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提倡以礼治国的理念，梦想以王道治天下，在春秋战国时代显得非常不合时宜，但孔子在春秋诸子之中官职最高、政治经验最非富的。由于孔子是野合而生且父母早亡，孔子属于落魄的贵族子弟，所以只能从季氏的仓库小吏干起，然后一路升迁，最后以大司寇之职兼任鲁相。总体来看，孔子对行政体系相当了解，具有非常丰富的从政经验。
孔子的“从政”观，是孔子“政治”观的基本思想内容之一。孔子的“从政”观，既是对传统臣道思想的吸收与继承，同时又对其做了重大发展。孔子“从政”观的中心内容，是孔子在如何理性看待出仕从政事君，以及怎样正确施政治民方面，对新兴民间士人亦即平民知识分子，所提出的系统性思想要求。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孔子的“从政”观，首先应解决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遵循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为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论语•卫灵公》载孔子曰——
“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
据此可见，在孔子看来，对于新兴民间士人亦即平民知识分子而言，学成之后谋求出仕从政以获取俸禄，这是解决自家物质生活问题的正当途径。特别是在家中贫困而父母又已年迈的情况下，作为民间士人，就更应积极谋取出仕从政。否则即有违于孝道。这也就是子路所谓，“家贫亲老，不择禄而仕”（《孔子家语•致思》）。
孔子虽然认为，民间士人出仕从政而获取俸禄，这是其解决自家物质生活问题的正当途径，但是孔子“从政”观的根本目的，却并非在于此。在孔子看来，士人出仕从政的根本目的，乃是为了实现其人生终极追求亦即仁道。进一步具体而言，就是通过辅佐君主实现仁道，从而使自我人生的根本意义与价值，同时得到更为充分的实现。这也就是子路所谓，“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微子》）。孟子对此的表述则是——
“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下》）
基于此孔子认为，士人在其出仕从政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仁道这一根本目的或曰根本原则；至于俸禄的获取，则只能置之于次要的从属地位。这也就是孔子所谓——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
为了确保在出仕从政过程中，能够始终坚守仁道这一根本目的，孔子进而在利禄的具体获取方面，明确提出了一系列基本准则。
例如《论语•卫灵公》所载孔子曰——
“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其意是说：出仕从政而侍奉君主，首先应谨慎认真地做好自己职分之内的工作，然后才可考虑俸禄问题。其实这也正是孔子“仁者先难而后获”（《雍也》）的一贯思想主张，在利禄获取方面的具体体现。孔子进而又认为，即使是考虑俸禄问题，也应是宁可使自己的才能与政绩高于俸禄，而不可使俸禄超过了自己的才能与贡献。此即《礼记•坊记》所载，“与其使食（俸禄）浮于人（才能与政绩），宁使人浮于食。”
再例如《礼记•表记》所载孔子曰——
“事君三违而不出竟（境），则利禄也。”
孔子认为，士人出仕从政而侍奉君主，如果多次与君主意见相左，这则表明，已经不可能与之共同实现从政的根本目的了。这时就应主动辞职而离去，否则即是恋栈利禄的小人了。
又例如《论语•宪问》所载孔子曰——
“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孔子这是在说，士人出仕从政的根本目的，乃是实现仁道。如果国家的政治生活已经明显背离了仁道，却还依然腆居官位而求取利禄，这则简直是恬不知耻了。
综观上述可见，在孔子看来，出仕从政而获取俸禄，这固然是民间士人的正当谋生途径；但其出仕从政的根本目的，却理当是辅佐君主共同实现仁道，亦即古来所谓的“致君尧舜”，从而充分实现自我人生的根本意义与价值。基于此孔子特别强调，平民士人在其出仕从政事君过程中，必须把利禄的获取问题，始终自觉置于从属地位而予以妥善把握。
在孔子看来，为了确保实现从政的根本目的，亦即辅佐君主实现仁的社会，或曰致君尧舜，士人在其出仕从政事君之前，自身首先应当具备相应的必要条件。总括而言，自身首先必须具备君子的基本品性、德行、学识与才干等。进一步具体而言，则是在出仕从政之前，自身必须具备理性化的“天命”观与“物质生活”观，以及“泛爱众”（《学而》）的博爱情怀、“主忠信”（同上）的品质、孝悌的品性、中庸的德行、礼乐的学识与修养、勤勉谨慎的品行等。
怎样才能具备上述出仕从政的必要条件？孔子“学习”观给出的答案是学为君子，学以成仁。进一步具体而言，就是在出仕从政之前，士人理应经过长期而系统的学习与培养。也就是基于此，所以子夏明确提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其意是说，从政事君而行有余力，则应坚持努力学习；学为君子而行有余力，才可以出仕从政而事君。
对于士人必须经过长期而系统的学习与培养，从而使其具备出仕从政的必要条件这一重要问题，孔子曾反复做过特别强调。
例如《论语•先进》所载孔子曰——
“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孔子这是在从必须具备礼乐学识与修养方面，具体强调“学而优则仕”。其意是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来自民间的士人，先有官职而后学习礼乐的是卿大夫等贵族子弟。如果是选用人才，孔子主张选用先学习过礼乐的人。
