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早上，我六点起床，比平时早起了将近一个小时。几天前就与父亲约好今天要送他去老年大学上课。

“坐公交车去吧，205路，没几个站，下了车再走几步就到了。”

尽管我已从工作了廿年的单位提前退休，清闲度日，但生活上的一些事父母总尽量自己解决。他们常说最好以后能“走”得快些，不托累孩子。他们害怕有一天生活不能自理，要依赖唯一的女儿，但同时又满怀信心，觉得我是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

今年年初母亲对我说，带着商量的口吻，“莲，你有时间的话，妈去超市买米，你用车载我一下。”年前母亲把她那辆骑了十几年的电瓶车送给了她的外甥女，她自觉反应不像以前那么敏捷。“快递小哥的车骑得飞快，从身边擦过，心嘭嘭地跳。”我们都劝她，别骑了，我们也为你担心。

“阿群今天来过了，把‘小毛驴’骑走了。看到车她可惊讶了，说簇新着呢。”母亲有点恋恋不舍，“她原以为只能勉强骑一骑。”自此，她出门就改乘公交车。家门口有好几路公交车班次，有几路运营到晚上九点。有时候她会受邀参加老年组舞蹈表演，排练回来正好赶上末班车。但最近她迷上了打门球。

父亲的爱好和她不同，父亲爱好音乐。他年轻时在一个叫青港的小村庄里支农。我就出生在这个村庄大雪纷飞的某一天。

“你爸呀，爬上梯子去耙雪，说屋顶上的雪都快把小屋压倒了。你呢，躺在我身边，屋内装着炉子，炉子上烧着刚滚沸的水——噗噜，噗噜。”母亲眯着眼盯着遥远的虚空发愣，时不时伸手放在额头，摸一摸布满在上面的一颗颗脂肪粒。“可屋内还是冷，到处透着风。你秋阿姨过来照顾我月子，你奶奶也来了，住了两个星期。四个大人挤在十平方的屋子里。”母亲说我出生后很安静，像雪天里盛开的一朵雪莲花，“所以啊，你爸给你取名叫宋莲。”

父亲属猪，今年七十六岁，若不按照出生算一岁的话，就要减去一虚岁，正好七十五周岁。

刚刚右眼动完白内障手术的父亲急着去上手风琴课。他是他们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班里一共八名学生，年纪都在七十岁以上，他们的手风琴老师喜欢称他们——可爱的大宝们。本学期因疫情延误了开课时间，现在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快乐的大宝们下周二记着来上课哦。父亲的手风琴老师姓张，是个个子矮小的年轻女性，她通知她的学生们不要忘记上课时间。

父亲在乡下支农那会儿，曾在青港小学教过一段时间的书，他教村里的孩子语文和音乐。八年后他离开那个村庄时，村庄里的老少乃至后来不少认识父亲的人都称呼他——宋老师。

父亲会写诗歌。在我小学三年级学校组织的朗诵比赛中，正是朗读了父亲写的诗歌而获奖。只可惜我没有保留那篇诗作，已回忆不起诗歌的内容了。父亲常念叨他短暂的教书生涯以及音乐课上弹奏的风琴。那是一种老式的脚踏风琴，我在小学的音乐课上见过，我的音乐老师姓杨，用的正是这种风琴。

父亲说，我们这辈人，啥事都撞上了。国有、集体企业改制时，父亲已回县城二十多年，先后在布店、鞋帽商店工作。父亲和别人聊天时经常说，“现在县城最大的百货公司，就是被买断工龄前，我最后上班的地方。”像其他被买断工龄的商店同事一样，根据政策他拿到了一笔数量有限的补助金，之后五十四岁的父亲失去了工作。就在那年，我和子健结婚了。

“幸好，你们把婚事办了。”母亲当着女婿的面直言不讳。父亲不太赞成我和子健的婚事。那时我们买房、添置家具借了不少钱，子健家的条件根本无法支持到儿子，我俩又刚参加工作不久，几乎没有什么积蓄。只有母亲拿出部分钱来帮助我们。

