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我初中毕业，从学校出来后被队家安排舀茅粪。（队家：过去生产队。）有一天听说队家几百斤白豆让人偷了，大队干部说要一家挨着一家进屋搜。五女他娘听说要搜家，把罐里藏的白豆倒进茅坑里。
有天我跟黑脸他爹舀茅粪，我用茅勺舀，黑脸他爹用塞子塞，稠稀分开，虎娃负责把茅粪拉地里。舀到五女家的时候，黑脸他爹用塞子塞出几把白豆，赶紧跑大队汇报。早上社员下工回来，大队几个人把五女叫到大队，问他白豆了。五女说他没拿。几个人把他打了一顿，他还是说没拿。最后用皮鞭抽，杨木棍打，五女打的受不了了，说他偷了。问他剩下白豆呢？他说都吃了。几个人又把他打了半天。下午给他弄到公社，在公社被绑在树上，又是几顿打。过两天我去公社接他，他见我哭的稀里哗啦，说被打日他了。
过了半月，真正偷白豆的人被抓了，才知道五女是屈打成招。他当时打的受不了，就说自己偷的。但也没冤枉他，谁让他有小偷小摸的习惯。他给对家倒白豆，每次抓住袋子角，倒的时候留一些，干完活把留下的白豆装自己怀里带回家。也是偷。
人一旦养成某个不好的行为，一辈子都改不了。改革开放后，五女还是爱占便宜，爱偷，经常偷村里地里苹果，菜。那年他晚上偷别人地里西瓜，由于天黑看不见路，掉井里了，屋里人等一晚上不见他回来。第二天，下地的人发现了他，人已经死了。他死后一周，疫情来了，他也没给他儿子剩下钱。村民背后说笑，他晚死一周，起码给他儿子剩两万。疫情不用办酒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