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焕庸线的新数据 课程分享42
这是通识选修课《社会科学与数学》第四讲《地理学与数学》的第四节《中国地理分界线》之一《胡焕庸线》的《2.胡焕庸线的新数据》。
第四讲 地理学与数学
第四节 中国地理分界线
一、胡焕庸线
2.胡焕庸线的新数据
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在中国地图上发现了一条重要的人口地理分界线。这条线北起瑷珲，南至腾冲，将中国偌大的版图一分为二。这条线超越山川河流的实体具象，横空出世，86年未被打破。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以其科学性和稳定性，被誉为一条与“秦岭-淮河线”并列，最重要的国家地理分界线。它就是已广为人知的胡焕庸线。
胡焕庸（1901年—1998年），地理学家，生于江苏宜兴。1923年，胡焕庸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6年，赴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进修，师从人文地理学家白吕纳，为日后的人口地理研究埋下伏笔。
（1）人口地理大发现
1935年6月，时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的胡焕庸，经过多年严谨的数据收集、整理以及分析，于《地理学报》发表论文《中国人口之分布》。当时中国总人口约为4.75亿，在论文的附图中，胡焕庸以1点表示2万人，将2万多个点逐个落到对应的地图区域上，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统计并手工制作2万多个点，耗费的精力和时间我们已无法估量。
胡焕庸绘制的中国人口分布图，堪称中国地理学家一次对大数据的实操运用。
中国人口分布图的数据主要来自政府报告，部分数据取自《统计月报》、《政治家年鉴》以及邮政统计数据。经过细针密缕的整理，胡焕庸实现了中国大陆人口数据的第一次县级统计单元完整拼合。
在人口分布图的基础上，胡焕庸再上层楼，将县级人口数与土地面积相关联
以等值线制作了人口密度图。此时，他敏锐地发现，中国的人口密度差异性，存在一个线性轮廓：“自黑龙江之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这就是“瑷珲—腾冲线”，它将中国分为东南和西北两个地理单元。东南半壁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而西北半壁64%的土地，仅供养了4%的人口。这条突变线清晰地反映了中国人口密度从东南向西北递减的格局。
胡焕庸当年制作的中国人口密度图已不可考，这是建国后完全根据原图所做的复制品，仅添加了1956年台湾省的人口数据。
此时的胡焕庸可能并未想到，这条“瑷珲-腾冲线”，将成为中国人口地理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这条线画龙点睛地反映了中国人口分布的不均匀格局，并且远远超越人口地理的范畴，揭示了人地关系中，涉及自然、经济、人文等各种因素的紧密内在关联。从此，胡焕庸线，这个表达敬意的名称，开始出现在各类科学文献之中，沿用至今。
胡焕庸虽然在论文中提出了这条线，但并没有真实划出来。直到1989年，他和伍理重新精绘了中国人口密度图，才将黑河-腾冲线落实到地图上。（本图对1989年版原图人口地理分界线做了加粗处理）
（2）稳定的分界线
此后几十年，人们不断用数据去验证胡焕庸线，结果发现，经历了三线建设、上山下乡、西部大开发，围绕着它的人口密度的悬殊格局并未有大的改变。
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核算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比例，东南半壁的人口比重，由96%略减至94.4%；西北半壁人口比重，由4%上升至5.6%。
到了2010年，西北部人口占比仅上升到6.32%。
胡焕庸将县级人口密度分为8个等级，并分别对应平原到高原等自然地理属性。他认为人口最密的第1级对应稻作平原，密度在每平方公里500人左右。（图为江苏兴化垛田油菜花景观。摄影丨孟原）
在胡焕庸的论文中，青藏高原包括青海、新疆等牧区的人口密度均属于第8级，每平方公里在1人以下。（图为新疆阿尔泰山的牧民转场。摄影丨刘新海）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西北人口占比6.5%，东南人口占比93.5%，相比胡焕庸最初的统计，西北人口占比上升2.5个百分点。
从1935到2020，历经85年，胡焕庸线的稳定性被证实始终如一。
（制图丨地理公社丨鲸游源）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比显示，人口呈现出向一线城市、省会城市流动的趋势。人口增长较多的5个省份依次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南。
（3）胡线，始于何时
随着后人一系列的探索与研究，更多惊人的巧合被不断发现。农牧交错带、400毫米等降水线、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人文分界点，甚至在中国夜景灯光地图中
都可以发现这条线的影子。
（底图 丨 NASA 标注丨地理公社）
人们对胡焕庸线冠以更多的神秘色彩，甚至用无法破解的千年魔咒对之加以形容。其实，回溯几千年的历史长河，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分布并非一直以胡焕庸线划分，而是历经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才逐渐演化出东南与西北如此截然两分的人口格局。