也是母亲对他的弟弟说，“你姐夫下岗了。”之后我的父亲便到我舅舅的五金店里帮忙。父亲是个极要面子的人，曾在国营企业上班的父亲无法适应给叫他“姐夫”的小舅子打工，不久后他便不再去五金店了。呆在家里的父亲，在一段日子的郁郁寡欢后，经人介绍到一家做小家电的工厂做门卫，一直干到退休的年纪。

几年前父亲曾想买一架钢琴，但思虑再三最终放弃了。父亲虽没告诉我们原因，但我猜主要估计还是因为买一架钢琴价格不菲。“买了，放在哪里？”母亲喋喋不休。他们慢慢像一部分老年人那年，喜欢囤积旧物，“妈妈，不用的都要扔掉，你们看，墙边都快堆满了。”

之前父亲一直在老年大学唱歌班学唱歌，后来班上选拔了几个唱得不错的学员组了个合唱队，经常被派去参加县里组织的大型文艺表演，他在队里负责唱男中音。不料父亲竟离开了合唱队，在年龄条件尚合格的最后一年报名参加了手风琴班（学校规定七十五周岁以上不能参加乐器班报名）。我想也许精通某样乐器才是父亲心中梦寐以求的，相较钢琴，手风琴应该是他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选择。

天已完全亮了。子健在睡梦中说了句什么，翻了个身继续睡去。他设的手机闹铃要一小时以后才会响起。我们的儿子在离家三百多公里的一所学校读大学二年级，放寒假时在家住了一个假期。其余大部分时间里，偌大的家里只有我和子健两个人住。

昨天晚上我在电话里和父亲再次确认，今天我会开车送他去学校。我这样对他说，我正好要去他学校附近的一个朋友家，她已经邀请我好几次了。母亲替父亲答应了下来。

我走进洗衣房，往面盆里倒上洗衣液，把已经浸湿的衣服反复搓了搓——夏天了，每天都有换洗的衣物——然后放进洗衣机，接着把熨斗插头接进插线板，开始熨烫子健的衬衫和长裤。

子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常感叹，还有十年就退休了，平平庸庸过了一辈子啊。

出门时，我轻轻走到床边，子健已经醒了。“子健，我今天去我爸妈家，晚饭还是回家的。”近两年，他的身体好多了。

我把车倒出地下车位，踩刹车时轮胎摩擦光滑的地坪发出刺耳的尖叫。路上有点堵车，尤其到四叉路口的红绿灯处就排起长队。

小小的县城马路上也到处是车，更别说大都市了。有一年我陪子健去上海看病，因为交通管制，汽车不能从原定的高架路口下，结果在高架上像蜗牛爬似的多盘桓了两小时。出发时子健吃了某种利尿的药丸，“路肩上停车太危险了，还要扣分罚款的。”“报歉啊，师傅，实在——憋不住。”他站在高架路边，面朝水泥墙，使劲低着头，把脸埋进衣领里。

过了红绿灯，明明可以稍稍加速，可前面一辆还未上牌的雷克萨斯二五零却慢吞吞地行驶着，和它并排的是一辆蓝色的蔚来。我闪了闪远光灯，可前面的车辆依旧我行我素。

快到下一个路口时，雷克萨斯车尾亮起左边的转向灯，这时我才看清它的前面有一辆电动三轮车。

车上堆着很多东西，桌子、椅子、煤气罐，还坐着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女孩。她的父母顶着烈日坐在车头。车篷上装饰着一些小彩条，上面写着秘制泡菜、臭豆腐、各式烤串。他们扭过头看了看后面的车辆，随后一个急转弯驶向左边的国道，和雷克萨斯同一个方向。

一旦过这个红绿灯路口，前面道路会更拥挤。因为附近都是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部都有。看着前方的路况，我瞧了瞧车载时钟，心里着急起来。

