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来也是人生在世，又有谁能逃离时间的制裁。而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错过了我余生再也遇不到的姑娘了，余生潦草也是我的命。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恢复高考的第三个年头，我从一所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了一个贫困县，去其最偏远山区的一家供销社工作，专门负责物价的制订和管理，为什么没有当老师，任何时代任何环境人都要讲一个“人情”，而我家也是赤贫的，能有一份分配的工作就是很好的事了。
供销社的区机关，是在一座小镇上。那里群山环抱，小镇分为新街和老街两个部分。新街，是由后来新建的区政府机关、供销社、区医院、食品站、学校等组成的，在前面的山坡上，光供销社的生产资料销售部、工业品副食品销售门市部和农产品收购部等，就占了半条街。
老街，则在后面的洼地里，街道逼仄，房屋矮小，大多是木制的两层、或三层楼房，街面是由青石板砌成的，只能通行人和马车，进不了汽车。但我们在老街上也有一座专门供应日用品和副食品的门市部。
那时候的乡村，工业品的供应和农产品的收购，是由供销社独家经营的，没有其他的人可以插手。各地的供销社以区为单位，进行独立核算，统辖着各乡的分社和各片区的分店，所以，一家区供销社，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单位，有种类齐全的直属门市部，有几十个分社分店，数百名的职工。而区供销社机关，除设有办公室之外，还有功能各异的组室，如业务、财会、人事、保卫、生产、物价、统计、基贸等，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从字面上就基本可以明白它们的职能。
在区供销社的机关里，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有办公楼和宿舍，有机关食堂，有公共浴室，有水泥修砌的洗衣台，还有一个篮球场。机关员工每天八小时按时上下班，下班之后的傍晚，可以打打篮球，然后到公共浴室那里洗澡洗衣。所以，每天傍晚的时候，浴室和洗衣台那里，是很热闹、也很快乐的，尤其是夏天，人们聚集在这里洗衣服，说笑唱歌，有时还会打闹一番，只到天黑。
财会室有五个人，一名组长、一名副组长、两位会计、还有一名出纳，所以，他们合在一个专用大办公室办公之外，还各有自己的住房。带有家属的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还有专门为他们修建的家属楼。像我们这样的组室只有一个人，又是单身、或者家属是农业户口的，就是分一间房子给我们，既做办公室，又兼住房。
那时候修造的都是那种筒子楼，就是中间一个过道，两边是房间，我的办公室，与财会室门与门相对，而且正对着王姨的办公桌。
王姨是一名老会计了，四十出头，身材不高，单单瘦瘦，留着齐耳短发，人很精致，说话轻声细语，态度和善，为人十分亲切。
而我刚分配到那里时，年龄还很小，才刚满了十七岁，简直还是一个孩子。王姨亲切温和，所以，我自然就对她感到特别亲近。
正是这样，我到供销社上班不久，就认识了王絮。
王絮是王阿姨的小女儿。王姨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和大女儿都已成年，因为和她的丈夫离婚了孩子们都跟这她姓。而且不幸的是，她的大儿子智力有问题，常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突然走丢。王姨随时提心吊胆，偶尔一听不到动静或有人喊她，就要冲出去，生怕儿子丢了，再也找不回来，经常会在找到的儿子的时候搂着儿子，泪水满眶。所以这大儿子都年过二十了，还要王姨亲力亲为的照顾着。王姨的大女儿，刚满了十八岁，被安排在下面的一个分社做营业员。
王絮当时十五岁了，初二了马上升初三。
我到单位报到上班的时候，正值七月份的暑假期，王絮常常到她妈妈的办公室来玩耍，撒撒娇，我的房间正与王姨的办公桌相对，所以，我们很自然就认识了。
那天，她穿着一袭素色碎花的连衣裙，坐在她妈妈对面的藤椅上，对她妈妈有说有笑，像一幅画很温馨。我见到她们母女那么亲热，我不免走过去打一个招呼：“哇，王姨，这是您女儿呀？好可爱的小姑娘！”王姨忙对女儿说：“是呀！这是新分配来的刘同志，你叫——叫哥吧！”
