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像K线，大阳必大阴，不过谁也不知道，哪个波段藏着真正的峰谷。”
“北宋最后的五十年” 之一：《李清照：一个再婚女子的乐苦人生》
“北宋最后的五十年“ 之二：《王安石变法：一场被诟病的国家行为的财政变革》
“北宋最后的五十年” 之三：《司马光的向日葵花：一段忍隐十五年的反击》
01
北宋元丰八年，神宗崩，年仅十岁的哲宗承继大统，随即，改元元祐。
对宋帝国来讲，元祐元年这一年，充满了太多难以抹去的历史印迹，或者我们扯下遮羞布，难听点说，这一年，几乎处处落满了无法愈合的创伤和腐肉。就在这样的先君故去、新君偶位的交替中，诸多事情交缠在一起，在随处触发的历史片段中持续发酵，让彼年不可逆转地成为分水岭，拉扯着北宋王朝从盛世歌朝一路刹不住车地跌落至乱世离尘。
这一年，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六十八岁的司马光拜相。借着“以母改子”的理由，司马光上台后，立即全面废除了神宗时期由王安石主导的，陆陆续续坚持了十几年的新法。至此，北宋王朝最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垂死挣扎彻底失败了，在此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由“元祐更化”引发的新旧党争愈演愈烈，朝堂之上深陷于永远无法调和的无谓争吵之中，直到女真人毫不留情地攻破汴京，俘获徽钦二宗耻辱北狩。
也是在这一年，四月，六十六岁的王安石在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城病逝，九月，司马光追随而来，在相位的任上故去。这两位不同政见者就像事先约定好了似的，一个悲怆不甘，一个绸缪已久，在尘世间打完嘴仗后，各自留下火种，携手仙归，他们撒手身后的一地鸡毛，让后世群臣忙忙叨叨收拾了近半个世纪，直至帝国轰塌，都没有收拾个干干净净。
02
仁宗天圣二年，司马光七岁，这一年，著名的励志小故事“司马光砸缸”走进历史，后人对此多有戏谑，甚至有人故意将此念成“司马缸砸光“。
在元代脱脱和阿鲁图撰写的《宋史》中，关于这件事，是这么描述的：“……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史家认为，砸缸一事，展现了少年司马光“凛然如成人“的个性，所以这一举动，基本奠定了司马光在中国传统教义里一辈子的历史美誉。
《宋史》中，《司马光传》长达6843字（包括后人添加的标点符号），而且极尽正面评价，比如“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等等；《王安石传》虽然也有5534字，但相比较而言，文字中充满了贬抑、鞭笞和尖刻之意，关于王安石的个性与处事，传记中如是写道：“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可以看出，”果于自用“、”强忮“、”儇慧少年“均带有贬义，文字除了讽刺王安石刚愎自用，也指责其所用之人轻薄耍慧。
翻遍史籍，传统史家对王安石的嘲贬也是多于颂赞，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安石都与大收生辰纲的蔡京一样，同位奸臣之列。
历史那样发生，史家这样记录，无奈身后事也只能由他人评说。
王安石病逝四十八年后，宋高宗赵构南逃临安，做了缩头乌龟，为了不让懦弱无能的皇权中心背负上徽钦二宗亡国北狩的黑锅，绍兴四年，赵构听从了赵鼎等人的建议，命令史官修史，他们先是把官方以神宗年号命名的“熙宁变法“改为”王安石变法“，把他爷爷神宗撇在了是非之外；然后一股脑儿地把责任全部推给王安石，痛斥由王安石个人主导的新政动摇了大宋的根基，是城破、国亡和二宗蒙难的罪魁祸首。这对王安石来说，虽然没有鞭尸，但也形同鞭尸，《宋史》中记载：“高宗用赵鼎、吕聪问言，停宗庙配享，削其王封。”
而元祐党争的另一位当事人司马光，由此坐进庙堂，享尊崇叩拜。
03
神宗熙宁元年，河朔一带天旱欠收，国库不充裕，主管礼祀的官员奏请神宗皇帝，希望在南郊祭祀时减少黄金绢帛的赏赐。
神宗登基未久，于是召见王安石、司马光等人讨论此事，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也。”，司马光顺着传统纲常的要求，告诉皇帝，既然是救灾节用，皇上当然可以带头这么做。可王安石一向与众不同，他说：“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世急务，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王安石不太看得起司马光的抠抠搜搜，他认为国用不足仅仅靠节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最根本的方法，是要找到行之有效的理财手段。