果然，父亲已等在楼下左右张望。“爸，等急了吧？路上有点堵。”我摁下电动车窗，父亲的眼光才转向这边。

父亲总记不住我的车牌号，也记不住子健的。有时我们开车看见人行道上的父亲，按着喇叭给他打招呼，他漠然地回头瞥一眼车头，就径自走开了。

父亲匆匆地返回楼上。这是个老小区，一共五层楼，没有电梯。不过，父母就住在一楼。

当父亲再次出现在楼梯口时，左肩上背着手风琴，他用右手抓着手风琴专用袋的背带，左手放在鼓起的琴袋上。母亲看着我们把手风琴放在后排座位上，看着父亲上了车。

我向母亲招了招手，一位社区工作的干事正和她说话，隐约听见母亲说，“这次没有时间，那天正好有个门球比赛。”母亲数度被评为社区志愿者积极分子，她拿着社区颁发的奖状笑眯眯地递给我看，我知道她想听什么，当然我也乐意说些她爱听的。

“爸，这个手风琴有二十斤重吧？”

见他没吭声，我瞟一眼后视镜，父亲正低头看手机。“爸，车上看手机会头晕的。”过了一会儿他说，嗯，大概7.8公斤，网上购买的记录还在。

父亲学会“淘宝”购物后，在网上买东西成了他的乐趣，卫生纸、餐巾纸，母亲爱喝的葡萄酒……他总选价格便宜的商品，结果买来又老说自己上当受骗。他指着网上的图片气呼呼道，“你们看，完全两码事嘛。”

“听妈说，五伯父已经出院了。”

“出院了，还不是和以前一样。”

“他什么都想不起来，连招弟、小军都不认识了？”

“中风以后，醒来就是这样。”

“不会说话了是吧？”

“简单能说几句。”

“阿芬死了，他都不晓得。”

“五伯母去世时，我陪子健在上海住院，没能送上最后一程。”

“听妈说，做法事时，他嫌家里吵。”

“嗯，一直报怨。”

父亲是家里排行最小的儿子，上面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父亲心里有个结，他总是忍不住愤怒。

“爸，这条路没错吧？”

“这是到哪里了？”

“转弯就是世南东路。”

老年大学刚刚换了新校区。我怕导航上更新慢，不会仍显示旧地址吧。

“在东旱门路站，坐公交车就是那里下。”

“以前的老年大学在哪条路上？”

“这是到哪里了？真该叫上你妈。”

我曾经偷偷地问我母亲，爸会不会是老年痴呆症早期啊。

二零二零年以前，他们常跟着老年旅行团出去旅游。“有两回，被你爸吓得……”母亲一想起去泰国和美国的经历，就连说下次再也不跟你爸一起出去了。“现在好了——疫情——也出不去了。”母亲手掌朝上边说边看着父亲。

我想象着当时的场景：整个团里的人都傻眼了，母亲急得快哭了，导游们更像热锅上的蚂蚁。

“刚才还看见宋老师在这里的。”“我上洗手间那会儿他就站在门口，还打了招呼。”“他好像刚才出门右拐，往那个方向。”……异国他乡，我的父亲不见了。

“但爸能记住简谱，对那段往事也耿耿于怀，不像那个病是吧？”我安慰母亲，也让自己放下心来。

老年大学四个字印入眼帘。导航提示没错，离父母家很近，也就二十分钟车程。

我把车开进学校，停在父亲教室所在的楼前。父亲小心翼翼地背上手风琴，向后脑勺捊了捊灰白稀疏的头发，把装有课本和水杯的黑色手提袋拎在手里。九十分钟的课时，中间休息十五分钟。“你十点半过来接我吧。”穿着白色老头衫的父亲走进大厅，今天他换了一条黑色长裤（在家时他喜欢穿休闲短裤），腰间系着深黄色的皮带，脚上一双带绊的风凉鞋。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他上了电梯。父亲很胖，我曾害怕中年后我也会像父亲这样身材走样。所幸，单这方面我更像母亲。