她非常乖巧地叫了一声：“小刘哥哥好！”但又调皮地在我姓的前面加了个小字。
王絮与我一见，便非常投缘，有时到她妈妈办公室来时，顺步就到我的房间兼办公室走一圈，打个招呼。这样，慢慢地我们就很熟了，常常上班不能离开时，就托她去买个零食什么的。有时她故意卖关子不肯去，就得好言哄劝半天，最后当然高高兴兴地去圆满完成了任务。
王絮是那种到哪里都如鹤立鸡群小姑娘。她不但在那些同龄的孩子中鹤立鸡群，即使在那些成年的大女孩子中，也显得特立独行。她小小的年纪，个子就已经很高了，十五岁的个头就高过了妈妈，比其他同龄的孩子更是高出一截。不但个子高，她还是一个天生的美人胎子，容貌姣好，气色红润，身形翩翩。
关于王絮的身世，我后来听到过一些隐秘的传言，说她不是她父亲的亲生女儿。她父亲年轻的时候当兵，后来复员安排在了遥远的东北工作，那时节的人，工作都是积极分子，路途遥远，他就很少回家。有一次回来探亲，进家门的时候，正赶上王姨的单位开批斗大会，斗争的就是王姨和被抓了现行的另一个男人。王絮的爸爸扭头就走，再也没有回来过。当然，那时候王絮还很小，什么都不知道。
人们怀疑的一个证据，就是王絮自身，她的个头和气质与家里其他的人截然不同。王絮和她的哥哥姐姐的面容都像妈妈，但是，她父母的个头都不高，她的的哥哥和姐姐，也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个子矮小，貌不出众。唯独王絮这孩子，却脸容特别精致，身材绰绰约约，气质别样。
王姨自然是和她当兵的老公离婚了，她老公走的时候孩子都没有要，说这都不是他的孩子，是野种。自然这话是血口喷人的，他新找的对象是不要他的孩子的，他只是找了个理由说服自己和别人不带孩子而已。而孩子是无辜的是，奈何男人要变心了，什么都可以变成他不要你的理由，由他说而已。
王絮就是这样和我结识并相伴着长大。她十分明显地喜欢黏我，喜欢拿学习上的问题来请教我，喜欢跟我借书阅读，有什么都喜欢跟我说。她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孩子，参加学校的很多文娱活动，她都喜欢就那些节目来与我探讨。而我也会就她的朗诵、歌唱、舞蹈等方面的内容，提供自己的看法。
我会告诉她自己唱歌的心得：必须以丹田之气，蓄满全身，甚至直达每一根神经末梢，然后喷薄而出，冲破喉咙的玄关，使声音达于声带之上，进入口腔。这样发出的声音，才中气充沛，高亢明亮，能够自如地表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样发出的声音，就好像气息是流水，声音只是流水上带出的花朵，这样的声音才美、富于弹性和表现力、而又不伤害声带。
我会和她共同探讨那些朗诵的发声、语气和节奏，纠正她一些发音的瑕疵。
她还喜欢把自己写的作文和日记拿给我看，让我给出评点。当然，凡是有她喜欢的东西，也会拿来跟我分享。
有一个秋末冬初的日子，傍晚放学回来，王絮兴冲冲地来找到我，递给我一张纸，那是她手抄的一首日本歌曲《北国之春》的简谱。她说，她听到了别人唱那首歌曲，感觉实在是太美太美了，就抄了那张简谱回来，与我分享，并要我教会她歌唱。
我对着那简谱一哼唱，她就在旁边头点得像鸡啄米，连忙说：“是的是的，正是这样！”我后来教会了她唱那支歌曲，还能吹着笛子给她伴奏。
我非常喜欢文学和音乐，因为没有钱，买不起别的乐器，我就自己学习吹笛子，从小就胡乱地吹，基本能把一支乐曲吹成音调。一根竹管，便是全部，那其实是最廉价但又最美妙的一种乐器。
有一天傍晚，我们离开人群，到一片山谷里的树林畔，我坐在岩石上，王絮立于旁边，面向山谷，我们成功地合作了那首歌曲。一曲既罢，王絮喜不自胜。然后，我们准备起身离去时，我拿着笛子，立在那一块岩石上，王絮也爬上来与我并立着，我们一起观赏着山谷的景色：林寒涧肃，斑斓的秋林已经阑珊，偶尔尚有残叶从风中飞过，暮霭渐渐升起，有蓝色的轻烟在林际缠绕、飘荡……香薷突然眼里染上泪花，对我说：“哥，你看，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冬天也有这样美……”