好了，一个说节流，一个论开源。
司马光是站在成本中心的角度上就事论事，而王安石跳出常规思维，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要成为利润中心！
在农耕社会，大多数时候都看天吃饭，老天施舍的资源有限，可以被人随意支配的资源就更少。那时，人们的脑子里也没有那么多复杂的经济学概念，因而自然也就没有对商业行为的重视。而且，按照社会地位来看，士农工商按顺序排下来，士大夫也绝对不会看得起排在最末位，甚至连饥民狗盗都不如的商人。所以，司马光非常不屑于理财一说，他说：“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在司马大人的眼里，王安石说的理财无非就是增加赋税，别无新意。
王安石知道司马光没有听明白，所以只能给他普及基本常识，他摇摇头，告诉司马光：“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其实应该感谢司马光的不屑，王安石正好借此正式提出了未来由他主导的变法的根本目的---不加赋而国用足。在王安石的想法里，国库充盈不是只有增加赋税这一种方法，合理分配资源和利用资源，也能确保收支有度，入出平衡。
作为学之集大成者，司马光自然还有他的说辞，他反驳王安石：“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站在农耕社会的角度上看，司马大人没有说错，他理直气壮地质问王安石：你还在这儿信口雌黄，我的老祖宗太史公司马迁都说了，这种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说辞绝不可信，大家想想，天下的财货百物就那么多，不在老百姓手中，就在官家国库里，你所谓的理财，无非就是变着法儿地欺夺老百姓的财富，只能比增加赋税更可恶，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关于这段争论，《神宗实录》、《宋史》和《续资治通鉴》中都有记载，而《宋史》和《续资治通鉴》又都引自《神宗实录》。不过很可惜的是，关于争论的结果，所有的史籍都只写到了司马光的“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就戛然而止了，至于王安石后来怎么应答，司马光还说了些什么，正规史料均没有更详细的记载。那么重要的一次历史辩论，就这样在虎头蛇尾中仅仅以“争议不已”四个字，草草潦潦收了笔，从此，后世便陷入到了胡乱的猜想中。
时间往后再推八百多年，另一场失败的变革---戊戌变法的主角之一梁启超，走进了历史的舞台，作为又一位因为力主变革，并身体力行，而名留青史的改革先锋，梁启超经过反复考证后，写成了梁版的《王安石传》。在书中，梁启超指出，历史苛待了王安石，甚至污名化了他。
其实，关于王安石是忠是奸，历史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争论，只不过到了梁启超这儿，他又找到了更多能够证明王安石被污名化的依据。那是什么？梁启超认为，是最能如实还原熙宁年间变革场景的《神宗实录》，因为《神宗实录》竟然反反复复被前后修改过三次。而在最后一次修订完成后，王安石所著并用于记录变法得失的《熙宁日录》和第二次官方修订的《神宗实录》朱墨本就被彻底销毁了。
销毁第二次修订的朱墨本还可以理解，以新换旧，文件覆盖嘛，但同时还销毁了王安石自己写得类似私人日记的《熙宁日录》，这就颇让人心生疑窦。
可是，历史无法推倒重来，况且原始文件还被彻底格式化了，连个备份都没有留下。
04
熙宁二年，王安石拜副相，变法拉开帷幕。
此时的司马光，显然并未因为那场争论，从神宗皇帝那儿得到比王安石更多的器重，在彼长此消的对立中，司马大人于是开始了领导一群杠精与新法死磕到底的心路历程。
其实，王安石所说的“不加赋而国用足”，并非司马光解释的“设法夺民”，他们两个人，在那个时点，各自基于不同的目的，一个隐藏了实际目标，一个转移了矛盾主体。
说点人都能听得懂的话，那就是，王安石知道农耕社会的资源有限，但资源却在不断的土地兼并过程中，集中到了官僚和豪强地主的腰包里，王安石不是要“设法夺民”，而是要“设法夺官僚豪强”；而司马光很清楚王安石的真正目的，但他又不能明着去为实际的资源占有者反对新法，所以他将老百姓作为靶子推到了前线，皇家的社稷苍生都是建立在百姓的幸福与否之上的，所以，夺民之害这个罪名，王安石及其新法是无论如何担待不起的。
不过，当时的神宗皇帝充满了尧舜的志向和汉武唐宗的决心，最重要的是，他必须解决“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的现状，所以，他给了王安石一个足够宽广的舞台。
