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峨眉河，从乐山古镇苏稽场中穿流而过。乡场中心，有一座很有特色的漫水桥，用长条石架构，大凡去过哪里的游客都会留下印象。这桥，在当地人的嘴里叫“老石桥”、“石桥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乐山城里有文化人，给这座平梁石桥安上了“儒公桥”的雅号，并编排了一段官与民的故事熏染。
做为一个故乡在乐山的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我也是跟着乐山城里的文化人，把苏稽古镇的老石桥叫做“儒公桥”，并在自己创作的散文《苏稽遣风》中使用。去年，看见一篇文章，是原乐山社科联副研究员马琦写的，《苏稽大桥不是儒公桥也不是茹公桥》，文章引用民国《乐山县志》的记载，明明白白指出，横跨古镇苏稽的老石桥，史书上记载的名称叫“苏稽大桥”。而“儒公桥”则是在另一个叫水口的乡场，古代通往苏稽场的另一座桥梁，沧桑变化，早已湮没在历史的进程中。
这显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意见。尊重历史，正本清源，还历史地名本来面貌。于是我在认真学习民国《乐山县志》的基础上，肯定了马琦先生的观点。并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表了《还苏稽大桥的本名》，我深知，谬误一旦形成和被认可，在当下，纠错机制需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把地名的清白还给历史。距离马琦先生为苏稽大桥正名已经过去十年，打造古镇苏稽的相关部门，还在学习古镇历史的路上，竖在石桥头的新碑文，仍然是“儒公桥”三字。就连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也许他已经读过可靠的地方史料，仍然置若罔闻，在创作的新文章中，继续使用“儒公桥”的名称。
这不仅仅是一种惯性。由此我想到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叫做追求真理，思想解放，解除传统的束缚。其实，许多时候只不过是用一种新的束缚代替旧的束缚而已。尽管我们在史书上巳经找到正确的答案，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仍然屈服于权威，而在任何权威面前，真理的守护、思想的解放都是镜中花、水中月。
苏稽大桥名字被张冠李戴的命运不是孤立的，同样发生在乐山市所属的井研县，那里有个千佛镇，镇边有一座存在了近一百八十年的老房子，有三进院落，推开第一进的大门，抬头望去，中梁内侧上清清楚楚用墨笔写着：“大清道光二十二年岁次⋯⋯大吉”。这片建于1842年的宏伟建筑群，是清末民初成都有名的“五老七贤”刘咸荥的老家婆屋，开盐井贩盐发了财的王敬庭修的宅子，过去的名字叫槐盛号。是王家的产业，并一直经营到1950年。
刘咸荥的爷爷，是川中大儒刘沅，字止唐。刘咸荥在成都办学，所教弟子有郭沫若、李劼人、周太玄等。刘咸荥有个最小的弟弟叫刘咸炘，字鉴泉，只活了三十六岁，却是个著作等身的人，2005年，《巴蜀文献集成》推出《推十书》二十册，包括哲学、史学、文学、方字学等近八百万字由上海出版。
这个叫刘咸炘、字鉴泉的蜀中才子，当时是四川大学的教授，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离开成都，先去井研县千佛镇看老家婆屋里的亲戚，然后去乐山、峨眉山。留下一本《辛末南游日记》（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他在日记第213页详细描述了王家槐盛号的外景内情。
“又二十里至千佛场。场在福泉三嵎两山间，东至望见山下有溪绕田原，圆如半月，以问舆夫，曰槐盛号也。盖吾外家营盐业号之旧名。
二十一日晨书屏联二件，饭后往学堂湾外家祠宅，即昨日所见。背依翔鹤山，门外有横池，厅凡三进，每厅之左右为小院各二。结构齐整，木石坚巨，阶石厚尺余，屋顶板厚寸许，椽下亦有厚数分之板，外曾祖敬翁所造也。”