那时候我们下面的分社分店，都得到区社仓库来运货，所以都要雇请当地的农民，作为专门的搬运工，拖着板车运输货物。有一次，一个偏远分店的搬运工到区社来运货时，找到了我，那是一位皮肤黝黑、被风雨洗涤得滑不溜秋、满身风霜的近五十岁的老农，看起来老实木讷。他期期艾艾地对我说：“同志，听说您们管物价的领导换了同志，您给我算一算我们那边的运费吧，太低太不合算了，您可怜可怜我路途那么远那么辛苦。”那时候，无论是商品价格还是运费计算，国家都规定了统一的公式，统一的费率、差率和单位收费标准，并且印发有统一的里程表，我根据当时的里程和单位收费标准，即使按县里到各乡镇的二级路面计算，也没有付够给他，如果按照乡村路面付费，更是远远不够。为考察他们那边的里程和路面，我还专门到那个分店去了一次，路途确实十分遥远，坐县城下来的公共客车到乡政府所在地下车，还要走很远的路途，而且那乡间的马路十分崎岖，多上山下岭的路段，路面很难行走。那里程应该与规定是相符的，但是路面和单位收费标准，肯定是克扣了那位搬运工。于是，我就下发了一个纠正错误、提高付费标准的通知给那一个分店。但是后来，那位帮运工又来找到我，说，那个通知并不算数，分店还是按原标准付费给他。我打电话过去问那分店负责人，说关于付费的事，他们必须请示财会，财会不同意他们无法执行。后来我又去问财务负责人，他说：“你办事稳重一点吧，不要不向领导反映，就私自更改付费标准。这不是一个小事，一旦提高一个地方的付费标准，牵一发而动全身，全区都得乱套！”
我意识到了自己所做的事情，在他们眼里其实就是一个小孩子闹的笑话，而自己确实也是莽撞而幼稚的。
但是我情绪还是略有点激动，对那位财务负责人说：“可这是违反政策的，是地地道道的剥削农民，那搬运工风里来雨里去，每天山路颠簸，多辛苦呀！那些山路上下坡危险，也许连命都要搭上！”
那位财会负责人也翻了脸：“你算什么？你嚷嚷嚷？！你吃单位的喝单位的，发的是单位的工资，却不知天高地厚！你这是吃里扒外！”
从财会室出来，我还是感到心里很是郁闷，不愿待在办公室，就怏怏地走出来，想到老街上的门市部去，帮助他们调整几个价格。刚走出大院的大门，就碰到了王絮放学回来，那天学校因为有事，提前放学了。王絮问我去哪里，我告诉她去老街。她眼睛一转说，刚好她也要到一位同学家有点事情，就跟我一起去吧！见我一路上有点闷闷不乐的，就问我：“哥，你怎么了，有什么事情？”我摇头说：“没什么，你不懂。”她说：“你瞒不过我的眼睛，说说吧，是什么事情？”我迟疑了一下，就边走边把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然后我也心有踌躇地问她：“絮儿，你说，哥是不是又做错了事情？”王絮立即回答说：“哥，你没错！你说的那搬运工多可怜呀，他们欺负农民才可恶呢！不过，你以后与他们在一起办事，也学着长几个心眼吧！”
快到老镇的门市部时，王絮说她同学的家就在附近，她先去同学家，待会儿来这路口等我，再一起回去，就走开了。我办完事情，刚走出门市部，就看到王絮从那边小巷里走出来，好像无意碰上我的一样。我知道她小小的鬼头里，是不愿意让别人、尤其是不愿意让本单位门市部的人看到她跟我在一起。然后她在我的身旁，蹦蹦跳跳着，像一条撒欢的小狗，我们一起走过那乡间的小路。
一般来说，没事的时候，单位的领导不喜欢看到我们待在办公室，而是希望我们多去下乡，或在门市部待着，帮着营业员们做一些事情，或做一些自身业务的监督管理。过了两天，我到副食门市部去看看。副食门市部是独立于中心大百货门市部之外的一个单独的门市部，有两位营业员，但当时只有个头矮小却伶牙俐齿的李小丽一个人在。她见我走进柜台，就笑眯眯地涎着脸说：“欢迎大领导来检查工作！”我则回敬一句：“小心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她眨眨眼睛，然后有点诡秘地对我说：“喂，你那位小情人真不错哟！”“小情人？”她盯着我不解的样子，然后“噗嗤”笑出声说：“就是王絮呀，我们王会计那位二小姐！”我向她挥起了拳头说：“行了，你积点德吧！人家一个小姑娘，这样的话你怎么说得出口！”
她说：“小吗？是小了一点，但人家人小可心不小！你不懂女孩子，人家真的是心里有你了耶，我们作为女孩子，是明眼人，旁边一眼就看出来了！她都为了你与别人吵架了哦！”
啊？吵架？看见我一头雾水的样子，然后她就告诉我：昨天星期天下午，她到那边中心门市部有点事，没事的时候，那些营业员就喜欢聚在一起家长里短、说东道西，她们可能议论到了我，什么幼稚啦，工作经验不足啦等等。当时王絮正好从门市部经过，听到了她们的议论，就对她们发声：“你们什么都不清楚，也不懂别人的心思，就不要乱议论人！”当时，门市部的那些人中，就有人和她怼上了：“哟，小蹄子，是你什么人呀？你倒是很懂人家的心思的！”那小丫头刹那间满面飞霞，一脸怒容：“哼，你管不着！”又羞又急地甩袖而去。
由此，我知道了她已在背后与人抗争，维护着我了。但她却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
有一段时间，她很少来办公室，也不再找我，我看她上学放学都来去匆匆的，见了我能不打招呼就不打招呼，我们变得好像很生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