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02 从小就砸过缸的司马光是何许人也
许多时候，读书是需要了解背景的。除了时代背景，作者背景同样不可忽视。尤其是《资治通鉴》，它包涵的内容绝不是历史那么简单，也绝不是要去还原一段历史的真实全貌，而是在承载了作者关于治国理政的观点、立场、情感和理想等因素的基础上，有所取舍侧重的一部史作。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的末卷中这样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又说：“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燕，时赐有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得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作者之心跃然纸上，读者不察其心恐难得其文之真意。
关于司马光，当代传记著作很多，百家讲坛也有专题讲座，专家学者的各种研究解读已至精至微。或许正因其多其精其细，吾等草民反觉无所适从。好在，我们可以不求甚解，只做个大致的了解即可，这大概也是做草民的好处。并且，我们大可以抛开这些著述，单纯从《宋史·列传第九十五司马光》和苏轼的《司马温公行状》去形成自己对这位司马先生的认知。毕竟，历史人物的形象交给距其最近的历史文字去刻画或许更加丰满和真实。就如旧时窝头的滋味大概曾经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讲出来才更有味道。
大体来说，从吾等草民的眼中望去，司马光一生的故事可以概括为：砸缸救人、谏官生涯、埋头著书、反对变法。若不是为了读《通鉴》，大约用“砸缸写书反变法”来勾画也问题不大，或许学者大人们会大大不悦，可草民毕竟草吗，潦草才是本色不是？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省夏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同年，比王安石大两岁，比苏轼大十八岁。卒于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享年68岁。死后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赐碑"忠清粹德"。
打小就有些神童光环。《宋史》这样记载：“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这多厉害，七岁就能读懂《左氏春秋》这样微言大义的许多人一辈子都未必能看得懂的书。并且，还手不释卷，还读到饥渴冷热都不知道的这样比如饥似渴不知要高几个档次的程度。这也是司马光与《左氏春秋》的缘分罢，后来的《资治通鉴》和《左传》用了同样的编年体格式，在年代上，《资治通鉴》始于三家分晋，也大概是接着《左传》往下写的。
应该来说，司马光打小就酷爱读书应该是能够广为流传的励志故事，可结果偏偏不是，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反而是砸缸救人。《宋史》：“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看看这版本，那时候就在汴梁和洛阳间开始流传司马光砸缸的连环画了，是不是没想到。怪不得到了现代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还是那样图文并茂。按道理说，从小就敢于打破框架救人的司马光怎么会长大后就成了因循守旧反对变法强国的保守派了？或许，历史才是最复杂的，黑白的烙印总在时代的熔炉里产生出不同的颜色变幻。
谏言体现了他的价值观与政见
司马光的成年生涯大致可以分为著书前、著书、著书后。著书前生涯约32年，20─52岁，从宋仁宗宝元元年至宋神宗熙宁三年，即1038─1070年，从《宋史》和《行状》记载来看，司马光的政治业绩并不突出，可以用普普通通来概括，其中能彰显他的价值取向和政治主张的无疑是他的那些谏言。著书生涯约15年，52─66岁，从宋神宗熙宁三年至宋神宗元丰七年，即1070─1084年，用十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巨著《资治通鉴》，大概也是司马光可以名垂千古的最大原因。著书后生涯约2年，67─68岁，从宋神宗元丰八至宋哲宗元佑元年，即1085─1086年，别看只有两年，确实司马光政治生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旧党领袖，司马光入朝拜相，尽废新法，是北宋新旧党争全面爆发的转折点，史称元佑更化。
司马光二十岁（1038宋仁宗宝元元年）就中了进士，《宋史》：“仁宗宝元初，中进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华靡。”但他初入仕途还要更早些。苏轼的《温公行状》记载：“天章公当任子，次及公，公推与二从兄，然后受补郊社斋郎，再奏，将作监主簿。年二十，举进士甲科。改奉礼郎。以天章公在杭，辞所迁官，求签书苏州判官事以便亲，许之。”天章公是司马光的父亲，任子就是恩荫补官，就是官员子弟可以依据父亲的官职入仕途。司马光中了进士后，改任奉礼郎。奉礼郎在这时候只是个寄禄官，也就是只有官名和待遇，但没有实职的官阶，宋代官员体系比较混乱，用九阶正从十八品来分，大约是从八品。
二十出头的司马光还没来得及在仕途上发光发热，便因丁忧而进入了长达五六年之久的暂停，大约宋仁宗宝元二年至庆历四年（1039—1044）。先母丧后父丧。《行状》：“未上，丁太夫人忧。未除，丁天章公忧。执丧累年，毁瘠如礼。”丁忧完毕，司马光大约26岁。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完成丁忧出仕的司马光任武城军判官（正八品），约在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43岁的司马光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从六品）。这中间史书除了记载司马光受到宰相级人物庞籍的重用之外，最能反映司马光政治品性的事儿大概就是两次关于名分的谏言。其一：有一个叫麦允言的宦官去世，朝廷赐仪仗。司马光说，孔子从来主张朝廷名器不能随便赐予，周朝时诸侯乘坐配饰超过礼制要求的车马去朝见天子，孔子尚且认为不可。麦允言只不过是近臣，又没有什么大的功劳，却赠给三公一样的官职，还赐予一品官待遇的仪仗，这比繁缨以朝更不合礼制。其二，一个过世叫夏竦的宰相，赐以谥号“文正”。司马光说，这是最完美的谥号，以夏竦的资质怎么当得起？于是改谥为“文庄”。《行状》：“中官麦允言死，诏以允言有军功，特给卤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缨以朝，且犹不可，允言近习之臣，非有元勋大劳，而赠以三公之官，给以一品卤簿，其为繁缨，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诏赐谥文正。公言：‘谥之美者，极于文正，竦何人，可以当此！’书再上，改谥文庄。”对于礼制名分，司马光认为是天子最应该看重的，这是天下能够稳定有序的基石。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就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这也是春秋战国分野的理论依据罢。
