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行皇权的何太后明确表示拒绝诛除宦官，但是围在何进周围的士大夫成员可不干，居于实力优势的士大夫阵营可不愿向弱势的宦官集团妥协，何进本人虽然未必乐意，但摄于士大夫阵营的优势，何进还是选择站在官僚士大夫一边。
既然何太后不同意诛除宦官，袁绍等士大夫建议何进招外兵入京胁迫何太后同意诛灭宦官，这其中招来的外兵就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大魔王”董卓。
其实，士大夫不是第一次计划用政变手段结束宦官政治，在汉灵帝还活着的时候就有士大夫成员计划发动政变，废黜宠信宦官的昏君汉灵帝，另拥宗室合肥侯为帝，并趁势一举消灭宦官。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记载，中平五年（188年），冀州刺史王芬，陈藩之子鲁国相陈逸，方士襄楷，名士许攸，周旌等人计划乘汉灵帝北巡老家河间的机会发动政变囚禁并废黜汉灵帝。
《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司马彪九州春秋曰：灵帝欲北巡河间旧宅，芬等谋因此作难，上书言黑山贼攻劫郡县，求得起兵。会北方有赤气，东西竟天，太史上言“当有阴谋，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罢兵，俄而征之。芬惧，自杀。
真如《九州春秋》记载是太史夜观天象，知北方有阴谋，汉灵帝才停下北巡计划，还命王芬遣散为抵御黑山军和护驾北巡的军队，又征王芬入京。
我怎么看都觉得这史料不可信，我觉得这史料似在糊弄我们这些后人，王芬等人针对汉灵帝的政变阴谋应该是被泄露了。从现有史料记载，政变一开始是王芬、陈逸、襄楷三人先商量的，不知是不是因为实力不足，王芬等人选择广发“英雄帖”，广邀英才，共襄盛举。许攸，周旌就受邀参与政变，曹操，平原名士华歆、陶丘却拒绝邀约，选择坐观成败。我不负责任猜两个知情者，甚至参与者，袁绍和袁绍结为“奔走之友”的何颙很有可能在王芬被邀之列。
“谋可寡不可众”，政变的知情者这么多，保密性就存在问题，政变阴谋被人为泄露，汉灵帝风闻王芬等人的废立阴谋并不意外。
史书说是太史夜观天象，知有阴谋，不如说是在黄巾之乱后，中央权威越发下降，豪门士大夫实力越发增长的大前提下，汉灵帝已经不敢再大规模得罪势力盘根错节的士大夫群体，因为参与王芬等人废立阴谋的士大夫太多，个个来头不弱，真把事实揭开，中央政府大规模严查反革命分子，引起的后果皇帝也未必承受得起，所以就算明知士大夫成员有人密谋从事反革命活动汉灵帝还是选择大事化小，只要求把主犯王芬的命交出来算是给皇帝一个交代，这事就算揭过去了。
写到这里，我想问一个问题，曹操、华歆等人明知有人从事谋反大罪，却选择坐观成败是什么行为？答案显然是——犯罪。这种罪可大可小；说它小，自然是什么事也没有；说它大，杀他的头，甚至杀他全家也够了。
因为，叛乱分子邀请你参与叛乱，你竟然选择坐观成败？本就是大逆不道。一切是显然的，如果你没有坐观成败的意思，就应该马上与叛乱分子划清界限，换而言之，你知道有人从事谋反活动，不主动向朝廷举报相关谋反人员，你这是想干什么？你有几个意思。
如今，汉灵帝驾崩，主少国疑，士大夫又一次看到了除去宦官的大好机会。主持朝政的何太后反对诛灭宦官，士大夫成员当然不介意再一次用政变手段解决宦官政治，而且近乎明目张胆商量怎么杀进皇宫，威逼太后，诛杀宦官。面对士大夫成员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何进不敢正面硬顶，选择表面附和。
后世多把何进招外兵视为愚蠢之举，是何进脑残的决定，这种观点的流行很大程度是因为《三国演义》中曹操那句名言：“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的影响，因为曹操后来奋斗成魏武帝，所以后世人总会不自然高估曹操，认为曹操说的意见是正确的，而何进也不争气糊里糊涂死在宦官手上，东汉中央政府被入京的董卓控制，这使得何进以脑残的形象定格在后人心中。
但是呢，要知道何进固然不是什么英明神武，决胜千里之外的人物，也是经过十年多年官场历练，历任虎贲中郎将、颍川太守、将作大匠、河南尹，最后做到大将军，是个职业政治人物，何进再怎么差劲，这么多年官场历练也有个样，在军政问题的思考上，他至少也是专业人士，何况史书记载了，参与何进诛灭宦官计划商量的有：袁绍、陈琳、王允、荀攸、何颙、逄纪、郑泰、卢植、王匡、鲍信、桓典，以上人物都是汉末三国赫赫有名的人物，而史书没有记载，而参与诛除宦官的士大夫大佬只会更多，比如我确信太傅袁隗也参与进诛除宦官的密谋。
史书记载，参与诛除宦官的人物中只有陈琳是明确反对调外兵进京，卢植和郑泰也不是反对调外兵，他们只是坚决反对调董卓入京。