在桌上摊开一张纸，子健递给我一支笔。我趴在桌上，开始沿着记忆中的线条一笔一划。

“这是屋前的天井，是公共部分。”我画了一个正方形，标上东南西北，在代表南面和东面的线条上分别延伸出两条直线。“这是巷子的通道，正好经过我家屋前。”接着在正方形里再划上两个更小的正方形，“这是屋前的水泥板，大的一块用来刷衣服刷床单，小的一块洗碗时用。”

子健看着纸上歪歪扭扭的线条吃吃地笑。

我是什么时候学会画房子的，想不起来了，也许幼儿园时老师就教过。四十年后，在我笔下的房子还是那个千篇一律的样子。子健一把抓过我的纸，哈哈大笑，表情夸张。我冲他翻了个白眼也没能让他停止取笑。

“西厢面这间是我们的卧房，中间是堂屋，东面间属五伯父家。堂屋相当于客厅，放了两张桌子。五伯父家有一张大大的八仙桌，靠墙放在正中，对着大门；我爸在靠西面的墙边摆了张小圆桌。”

“奶奶在这两张桌里轮着吃饭，一星期轮换一次吧。”我用笔尖在画好的屋子上笔划着，如幼童水平的作品已无法让我继续在上面添置线条。

“堂屋的后面是厨房，两家共用一个。妈妈说有一回她下班回家，我家烧煤的炉子被五伯母拎到了天井里，不许我们烧饭，‘你爸又不会说话，只会生闷气’，我爸就是这样一个人。”

“两家人共用厨房，吵嘴是很正常的。你奶奶睡哪个屋？”

“那时我们条件差，他们先装上自来水。我的堂姐小军一看见我拿着脸盆，就挡在水笼头前，后来索性就把水笼头锁起来了。”

子健摸摸我的头，那么多年过去，我仍觉得委屈。

“小孩子学大人的样嘛。”我叹了口气道：“厨房的后面挨着一个小屋，小屋里只有一个天窗，一到夏天里面闷热极了。父亲回城后，奶奶把西厢房让给我们住，十年后父亲公司里分配房子，奶奶才搬出那个小屋，重新住回我们屋里。”

“几年后，奶奶大小便失禁。每次去，五伯母就站在大门口，对着巷子里过往的邻居大声数落奶奶。”我擦了擦泪，指着纸上的一条线说：“奶奶就站在门边，羞愧极了。”

“她喜欢抽烟，爱坐在这扇门背后抽。让我或小军去巷子口的小店里给她买烟，新安江，这个牌子现在还多见吗？”

“九十分钟，如何打发这段时间呢？”我慢悠悠地开着车，努力回忆着奶奶的脸，可实在有些模糊了。只能记起部分明显的特征：一头银发，面目清秀，缠过足。

印象里离老年大学不远的陈夏路上有家点心店，他们家的包子和生煎是县上远近闻名的。那条路上停车是个问题，我正想着，车头已转向那条路的方向。

陈夏路上的点心店已经拆迁了，连带周边很大一片区域，围墙圈起这片空地。就在老店对面的转弯处，开了家新店，店面比老店宽敞多了，生意一如既往得火爆。路边的车位也进行了改造，停车方便。

离职后的我极少出门，就算上班时生活基本也是两点一线。到了上小学的年龄，我随父亲来到县城。过了几年，母亲也从镇卫生院调到县里，此后再未离开。县城早已不是我刚来读书那会的样子，不知为何，小小的县城对于我，既熟悉又陌生。

“四个生煎，一碗馄饨。”

我找了个位子坐下。店里开着空调打着风扇还是热。

我低着头，只听见一个声音道，“就坐这里吧，就她旁边。”帽檐下我看见两个身影，我猜她们是一对母女，穿着朴素。她们点的和我一样，只是我一个人吃，她们俩个人分着吃。女孩穿着一条校裤，卷发。子健也是卷发，天生的。子健的父亲头发是直的，我没见过子健的母亲。