宋仁宗嘉佑七年（1062），升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从四品）、知谏院。《行状》：“判检院，权判国子监，除知制诰。力辞至八九，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赐三品服，仍知谏院。”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升龙图阁直学士（从三品）、谏院一职在司马光力辞下免去。“臣从事谏职，首尾五年，自本朝以来，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资质愚戆，惟知报国，竭尽朴忠，与人立敌，前后甚众，四海之内，触处相逢，常恐异日身及子孙无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行状》： “京师大水，公上疏论三事，皆尽言无所隐讳。除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铨，改右谏议大夫，知治平四年贡举。”自1061至1065年，司马光一直担任谏官，《列传》和《行状》对他政绩的记载也主要体现在谏言上。这些谏言有两条比较有代表性的：其一是谏言没有亲生儿子的仁宗从旁支立嗣。“愿陛下择宗室贤者，使摄储贰，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臣向者进说，陛下欣然无难，意谓即行矣。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孙当千亿，何遽为此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猝之际，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后，立嗣皆出于左右之意，至有称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者，此祸岂可胜言哉！”其二是“濮议”事件中谏言英宗追尊生父濮王不要违礼。“汉宣帝为昭帝后，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为元帝后，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顿君，惟哀、安、桓、灵，皆自旁亲入继大统，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愿以为戒。”“为之后者为之子，不敢复顾其私亲。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礼宜一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高官大爵，极其尊荣。”或说，司马光正是因为“濮议”事件中与君相意见对立而辞去谏官之职，私以为历史不能推测，更不能以推测评判司马光的政治品质。
听其言观其行知其人，从伴随司马光32年的谏言中不难看出，他从骨子里是尊崇周公之礼孔子之道的人，他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他的治国理想和政治主张肯定不会超越儒家的藩篱。这不但处处体现在他以后的巨著《资治通鉴》里，同时，大概也是他坚决反对变法最根本原因。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编写的《通志》八卷进呈英宗。《宋史》：“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览，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行状》：“初，公患历代史繁重，学者不能综，况于人主，遂约战国至秦二世，如左氏体，为《通志》八卷以进。英宗悦之，命公续其书，置局秘阁，以其素所贤者刘攽、刘恕、范祖禹为属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讫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载。”这便是《资治通鉴》的雏形，从这时算起的话，共享了十九年时间，所以苏轼说“凡十九年而成”。
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死，神宗即位，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正三品）、御史中丞（从三品）。《宋史》：“神宗即位，擢为翰林学士，光力辞。帝曰：‘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扬雄兼之。卿有文学，何辞为？’对曰：‘臣不能为四六。’帝曰：‘如两汉制诏可也；且卿能进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获辞。”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正二品，相当于副宰相），主持变法，由此拉开了近五十余年的新旧党争。支持王安石变法新政的为新党，有吕惠卿、曾布、章惇及韩绛等新人；反对变法新政的为旧党，有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神宗想提拔司马光任枢密副使（正二品，相当于掌管兵事的副宰相），司马光以废除新法为条件坚辞不受。在神宗的许可下，坚决发对变法而又不可得的司马光终于开始了他在官位不理政事的着书生涯。《宋史》：“安石以韩琦上疏，卧家求退。