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的时候发了一条微博，“坐办公室的生活会毁掉一个人”，这条微博的语境是中午点外卖，拿到饭之后突然想看暴走大事件。不是说暴走不好，而是我之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要在吃饭的时候看个东西消遣一下，这种改变让我感到惶恐。从不看到看，这个过程中间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而这其中我最害怕的就是对生活感到麻木。
英国哲学家边沁在他的功利主义政治哲学中提出把一切价值简化归结于快乐和痛苦，认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正确与错误的衡量标准”，为此他尝试确定人类心理活动的一些基本单元，甚至提出了一套量化快乐和痛苦的公式。但也正如后来者的批评一样，在中午看暴走大事件和晚上下班回家进行各种娱乐活动时，我是快乐的奴隶，换句话说我被寻求快乐的本能所支配，快乐是我此时此刻存在的唯一意义。不能简单把它归为懒惰或是不思进取，这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心理体验，工作了一天，哪怕不是很忙，也很难在回到自己小窝以后继续进行非兴趣的知识性的学习或是锻炼。但这很可怕，因为这种状态使人丧失了其作为人的其他更多的可能性，而且这个藩篱很难被打破。
这个困境让我感到恐怖。清华李睦教授在他东西方现代艺术课上讲过一个故事，一只纳米比亚的猩猩在看过绝美的夕阳后把自己最珍视的香蕉落在了原地，在这只猩猩看夕阳的过程中它感受到了什么？是什么让它忘记了自己的香蕉？我们对于很多东西的感受力是不是还不如这只猩猩？是否现代社会办公室白领式的工作就是一个消磨个体感受力的过程？正如边沁所承认的，幸福和痛苦的个体感受是不同的，同样一块面包给一个乞丐和一个富人带来的快乐是不同的，而这也正是功利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
尽管很多哲学家把追求肉体感官的快乐称之为“猪的哲学”，但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针对边沁思想的不足，进行了完善。他认为快乐不仅有量的差别，还有质的区别。他承认“理智的、情感的、和想象的快乐以及道德情操的快乐比仅仅感官的快乐有更高的价值。”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做一只满足的猪要好，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
当然，我同时认为痛苦的存在并非毫无意义，只有痛苦才能使快乐变得有意义，在著名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中，人可以随时通过类似吸毒的方式消灭痛苦享受快乐，而且不用付出身体健康的代价，如果真有这种好事你想不想试一试？但是我想说，这样的人已经被异化了，如果丧失了接受痛苦感受痛苦的能力，与之相对应的快乐也很难被称之为真正的快乐。《新京报》发过一篇阿列谢克耶维奇的专访，她说：“我们俄罗斯，或者说苏联，最大的特性在于，我们的资本是痛苦。这是我们经常获取的唯一的东西。不是石油，不是天然气，而是痛苦。我怀疑，在我的书中，正是它吸引了西方的读者，让他们觉得惊奇。就是这种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活下去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