“婆婆头发卷吗？”

“没印象了，三岁时她离开了。”

“噢……”

“高考那年，班主任接到电话，说家里出事了，让我赶紧回去。我回老家后，家里人说没打电话呀……”

“啊？”

“她出了车祸。在医院太平间里匆匆看了一眼。”

“……”

女孩的母亲问我，筷子在哪里拿？我告诉她在点餐台上。母亲催促着女孩去取两双筷子，回过头来尴尬地向我解释，“已经没有馄饨了，只能点一碗了。”这碗给你们吧，一筷没动过——我想了想，迟疑一会儿，还是慢悠悠地顾自吃着。

“再也恢复不了吗？真的没有任何办法了吗？”

修理店的小伙子摇了摇头，“修复不了了。”他看看我们，继续埋头摆弄桌上的一堆手机。

母亲盯着手机相册夹。我和她一样感到痛心。

“啊，记忆都被抹去了。”

真是太不谨慎了，我暗暗自责，也责怪儿子做事草率。

有一年我们全家去厦门旅行，也是任由他把相机里储存的相片传导到电脑上，结果不知按错了哪个键，不但相片没能输入电脑，原保存在照相机里的相片也荡然无存。

我抚摸着母亲的肩膀，仿佛情感系统里一块很重要的部分被生生清空了。

“那可是储存了好几年的照片啊，有跳舞班的，有去美国时拍的，有我们……”

母亲总让儿子帮她删除一些手机上无用的程序，儿子点开“手机管家”，心不在焉地清除着垃圾信息。他的这种漫不经心常常激怒我。

陈夏路的旁边是保庆路，再过去的一条街叫学弄。

我用手机微信扫了扫点心店门口的二维码。我打算去附近的街巷走走，像个闲逛的游客，拍拍照，用手机存储记忆，同时唤醒存储在头脑中的记忆。

学弄有一家医院，紧挨着一个学校。医院已迁址，听说，政府把医院的土地划拨给学校，学校马上要开工扩建。学校旁边有一排改建后的商铺，改建前，这里也有几间店铺。我的二伯父曾拥有其中一间。他是个鞋匠，有个漂亮能干的妻子，他们站在一起，不免令人想起五大郞和潘金莲。

一位刘姓的小学语文老师曾住在鞋铺旁边的巷子里，我去她那里补过几次课。经过铺面时，我的二伯父总是低着头，把鞋抱在胸前，认认真真修补。有一回，正巧二伯父抬头看向街道，他一眼看到我，高兴得瞪圆眼睛直冲我比划手势。是的，他是个哑巴。

父亲的兄弟姐妹里尚在人世的只剩下两个，一个兄弟远在他乡，奶奶去世后，他们鲜少联系。同在县城的另一个兄弟已经不再认识任何人。若非母亲再三劝解，父亲不愿主动去探望五伯父，他对往事仍未释怀。

“当年他和老三那样对我。”父亲脸涨得通红，眼睛里喷射着怒火。父亲不善言辞，在我和母亲面前，愤怒是他常流露的情绪。小时候当我看见这样神情的父亲害怕极了。

“事情过去那么久了。”

“我不会忘记，妈刚去世，那俩个瘸子到鞋帽店来，逼着我签下那份协议。”

“现在我们日子过得也不差。”

“大哥走时，曾经说过西厢房归我所有。我说，三哥、五哥，下班后我们回家再说。他们两个那么迫不及待，黄世仁逼债啊。”

母亲无法安抚父亲的愤怒，母亲说：“人和某些人之间带着解不开的怨，和另些人之间却又有解不开的情。”

九十分钟，时间流逝得很快，我回学校去接父亲。

他背着琴走出大厅，脸上笑呵呵的。我问他课上得怎么样。他说老师讲得很棒，我有基础，学得比别的同学快，暑假里再好好复习下。

我从后视镜里偷偷看了眼后排座的父亲，他抚摸着身边的手风琴，正沉浸在甜蜜的回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