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光只剩下死谏这一条路。可变法刚刚起了个头，皇帝还没见着兔子，怎么可能会撒鹰，结果必然是越劝越不听劝。
皇帝不听劝，只能逼安石。熙宁三年，司马光给王安石连写了三封信，王安石也回了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与介甫书》和《答司马谏议书》。
司马光在信中反复引经据典，欲用圣贤之言说服王安石改变初衷，他写道：“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樊湏请学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如礼义信，况讲商贾之本利乎？使彼诚君子邪，则固不能言利；彼诚小人邪，则惟民是虐，以饫上之欲，又可从乎？”司马光想证明的是，介甫兄，你看看，孔圣人都说了，小人才争利，你要变革，何至于行末流商贾之事，作为士大夫，还得多讲礼义信，多讲以德服人。
司马光为了不把话说得太难听，一边捧杀，一边棒杀，他总结王安石的问题结症在于：“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站在道德的高度，以圣贤弹压王安石，对手必然会反弹，所以即使批评，司马光也先恭维，他说，介甫兄您当然是大贤之人，您的初心也很好，但您错就错在太过用心，也太过自信和执拗了。
洋洋洒洒三封信，司马光一共写了4808个字，本以为借着圣人的威严多多少少能让王安石有所触动和收敛，但实际上作用有限，终了，王安石还是磐石一块。
王安石的回信只有区区418个字，虽然惜字如金，但绝非敷衍了事。如是：
……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一自辨。……
……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作为苦修之人，王安石保持了士大夫恭谦有礼的姿态，也没有拐弯抹角，他直接指出：承蒙受教，但我还是不能接受君实兄您的意见，我与君实兄私交甚好，我们存在分歧主要还是因为政见不合，以及方法论有差异。君实兄对我的训导，主要集中在了侵官、生事、征利和拒谏四个方面。我认为我受命于皇帝，用贤君之政策，为天下理财，驳斥杠精，都是在为国谋利，我也预判到必会因为利益得失而招致怨诽。君实兄如果因为我在位已久，未能有大的政绩造福于百姓，且报答于圣恩，那我知罪；但如果只是要求我什么都不做，墨守陈规罢了，那我是万万做不到的。
王安石说的很清楚了，到头来，司马光只能拍拍鼻子上的灰。
05
熙宁四年，司马光退居洛阳，绝口不再提政事。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司马大人专心于《资治通鉴》的编撰，前后十五年，终成史学大家。
客居洛阳期间，司马光作《客中初夏》：
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
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
是啊，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算了，眼不见心不烦，只要太阳还在那儿，我这棵向日葵就朝着太阳开放。
文人们都有一颗自我治愈的心。
熙宁九年，王安石二次罢相，退居江宁，居钟山。腊月，写下《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南京的冬天那时比现在要冷，白色的腊梅在寒冬于墙角处独自开放，远远的我们就知道那不是雪，因为它与众不同，静静地散发着高雅清淡的香气。
一个喻向日葵花，一个比暗香寒梅，如果仅仅以文结友，王介甫和司马君实何至于会闹得形同火水，陌路一生。
06
司马光用尽十五年的时间，写史寻根，本想以史为鉴，由史解惑，但历史这件事情，从来就没有过完全一样的题目和答案。
十五年沉默后的爆发，司马光终究还是砸了王安石变法的缸，本以为就此救了泡在缸里的奄奄一息的大宋王朝，但估计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那一砸，却完全捅开了原本藏在北宋文化盛世这张光鲜靓丽的面子底下的，混乱不堪而又藏污纳垢的里子。
王安石坚守十七年，变法，司马光忍隐十五年，废法。
这两位一生的不同政见者倔起来，不分上下，着实不愧为一个是拗相公，一个是司马牛。
可任何人都只是历史浪潮里的参与者，历史就像K线，大阳必大阴，不过谁也不知道，哪个波段藏着真正的峰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