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捍卫其存在，二是否定其妄想。这便是康德。

正如历史上每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不是在思辨中遨游，见不到人世疾苦的幻想家；也不是在现实中斗争，却遗忘了梦想的政治家——一样，理想与现实，总会在他们的思想中同时体现，相互交融，恰如朝霞或余晖，正与反，便是人类生存的动力。

如果没有理想，人类不知还在地球哪个角落流浪；如果没有现实，人类怕是早已成为历史的硝烟。我不知道如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也不知道在康德心中，他又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但又如每一个时代，或许可以在每一个人身上复现的，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敬仰，是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乎。

那种敬仰，不是对人类数不尽的历史遗迹的歌颂，而是感动那几千年来沉浮于历史长河的人类理性；那种关乎，不关心数千年后是否还有一个物种称之为人类，而是关心现在，这大大小小的人世间之疾苦，之幸福。

这便是康德，为什么在沉默十年写下巨著《纯粹理性批判》之后还有再续？为什么在人类理性的思辨领域树下一座不可撼动的大厦之后，还要跻进实践领域，寻找人们行动的道德法则？——即使那样一种法则，遭到了无数代人的批判。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在思辨领域坐怀宇宙的，适合当一个隐士，而在实践领域奋力斗争的，才可以称之为伟人。

然而，康德终身未娶，而在晚年几乎成了一个隐士，这是一次失败，又或是另一次沉默？这是一个我们永远也不能知道的答案，也许在他留下的几大卷书中一窥究竟，但终究也只是隔岸观火，难得真切。也许只是生不逢时，在一个那样的时代——或是这样的时代，除了沉默，又能如何呢？我们改变不了人性，我们只能改变世界。

又也许并没有那样的沉默，当印刷术诞生以后，书籍变成了我们思想的武器，在我们以此奋斗一生之后，沉默，或许正是为了思想保持镇静，而不至于像奥雷里亚诺上校一样厌倦生命。

总之，逝去的已经逝去，留下的只有一次伟大，和几卷著作。《实践理性批判》是一次尝试，还是一种信仰，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又一次看到了人类始终未能抹灭的坚持，是持之以恒的尝试，也是对真理与至善的信仰。对于《纯粹理性批判》来说，我们看到了一个新颖而智慧的思想，而对《实践理性批判》而言，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人，即使这在前者中已有展现。

《实践理性批判》存在的价值是自由，而不是道德，就像人类生命的价值在于生活，而不是生存一样，即使在本质上，两者是统一的。于是，在一场哲学的演绎中，我们离不开一个自由与道德对立的语境，却又靠哲学思想将二者联合起来，我们得出唯一的结论，也正是康德如此展现的原因，便是这种对立背后的统一，一种以幸福为核心，以自由为规定，以道德为形式的实践方法论，或说，是他为人类命运的一场向导。

为自由立法，如前所说，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捍卫其存在，二是否定其妄想。在这里，不存在一个对自由的定义，因为自由是存在的，在世世代代的人类生存斗争中复现。我们都知道什么是自由，我们所不知道的，只是什么不是自由。

当我们在现实中挣扎，在一次次尝试后失败，我们不得不怀疑，甚至怀疑这整个世界是否存在，自由是否存在？此时，我们将这种怀疑称之为智慧，我们将这种思想称之为启蒙。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一次消极的异化，来自于一次，或者几次的挫折，正如成长中几次跌倒，我们总要站起来，总要去在这种摔跤中找寻经验。怀疑是启蒙，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在怀疑中深信不疑，便是失败，甚至是危害。

康德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否定休谟。康德也是伟大的——此时是说其作为一个哲学家的伟大，在休谟的思想还以经验论的形式为主时，他便看到了这种经验论的极致便是不可挽回的怀疑主义。而这一点，也许正是在启蒙——怀疑之前，人类数世纪在纯粹理性中僭越，甚至产生二律背反的原因。一种纯粹的经验主义，或者一种纯粹的理想主义，或者说思维形式和感性直观的混淆，进一步可以说理性和感性的杂糅，必不可免地导致了这一切。

于是，诞生了《纯粹理性批判》，相应地，也有了《实践理性批判》，或者说，有了康德。为自由立法，我们肯定一种自由的存在，但仅仅存在于形式之中，是理性独立性，或者说是任何一个理性存在者必然的认识世界并作用世界的方式，这便是理性的本质和目的，他们的表现。为自由立法，否定了一切怀疑主义，否定了一切对人类自身的否定，而否定，便也不再是为了否定，而成了发扬人类理性的光辉。在这种关辉闪耀中，康德又一次预见了危机，那是人类过度自信的危机，正如思辨理性毫不顾忌经验规律而胡思乱想。当实践理性任凭欲求或偏好来指导自身的行为，如果人类命运没有因此走向灭亡，那么对于个体来说，多年以后，当从欲望的虚幻中醒来，必然一无所剩，痛苦绝望——这不是幸福，哪怕我们仅仅以经验地视角来看。

为自由立法，最重要的也许正是否定任性的妄想。为达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将自由法则局限在理性的形式之内，即使其建立的概念，也必然是空的，不具有经验内容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到康德为此所做的努力，四个定理、一个基本法则，甚至还要先做个解说。也许，这种任性的危害更大于怀疑主义，而康德，他不想做这个千古罪人。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本好像处处充满矛盾的《实践理性批判》，其不协调之处远胜于《纯粹理性批判》。但这一切，却正是正反对立的美妙，也许我们所追求的真理，一个唯一统一的知识，偏偏不在于逻辑，而正是在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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