孔子强调“学而优则仕”的又一事例，是《论语•先进》所载——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此章的大意是说，弟子子羔年少而且学业尚未完成，子路却推荐他去做了费县的行政长官。在孔子看来，子路这是在坑害人家的孩子。子路却辩解说，完全可以在政治实践中学习施政治民，何必非得读书才能算是学习呢？对此孔子批评说，子路这是逞口舌之利的狡辩，尤为可恶。
孔子强调必须经过长期而系统的学习与培养之后，士人才可以出仕从政的另一事例是——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悦）。（《公冶长》）
此例是说，孔子让弟子漆雕开去从政做官，漆雕开却婉言推辞说，自己尚未学成，对从政尚缺乏足够的自信。学生的这种笃诚表现，得到了孔子的肯定与赞许。
综观上述可见，在孔子看来，民间士人为了出仕从政而事君，自身首先必须具备君子的基本品性、德行，以及相应的学识与才干等；为此士人在其出仕从政而事君之前，则必须经过长期而系统的学习与培养。这也就是子夏所谓，“学而优则仕”（《子张》）。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其出仕从政的根本目的，亦即实现仁的社会，或曰致君尧舜。
总结一下，孔子急于从政做官，不外乎三个原因：
首先是想实现他的政治蓝图。孔子一心想着推行仁道，恢复周礼，实现他的政治主张。如果不从政实践的话，他的那些政治主张就只能停留在口头，一点用也没有，并且也无法验证他的主张是对是错。其次是想实现他的学术主张。除了政治主张，还有孔子的道德理想，他要用他的这些伦理道德去教化人民，敦风化俗。如果不当官，就没有机会去教化人民，这些理想也无法实现。最后是想实现他的人生价值。孔子代表的是士人和君子，士人相对于庶人，君子相对于小人，在他看来，庶人和小人，是没有人生价值的。
孔子虽然非常想从政做官，但不是见官就拜，是官就做，他是有原则和底线的。
他的原则和底线就是——“邦有道”。《论语.泰伯》中讲：“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意思就是天下太平的时候，我们就出来做事。天下大乱的时候，学问用不上，就去做隐士。如果国家政治清明，你还又穷又贱，既没有财富又没有地位，那是可耻的；如果政治昏暗，天下大乱，你却大发不义之财，飞黄腾达，大富大贵，那也是可耻的。《论语.宪问》中又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里的谷，就是当官的俸禄，也就是现在说的工资、薪水。意思就是说，国家政治清明，可以出来做官吃国家俸禄；如果国家政治昏暗，你还出来当官混吃混喝领俸禄，那就可耻了。所以说，孔子不是有官就做的，不然他早就做官了。他要看这个国家的政治情况，如果不好，当了官，理想也不会实现，就不能当。
孔子即使再想做官，也要取之有道，不能不择手段。《论语.里仁》中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也很实在，既要坚持原则，又实话实说，不唱高调。富贵是人人都希望得到的，但如果不是通过正当手段得到的，君子宁可不要；贫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如果不是通过正当手段摆脱的，君子宁可贫贱。
孔子是圣人，更是一名好的官员，能从季氏的小吏一路升迁，先后担任司空、中都宰、司空、大司寇及兼任鲁相，可见是一个有丰富行政经验的技术官僚。这些经历注定孔子会以一个上位者的角度来解决国家和社会问题，也是孔子一直强调礼的原因。
堕三都是孔子加强鲁国中央集权的尝试，可惜因三桓势力的强大和利益的盘根错节而功亏一篑，孔子能做到这种程度已是相当不易了。诛少正卯、孝子案都是孔子的以德治国理念的实践，引起了三桓的不满，也牺牲了法的公正和公开性；而在战场上，孔子面对孝子时破坏军法，导致鲁军容易战败、投降6。所以，韩非子才说“儒者以文乱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孔子提倡王道治国是有吸引力的，使鲁国官员效仿他的做法，也使民众快速遵守他颁布的政令，所以他执政时才使得齐景公深感忧虑，两次想办法把他赶下台。总的来说，孔子的执政水平是相当高的。
都兵剑，号卧牛斋主，桃园书画社社长，剑兰客厅掌门人，当代著名书法家、书画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其书法作品被称之为“兵剑书法”。共和国同龄人，出生于太行之巅一一山西陵川。都兵剑先生曾戎马军旅20载，后创办“北京鸿都书画院”并担任院长，研究探讨和传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都兵剑先生先后发表书法专集《翰墨剑情》、《兵剑书法作品集》，中篇小说《岁月留痕》，回忆录《剑行》，散文集《手机上的歌》等文学艺术作品。
卧牛斋主都兵剑先生是当代行书名家，兵剑先生的行书被誉为当代流体行书名家，可以说兵剑先生把行书写到了精致程度，并且在书法风格上也自成一体，是在继承中以所发展的。兵剑先生出版了很多部书法学习的专著和书籍，为普及书法教育、学习书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对于兵剑先生的书法作品来说，自然与古朴并存是其最主要的特征。
北京大学姓氏文化研究学者冯志亮先生曾这样评价卧牛斋主都兵剑先生的书法作品：“兵剑书法里融入了儒家的坚毅、果敢和进取，兵剑书法中也蕴涵了老庄的虚淡、散远和沉静闲适，兵剑书法中还往往以一种不求丰富变化，在运笔中省去尘世浮华以求空远真味的意味。兵剑书法观其力而不失，身姿展而不夸，笔迹流水行云。兵剑书法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画微瘦，若霜林无叶，瀑水进飞。兵剑书法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兵剑书法铁书银钩，韧如精钢。兵剑书法，如行云流水，落笔似云烟；兵剑书法，一笔而下，观之若脱缰骏马腾空而来绝尘而去；兵剑书法，又如蛟龙飞天流转腾挪，来自空无，兵剑书法，又归于虚旷，兵剑书法中这近乎癫狂的原始的生命力的冲动中包孕了天地乾坤的灵气。兵剑书法怀素如壮士拨剑，神采动人，而回旋进退，莫不中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