帝乃拜光枢密副使，光辞之曰：‘陛下所以用臣，盖察其狂直，庶有补于国家。若徒以禄位荣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禄位自荣，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盗窃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过谓使者骚动州县，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贫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资于人。今出钱贷民而敛其息，富者不愿取，使者以多散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负，必令贫富相保，贫者无可偿，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责使代偿数家之负。春算秋计，展转日滋，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十年之外，百姓无复存者矣。又尽散常平钱谷，专行青苗，它日若思复之，将何所取？富室既尽，常平已废，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民之羸者必委死沟壑，壮者必聚而为盗贼，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谓曰：‘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辞。’对曰：‘臣未受命，则犹侍从也，于事无不可言者。’安石起视事，光乃得请，遂求去。”
皓首穷经十五年
1070年，52岁的司马光一心扑进了着书事业，直到1084年，66岁的司马光终于合上了最后一页，用十五年的时间完成了鸿篇巨著《资治通鉴》，也达到了他人生的最高峰。十五年的艰辛与坚守，无论谁的总结评价大概都不如司马光的自我总结更有说服力。1084年11月，宋神宗元丰七年，司马光呈上《进书表》：
“臣光言：先奉敕编集历代君臣事迹，又奉圣旨赐名资治通鉴，今已了毕者。
伏念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宂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私家力薄，无由可成。
伏遇英宗皇帝，资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历览古事，用恢张大猷，爰诏下臣，俾之编集。臣夙昔所愿，一朝获伸，踊跃奉承，惟惧不称。先帝仍命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赐以御府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以内臣为承受，眷遇之荣，近臣莫及。不幸书未进御，先帝违弃群臣。陛下绍膺大统，钦承先志，宠以冠序，锡之嘉名，每开经筵，常令进读。臣虽顽愚，荷两朝知待如此其厚，陨身丧元，未足报塞，苟智力所及，岂敢有遗！会差知永兴军，以衰疾不任治剧，乞就宂官。陛下俯从所欲，曲赐容养，差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及提举嵩山崇福宫，前后六任，仍听以书局自随，给之禄秩，不责职业。臣旣无他事，得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擿幽隐，校计豪厘。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涂，为考异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开局，迨今始成，岁月淹久，其间抵牾，不敢自保，罪负之重，固无所逃。臣光诚惶诚惧，顿首顿首。
重念臣违离阙庭，十有五年，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顾以驽蹇，无施而可，是以专事铅椠，用酬大恩，庶竭涓尘，少裨海岳。臣今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为，旋踵遗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伏望陛下宽其妄作之诛，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有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得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
谨奉表陈进以闻。臣光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太中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实封一千户臣司马光上表。
元丰七年十一月进呈”
史界两司马，在司马迁写了《史记》的一千多年后，司马光完成了《资治通鉴》，历史总垂青于复姓司马的人。虽然他们写史的初衷和采取的体裁大不相同，但有一点确是十分相似的，那就是对孔丘先生的无限推崇，这一点，在更为灵活的《资治通鉴》中无疑体现的更加充分。
废除新法与创作《资治通鉴》是同样的司马光
王安石变法的是与非争论了千年，历史不能假设和推演，争论大概也不会有什么明确的结果。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只差两岁的司马光与王安石无疑都是可以称为君子的人物。大概是由于价值观和对形势认知的不同造成二人的政治见解与主张截然不同，这可以从许多记载中反映出来。
早在变法之前，《宋史》就有这样的记载：“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光与王珪、王安石同见，光曰：‘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也。’安石曰：‘常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世急务，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议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对于国家财政吃紧，王安石认为，这是因为缺乏善于理财的人，善于理财的人可以不加税赋就可让国家富足。而司马光则认为，善于理财不过是增加赋税而已，天下的财物是一定的，不在民就在官，如果变着法去役使百姓，那比加税害处更大。桑弘羊就用这个欺骗过汉武帝，太史公写到史书上来显示汉武帝的不明其理（《史记·平准书》）。
