本可看？阿风老师说没有。

我哭着表示理解。没想到阿风老师随即说，你别费劲去看原件了，很难辨读。有一位已故的周绍泉老先生做了一部分点校工作，我以他的工作为基础，把全书点校完了，马上就在下个月出版的《明史研究》上登出来。

我差点仰天长啸，这实在是有缘分了，连续两次的奇迹啊！阿风老师还很热心地把他的很多论文发给我参考，他对一个陌生人实在是太好了。

因为俗务耽搁，这篇文章到现在才算写完。它基于周绍泉、阿风两位老师点校注释的《杨干院归结始末》，以及参考了阿风老师的《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研究》以及《从杨干院归结始末看明清徽州地方社会僧俗关系考察》、《明代府的司法地位初探——以徽州诉讼文书为中心》等一系列论文。与其说是写作，其实更像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特别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