（制图丨地理公社丨杜卓异）
自汉代以来2000年，中国人口格局处在不断变动之中。人口密度分界线变化轨迹由南-北向（汉代），转东-西向（明代），再到东北-西南方向（清代末）。
中国最早以“地理”为名的著作，《汉书·地理志》中统计，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全国有59594978人，相当于如今北京市人口的三倍。此时，华北平原、黄河平原均为人口稠密地区。而以秦岭-淮河为界人口分布呈现为，北多南少。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战乱纷起，中原地区民不聊生，促使北方人口向南迁徙。西晋“永嘉之乱”之后，大量北方人口开始逃离黄河流域，南迁至长江流域。
（制图丨地理公社丨杜卓异）
公元307年，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使西晋濒临崩溃，司马睿渡江至建康（南京），建立东晋王朝，“永嘉南渡”是中原政权首次南迁，北方前往南方的人口达到90万之众。
北人南迁，使得南方人口增长，经济得到发展。至唐代初期，南北人口数呈对分之势。唐中期，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长江中下游平原开发了大量耕地，为养活大量人口创造了条件。唐“安史之乱”，宋“靖康之变”，战乱、饥荒以及苛政，再度促动人口向南大迁徙。至南宋时期南方人口已约占全国的70%。
（制图丨地理公社丨杜卓异）
安史之乱后，南重北轻的人口分布格局最终形成。虽然19世纪以后，曾出现北人回归北方和中原人口向周边省份迁移的浪潮，但南重北轻和东南密西北疏的人口分布格局始终未有根本性的变化。
明清时期及民国时期，历经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湖广填四川、闯关东、走西口几次大规模迁徙，中国人口分布格局经历了多次调整。
历史学家葛剑雄教授在分析了大量历史文献后认为，胡焕庸线所呈现出的人口密度格局，大致就定型于清朝晚期。
重庆湖广会馆。湖广填四川是清朝一次百万级规模的移民，其中湖广行省的移民占当时四川总人口的40%。（摄影丨Fan_W）
（4）胡焕庸线，稳定与变迁
在划分中国人口地理分布格局时，胡焕庸强调了两个因素，一是地形，二是气候。胡焕庸线与中国地形的第二、三台阶分界线天然重合，这是胡焕庸线稳定性的内在逻辑。
（制图丨地理公社丨鲸游源）
通过地形图，可以清晰看到胡焕庸线两侧的不同，西北部分以高原为主，高海拔地区众多；东南部分则以丘陵、平原等低海拔地形为主。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所丁金宏教授认为，胡焕庸线的伟大，在于它是中国人口分布的突变线，不仅人口，地形地貌、山川河流、水热植被等，同样在此突变。
东南地形多以平原、丘陵为主，青山绿水，田园风光，农耕经济发达；西北
地形多以高原为主，草原牧歌，雪山荒漠，以畜牧业为主。
喜马拉雅雪山下的牧民。（摄影丨南卡）
第二、三台阶分界线，决定了胡焕庸线天然的稳定性。而气候的变化，则影响到这条中国人口突变线的稳定性。近代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与胡焕庸线非常贴近，这是一条揭示气候与人口密度高度相关性的分界线。
（制图丨地理公社丨鲸游源）
有些地理学家倾向于从气候角度理解胡焕庸线的存在：在北方，中国年降水量400毫米等值线与其在许多地方重合，也就是说，这条线的一边是半干旱区，另一边则是湿润区。
王铮，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教授。他认为胡焕庸线本身也是
气候变化的产物。汉唐时期，西部的黄土高原及关中地区气候温暖湿润，能够承载大量人口，一度成为历代政治和经济中心。始于晚唐的气温降低，基本奠定了中国此后的气候趋势。宋以后的气候变化，400毫米等降水线所形成的农牧交错带，表现出日益贴近胡焕庸线的趋势。明清两代，虽大力经营西北试图改变人口格局，仍收效甚微。越到近代，400毫米等降水线与胡焕庸线日趋吻合。一切正如胡焕庸判断的那样，地形及气候条件对人口突变线的作用，客观存在且综合叠加，它既受地形限制相对稳定，同时又随气候而不断发生变迁。
这是民国二十四年，即1935年公开出版的中国人口密度图，已根据胡焕庸最初的原版图有所改进，采用色彩深浅来表示密度大小。
探索和发现，是许多地理人毕生的使命。胡焕庸线的发现，是前人在跳跃变幻的历史时空中，对人口密码的一次重要破解。这是奋斗的意义，后人得以站在他们的肩膀，看到未来和远方。
当端详这张86年前的地图，我们会发现，尽管有明确的描述，尽管在两万点的加持下已经呼之欲出，胡焕庸当时却并未将这条线画出。对此，后人有很多的猜测。但这或许正是在历经无数日夜枯燥的演算后，胡焕庸先生凝望着地图，心底涌出的最朴实的理解。这条线，本就是一条看不见的线，先生用智慧，让它于华夏大地上显现。而他坚信，有心人必会用思想将它相连。
（腾冲人口地理分界线主题公园。摄影丨王坤）
撰文：王丽晶
统筹：空 山
制作：赫罗图
图片：杰 夫
地图：杜卓异 鲸游源
审校：陆 丰
头图：中国地形丨Antartis
参考文献：
1.《中国人口之分布》胡焕庸，《地理学报》1935年第二期
2.《中国突变线-胡焕庸线》单之蔷，《中国国家地理》2009年第11期
3.《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与城市化格局趋势》陈明星、李扬、龚颖华，《地理学报》2016年第二期
4.《基于空间信息认知人口密度分界线-“胡焕庸线”》郭华东 、王心源，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6,31(12)
5.《胡焕庸线两侧的空间分异性及其变化》李佳、陆大道、徐成东、李扬，《地理学报》2017年第一期
6.《中国人口的历史变迁及普查》姚远，《北京日报》2000年1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