王安石刚推行新法时，司马光与宋神宗曾有过这样的对话，《宋史》：“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迩英进读，至曹参代萧何事，帝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对曰：‘宁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
在与变法悍将吕惠卿的辩论中，司马光是这样表述对变法的观点的，《行状》：“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司马光认为，当时的朝政只是需要修整而不是需要变法这样的重新塑造，更何况还没有重新塑造的人才和物力，这样强行重新塑造的话，一经风雨如何抵挡？
在王安石变法开始推行后，司马光又以写信的方式向王安石陈述自己的观点，这就是著名的《与王实甫书》。其中写在熙宁三年二月的书信最长，观点也陈述的最为详尽。“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其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炫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此其为害已甚矣。”“介甫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日利?’又曰：‘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将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岂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说：‘治大国若烹小鲜。’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何介甫总角读书，白头秉政，乃尽弃其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之谋乎？…。今介甫独信数人之言，而弃先王之道，违天下人之心，将以致治，不亦难乎?”
对于司马光洋洋洒洒三千多字的书信，王安石的回信就很干脆利落，就写了四百来字，他在《答司马谏议书》这样说：“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病逝，年仅10岁的宋哲宗即位，由祖母皇太后当政。皇太后起用司马光，授门下侍郎（正二品，相当于副宰相），司马光重新起用反法旧臣，开始废除新法。《宋史》：“起光知陈州，过阙，留为门下侍郎。苏轼自登州召还，缘道人相聚号呼曰：‘寄谢司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我。’是时天下之民，引领拭目以观新政，而议者犹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但毛举细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众议甫定。遂罢保甲团教，不复置保马；废市易法，所储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钱；京东铁钱及茶盐之法，皆复其旧。或谓光曰：‘熙、丰旧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义间上，则祸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于是天下释然，曰：‘此先帝本意也。’”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病，又封任尚书左仆射（从一品，相当于宰相）兼门下侍郎，司马光继续致力于废除各项新法。《宋史》：“元佑元年复得疾，诏朝会再拜，勿舞蹈。时青苗、免役、将官之法犹在，而西戎之议未决。光叹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简与吕公着云：‘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愚子，惟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公。’乃论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罢之。诸将兵皆隶州县，军政委守令通决。废提举常平司，以其事归之转运、提点刑狱。边计以和戎为便。谓监司多新进少年，务为刻急，令近臣于郡守中选举，而于通判中举转运判官。又立十科荐士法。皆从之。”“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免朝觐，许乘肩舆，三日一入省。光不敢当，曰：‘不见君，不可以视事。’诏令子康扶入对，且曰：‘毋拜。’遂罢青苗钱，复常平粜籴法。两宫虚己以听。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
司马光基本完成了他废除新法的愿望，他与王安石之争无疑摆脱不了历经千百年的儒法之争的影子，许多时候，这是个对立和统一并存的命题。
同年九月，即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病逝，同年五月，比司马光小两岁的王安石病逝。两位风云人物相继离世，为后人留下巨大的智慧和无尽的争论。一抔黄土，怎遮得住这许多风流故事。
人从来不因故事多而成名，而是因为成名才有了许多故事。无论高贵还是卑微，人这一辈子总不可避免的会有些故事。许多时候，很愿意用各种方式记录下来，自己留念或与人分享。甚至，吃个瓜子都恨不得发个什么好让全世界知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性如此，实在无可厚非。可惜，世事总难如愿，绝大多数人的印迹总是只能存在极少数人的短暂记忆里。无情的光阴就像不知疲倦的潮水，总能抹平那沙滩上所有肤浅的印迹。
槐榆柳
2021年2月6日
参考资料：司马光《资治通鉴》、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脱脱《宋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