《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曰：太祖（曹操）闻而笑之，“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闻而笑之”，也就是曹操根本没有参与何进等人除宦的阴谋，只是何进、袁绍等人定好招外兵的计划，消息灵通的曹操听说后发表一通反对感想。
招外兵入京的计划是何进和士大夫们经过商量后定下的，调外兵并不是袁绍灵光一闪，何进一拍脑门后定下的，是何进和诛宦派士大夫们经过反复权衡商量后定下。
至于曹操说的终结东汉的宦官政治靠几个司法官员就可以解决的话，我个人严重怀疑曹操可能根本就没有说过。
“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这段话很可能是曹魏帝国的御用史官为了美化本朝太祖武皇帝才是真正决胜千里之外的高人，英明神武，是真正的天命之主编的。
正如，我上文提到的调外兵入京一事是何进和袁绍、卢植、荀攸等众多士大夫人物商量过后才定的，曹操固然很牛，但其他人也不是简单人物，要是这些人中出一两个脑子短路的（比如王允）还有可能，可众多高层大佬，名士谋士集体商量研究出来的计策，绝对是考虑过当时的军政环境，经过充分认真研判才定下的，何进选择招外兵入京，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其次，谁有权下达逮捕张让、赵忠等十常侍的命令，按制度，只有皇帝或临朝的太后才有权力逮捕十常侍，除此之外，谁也没有这种权力，而何进为什么要招外兵入京，不就是因为临朝的何太后反对何进、袁绍等人除掉宦官，何进招外兵“以胁太后”吗？
何进在未曾得到小皇帝或何太后的授权就让司法部门去皇宫逮捕宦官，十常侍完全可以直接将人当场拿下，就地正法，因为一个司法部门的高级官员，拿着何进的命令就敢去拘捕张让、赵忠，他何进有什么权力去拘捕张让、赵忠？大将军有权力未经皇帝许可的情况下调动帝国的司法部门逮捕帝国的高级官员吗？这就像一个司法官员，拿着张让、赵忠签署的命令，进入大将军府抓何进一样。何进会让人抓他吗？肯定不会，张让、赵忠是什么人，他们有什么权力去拘捕帝国的大将军？司法部门能解决宦官政治，本质就是皇权抛弃宦官集团。
二十二年，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藩谋诛宦官。结果，宦官抢先控制内廷，发布诏书，外将张奂，北军五营等纷纷选择倒向宦官，窦武、陈藩败亡（事情详见本人拙作：《富尚品三国：10 喋血政变——九月辛亥政变》）。如果洛阳再次发生政变，宦官又一次抢先下手控制内廷，发布诏书，宣布何进、袁绍等人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命令洛阳城南军、北军、西园军等各路京军攻击何进等反革命分子，当时东汉皇权的威慑还是有的，洛阳城内的兵马不是没有可能站在宦官一边，；同时为防出现建宁元年张奂率外军入京却站在宦官集团一边的万一情况，所以何进招多路外兵进逼京师，让几路外军好互相制约。
《后汉书·窦武传》曰：“营府素畏服中官，于是武军稍稍归甫，自旦至食时，兵降略尽。武、绍走，诸军追围之，皆自杀”。
《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前窦武欲诛之（宦官）而反为所害，但坐言语漏泄，以五营士为兵故耳。五营士生长京师，服畏中人，而窦氏反用其锋，遂果叛走归黄门，是以自取破灭”，窦武败亡的前车足以让何进、袁绍等人对京城若真发生政变京军是否站在他们一边是没有把握的。
事实上，在汉灵帝驾崩后，上军校尉蹇硕、骠骑将军董重之所以先后在高层权力斗争中败亡，本质上就是他们失去了皇权支持的结果。何况，洛阳城里还有一位军方大佬旗帜鲜明公开反对何进和士大夫们合作除去宦官，他就是何进异父异母的弟弟车骑将军何苗。
《后汉书·何进传》曰：（何）苗谓（何）进曰：“始共从南阳来，俱以贫贱，依省内以致贵富。国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可收。宜深思之，且与省内和也”。因为权力斗争父子兄弟自相残杀的多了去了，何况，何进和何苗只是宗法上的兄弟（何进的父亲何真在何进生母死后，续弦娶了一位名叫“兴”的寡妇，“兴”嫁给屠户何真时还带着和前夫的儿子朱苗嫁入何家，朱苗也就改姓叫何苗，何进、何苗成为宗法上的兄弟，何真和“兴”后来又生了两个女儿，长女是何皇后，次女嫁给了大太监张让的养子张奉，可以说坚持除去宦官的何进反而成了何家的另类），并没有血缘上的羁绊，何进、何苗的感情基础先天就不牢靠，何况何苗和母亲舞阳君还向何太后进言，“大将军专杀左右，擅权以弱社稷”，给人一种何苗似乎有取代何进为大将军，出任帝国首席执政官的野心。
而十常侍虽然抛弃了蹇硕，但宦官对京城军队的影响力依然不可忽视，宦官至少还完全控制着皇宫守卫军，大宦官曹节的女婿冯芳是西园八校尉之一的助军右校尉。
