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1904-1969)，波兰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和散文家。出生于波兰凯尔采省，毕业于华沙大学法律系，大学毕业后曾前往法国巴黎攻读哲学和经济学。二战爆发前，他偶然滞留阿根廷，由于战争等原因，他这一勾留竟然长达二十四年，占去了他整个人生的三分之一。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费尔迪杜凯》(1937)、《横渡大西洋》(1952)、《春官画》(1960)、《宇宙》(1966)等，剧本《婚礼》(1947)、《轻歌剧》(1966)及短篇小说、日记、随笔等。

把“一九五八 星期三”这一篇日记对照着凯尔泰斯·伊姆雷的《尤里卡·我找到了！》一起来读，你会发现，命运之手一直在把玩着这样的作家，让他们历尽大悲大喜。

在读到“一九五八 星期日”这篇日记之前我们听到过对巴尔扎克的类似的表达，说的不是“痛恨”，是“讨厌”。

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

一九五八 星期三

邮件。国内报刊的一份剪报——从上面我获悉了华沙广播电台有关“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作品论坛”的节目，同时也获悉阿尔图尔·桑达韦尔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说：“今天已经难以理解一位作家是怎样被我们的文化官员判决了长年流放的，这位作家乃是波兰民族的骄傲，他的那些‘非现实主义的’作品以其蕴涵的真理超越了所有现实主义的——很遗憾——杰作。”

《费尔迪杜凯》

我的独立自主，我的自发性，甚至冒失的放肆无礼，对所有人的藐视，对各方面的挑衅，仅仅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这一切都是源于我的社会和地理处境。我曾经被迫不把任何人当回事，因为没有人把我当回事——我是在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我想，体验过如此孤独的文学家恐怕没有几个。在战前的波兰我受到轻视，勉强被人注意到——然后被战争堵死了归路——再往后就被国内的政权列入了查禁的名单——而在这里，在阿根廷，我甚至被撵出了文学咖啡馆，甚至被撵出了在其内部或许可以藏身的朋友—艺术家圈子。在欧洲的城市里，每个茨冈人都是创新家，先锋派。我变得勇敢无畏了，因为我绝对是一无所失：我既无荣誉，也无生计，也无朋友。我不得不找出自我，依靠自我，因为除了自己，别的人我谁也不能依靠。我的表现形式就是我的孤独。

事情就是如此……直到在这里我突然……成了“民族的骄傲”。这可能吗？他是不是有点儿言过其实——由于冲动而夸大其词？不过我也清楚，在波兰我的复活可能是突然而迅猛的。国内各出版社都争相出版我的书。在私人书信里，在那边报刊的文章里，调子都发生了某种变化。我感觉得出围绕着我正在形成的一股冲力，这股不断增长的浪潮或许会把我抛得很高。这可能吗？

不过，假若果真如此，那可就要完全改变这封长信上的地址，这封长信就是我的作品。我过去一直是为敌人写作，将来我写作是为……

民族？

（我沿着一条桉树林荫道走着，看得出来我被弄糊涂了!奇曼歌斯鹰——几只小鹰——飞到了我的头顶上方咻咻地叫。）

要是这些臂膀把我高高举起来呢？

猛烈的急转弯。但愿不会让我滚鞍落马……

在那高处，我将把我在低处形成的一切怎么办？在风格上如何实现从低处到高处的转轨？

桑达韦尔……

幸好（可惜！）民族是否会那么温顺地赞同桑达韦尔的见解大大值得怀疑。我知道，我还将不得不长久地为自己在波兰争取人——一个一个地争取…一

然而，假若我最终成了“民族的骄傲”，那我又将怎样呢？

这个折磨人的哑谜…

一旦如此令人兴奋的恭维话③落到你的身上，但愿你在这方面的不满足感可以消除；为了健康，不妨想想过去别人赏赐给你的文学界同人的那些华丽的形容词。无须激动。可毕竟……我无法摆脱我这样的自信：我的胜利比杜威姆④们或者莱霍尼⑤们的胜利更为真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的艺术在某种程度上不那么程式化……也就更难……并且更有独创性，而且是反潮流写作的。《费尔迪杜凯》如果获得胜利，那就胜得更……

……这是对我的嘲笑。使人高兴的是，这种激动——是对我的嘲笑和冒犯。我受到了冒犯。自负。不让步。冷漠。不信任。执拗。“不能让人拉到民族的高度上去。”

我的文学必须本来是怎样就是怎样。尤其是它不能给塞进政治，它不想为政治服务。我搞的惟一的一种政治就是自己的政治。我是个特殊的国度。现在，也许，当他们张开双臂偷偷朝我走来，就是斗争的时刻到了。这是从他们那方面来的进攻——这是征服的尝试——而我则必须自卫！

[我很不平静。我知道，我感到烦躁。我知道，我是清楚的，我知道我被搅得心烦意乱。因为我知道，我烦躁得很。我挥动着双手（谁也没有看见）——我，“民族的骄傲”！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童年又是一股怎样的力量！]

【本文由 “甜甜圈只爱原味” 发布，2017年0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