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这是董竹君写在《我的一个世纪》封面上的几句话，她郑重写下的遗言，值得用金字刻在她的墓碑上，刻在一切求上进、不甘心虚度一生有志者的心上。
董先生于1900年出生于上海，小名叫毛媛，小时候家境非常贫寒，父亲起早贪黑的拉黄包车，母亲给别人家做姨娘。常年吃不饱，穿不暖，租住在最便宜的“客堂背后”，父亲生病都没有钱看医生。
在她童年的生活里，最深刻的记忆就是贫穷。但父母亲为了改变现状，为了能看到一丝希望，还是拼尽全力把她送到了一个私塾，她也因此有幸读了几年的书。
后来由于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又把她以300元的价格送到青楼卖唱三年。这期间，当时思想进步的革命党人夏之时很喜欢她，她自己也是为了能早日逃出火坑，就和夏之时一起逃往日本，结为夫妻。
在日本，她不仅刻苦读书，还和一些有识之士经常讨论国际形势，心系祖国。
后来又回到丈夫的老家四川，她丈夫是当时的督军，她也就当上了督军夫人。
为了治理好整个大家族，她每天起早贪黑，勤勤恳恳，大公无私，不管是教育子女，还是家族中大大小小的事务都是她一手操办。
后来，看到家族日渐没落，也是因为小时候的贫穷记忆，为了提高家族的经济收入和解决穷人的生计问题，她创办了女子织袜厂和黄包车公司。
但后来由于她丈夫思想日益落后，还幻想着想东山再起，不接受新思想，不听劝阻，天天抽大烟，对她亦是骂骂咧咧，处处限制，还虐待女儿，在忍无可忍之下，她独自带着四个年幼的女儿离开了这个日渐没落的封建大家族，脱离了丈夫的管控。
丈夫为了让她返回四川，回心转意，在离婚协议上什么也没有给她留下，但她还是义无反顾的签了字。
刚开始时，她们母子五人身无分文，在上海靠典当衣物为生，她自己也开始追随共产党，想为党的事业做出贡献。
再后来她为了女儿们的生活、教育费用和为共产党革命工作提供物质支持，她创办了纱管厂。
不幸的是，这个厂后来被炸弹炸毁，自己又被陷害入狱。
后来生活一度困顿不堪，自己失业，母亲身亡，债务缠身，父亲病重又无钱看病，后来父亲也离世了，她因没能让父亲实现再多活五年的愿望，而心痛欲裂。
再后来，由于一个好心人的资助，她创办了当时最有特色的锦江川菜馆，从室内、走廊的设计到餐盘的图标、绿植的摆放，都充满了西式、日本和中式之融合的特色风格。
从大厨的精心挑选，餐厅的卫生到服务员的服务意识的培训，她都亲自过问，兢兢业业。
她说这次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也不能失败，后来这个餐厅客人每日爆满，后来又扩大了经营。
再后来她又创办了锦江茶室，里面不仅格调清雅，而且里面全是女服务员。这在当时妇女地位极其低下的状况下，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她还经常教育员工，特别是女性员工，一定要独立自强，而要想独立，首要其冲的就是要经济独立。
别说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就是在当下，我们女性也要向竹君先生好好学习。
学习她敢于冲破封建势力的牢笼，敢于脱离丈夫的庇护，敢于独自创业，首先实现了经济之独立。
随着经济状况的日益好转，她除了留给几个女儿们的教育费用外，其余的资金基本都贡献给了党的地下革命工作了，她的餐厅也是当时地下革命工作的联络点。
这个锦江餐厅解放后她也是直接贡献给了国家，自己一点资金都没有留下，她的后半生的生活甚至是清贫的。
她自己也一直是能给予别人接济的就帮助，在思想上也往往能影响她周围的人追求进步，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在文革坐牢期间，尽管她饱受折磨，但她能始终能坚信党，坚信国家，坚信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她坚信终有一天一切都会过去。
后来，她多次当选为人大代表，担任政协委员，她亦多次为提高妇女的地位而提议。
她的几个子女也都品学兼优，留美归国后为祖国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董先生1997年离世，享年98岁。
董先生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是曲折的一生，是见证中国百年历史的一生，同时也是传奇的一生。
我尤其敬佩她的勇敢，她的坚强，她的不放弃。她为追求自立而做出的抉择，她为女性之独立而做出的贡献，做出的榜样，她为摆脱贫穷，追寻理想，追求人生的意义而拼搏的一生！
董先生，您永远活在中国女性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