上有代行皇权的皇太后不认同，下有车骑将军何苗的反对和本就实力犹存对京军仍有很深影响力的宦官集团，所以，不要太相信陈琳说的“今将军总皇威，握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高估何进手上的军事实力，虽然明面上在洛阳城内何进控制的军事实力确实是最强，但洛阳城真火并起来，何进对京军有多少是站在自己一边，他何进是不是真能坐拥优势笑到最后是没有把握的。
而招外兵进京，一是可以增强何进和士大夫一方的实力，何进、袁绍等人选择招的外兵，招进来的自然都是反对宦官政治的；二、营造一种天下人都反对宦官政治，宦官政治不得人心的“大势”，使得京城军队投鼠忌器下不敢在真出现突发事件时站在宦官一边；另外，招外兵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何进有意借机调董卓入京，好借机会解除董卓这个敢“抗旨”的跋扈军头的兵权。
何进至少调了三路人马上洛，除了驻扎河东郡的并州牧董卓率三千精兵上洛，还有：东郡太守桥瑁所部，前并州刺史，现任武猛都尉丁原率领的并州兵。
除了调外兵入京，何进还派自己的部下外出募兵回京增强自己直接控制的军事力量：
《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英雄记》曰：（王匡）辟大将军何进府，进符使匡于徐州发强弩五百西诣京师。
《三国志·鲍勋传》裴松之注引《魏书》曰：大将军何进辟（鲍信），拜骑都尉，遣归募兵，得千余人。
《三国志·先主传》曰：大将军何进遣都尉毌丘毅诣丹杨募兵，先主（刘备）与俱行。
《三国志·张辽传》曰：何进遣（张辽）诣河北募兵，得千馀人。还，进败，以兵属董卓。
《三国志·张杨传》曰：（张）杨复为（何）进所遣，归本州（并州）募兵，得千余人，因留上党，击山贼。
这五路外兵都是由何进直接外派招募的，何进还借机扩大了自己控制的军事实力。
其实呢，如果不是后来何进稀里糊涂死在宫中，导致洛阳城彻底失控，凭董卓他那三千精兵入京是根本无法控制住洛阳的局势，进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我相信当初董卓接到何进招他入京的命令时，盘算的不过是在洛阳又一轮可能到来的血雨腥风的宫廷政变中站好队赚上一笔，让自己在官场更上一层楼，在洛阳城兼个高级军政职位，因为一旦帝国的宦官政治终结，以何氏外戚浅薄的根基，肯定难以压制帝国的官僚士大夫，何太后、何进有依靠军阀武人制约官僚士大夫的需求，而董卓又是和何进共录尚书事的太傅袁隗的故吏（《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吴书》曰：并州刺史段颎荐卓公府，司徒袁隗辟为掾），正是和袁隗有这样的渊源，董卓入京背后很有可能有汝南袁氏的推动。
董卓一方面是何进盟友太傅袁隗的故吏，把他招来可以提高自己一方的胜算；一方面又是边疆武将和尚文的士大夫群体格格不入，隐隐适合何太后、何进在宦官集团空缺后充当抑制士大夫势力膨胀的工具，符合何太后、何进的政治需求；更重要的是可以趁机解除掉董卓的兵权。何进把董卓招来至少也是认真思考过的决定。
当时上洛的董卓是绝不会相信自己凭三千精兵就可以控制洛阳城，进而把持中央政府，那是正常人都不会有的想法。如果在董卓领着三千人出发的时候，有狗头军师对董卓说，他这次上京会如何如何，董卓一定会把这个人当江湖骗子给乱棍打出。
洛阳作为东汉帝国的都城，虽然没有北宋开封那样，开口闭口就是城中八十万禁军如何如何，但是合理推测洛阳城内的禁军绝不是一个小数目，至少这个数目远远超过了三千人；而洛阳城墙肯定又高又大，护城河又深又阔，没个三四个月是绝对攻不下的那种坚城，而向洛阳进发的外军，也绝不是一个小数目，为了防止某一路外军失控，何进是同时征调董卓、丁原、鲍信、王匡、桥瑁等多路军队向洛阳城靠近，靠近洛阳城的几枝地方军队，都没有任何隶属关系，他们中间只要有人敢轻举妄动，估计都不用洛阳城出动兵马，中央政府一纸诏书其它几股力量就足以联手把他灭了。凭区区数千精兵就能全面接管帝国中央政府，实在像讲天方夜谭。问题是，后来洛阳城事态的发展，超出了当时所有人的预计，董卓中大奖了。
何进除了调外兵入京，也对京畿和京城军队高层进行一系列人事调整，加强对京畿及京城军队的掌控，如：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还赋予袁绍“假节,专命击断”的权力，大将军府从事中郎王允转拜河南尹，袁术为虎贲中郎将，“龙亢桓氏”的桓典为羽林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分掌皇宫宿卫，党锢之祸的受害者何颙为北军中候，北军中候监北军五营（北军五营指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营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