刘咸炘还在外曾祖家留诗一首：“三十六岁到外家，此事可怪亦可嗟。儿童聚观诧生客，令我自喜复自惜。登堂拜外祖，仅得展遗容。诸舅曾见一，今亦想像中。表兄廿余存六，侄辈之长须如银。⋯⋯”真是幺房出老辈，舅舅们都见不到了，大的侄辈胡子都白了。
1950年以后，道光年间王敬庭修的槐盛号房子收归国有，办过农场、学校、工厂，最近些年，这片房子突然不姓王，改姓雷，成了“雷畅故居”，同时还附上许多故事，成为当地的旅游景点，谬误越传越广。一度破烂的木头房子变得更老了，直接上推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从170多年增加到250多年，这故事编的玄，也不去考虑木头房子的寿命。
按理说，1950年至今才过去七十来年，这片老房子，前前后后历史知道的人还很多，王家后人、雷家后人在当地分布广，断然不会忘记。县档案馆，文史研究部门，土地改革的资料也是存在的，正本清源不是个难题。为什么出现这样荒诞的故事？谁解个中缘由？
这便是时下乐山苏稽古镇和千佛古镇正在发生的戏剧。张冠李戴，指鹿为马，自家神龛供奉着别家祖先牌位的荒唐，居然大模大样的上演着。荒唐可笑至极！
这倒让我想起一个发生在法国的故事。1694年的一天，法国巴黎宫廷里闯进一个女子，她用磕磕绊绊的法语讲述了她的身世。她声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公主，是康熙皇帝的女儿，本来是要嫁给日本的王子，但是她途经的海路被荷兰海盗劫持了，连同陪她去日本的母亲，母亲不堪凌辱死于海上。于是这位曾经金枝玉叶的公主，被海盗们掳到了欧洲。此时法国和荷兰正处于交战期间，法国人没收了荷兰海盗的人货，就这样，“康熙皇帝的女儿”就这么辗转来到了法国。
何等离奇、充满了浪漫色彩的遭遇！真是应有尽有，一揽子满足了整个巴黎社会的东方热和好奇心。正好，巴黎上流社会有的是好奇、虚荣、浮华的慷慨，以及闲的无聊发愁打发度日的方式。稍后些年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大仲马小仲马的小说有很多关于上流社会荒诞离奇的描述。
巴黎宫廷的贵族和贵妇们立即争抢收养这位中国公主，充当中国公主的保护人。给这位中国公主鲜衣丽服、珍馐美馔，倍加呵护。这件事很快惊动了巴黎社会一些懂一点中文或者热爱中国的人，他们的中文大多是自学的，几乎从来没见识过中国人，更不要说是中国女人。说来也巧，这时刚有一位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谙熟中文的耶稣会神父回巴黎述职，闻知此事，由一位贵妇人引荐，去当面造访这位康熙皇帝的女儿。这一见，事儿闹大了。
神父见了公主，用中文和她搭话，没想这公主一句不懂，却用一种她坚称是“中文”的语言来回答神父。把个神父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个女人说的一丝一毫不是什么中文。可这位中国公主发誓她说的才是中文，神父说的根本不是中文。在当时的欧洲，中文无异于外星语言，旁观者当然无资格判断谁是谁非。只冲着她是中国公主的身份，人们就知道该信谁了。神父气急败坏讨了个没趣，他冤枉极了，又无人为他申冤。
神父败下阵来，却不甘心。他在中国呆了二十年，见过许多中国人，眼前的这个女人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中国人。于是，回家抱来一捆中国书，请她来读。神父的逻辑很简单，是公主，一定会读书识字，否则一定会露馅。没想到这位公主见了书，人家一点不含糊，拿起书就哇哇地诵读起来了。神父一下子傻了，他知道遇上了骗子高手。这个女人读的压根就不是中文，天知道她读的是什么！她读得是那么煞有介事，充满了信心和自鸣得意，因为根本没有第三个懂得中文有资格做裁判的人，神父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任何事情最终都有个了结，随着后来回法国说中文的人增多和真正的中国人登场，中国公主的西洋镜终不持久。到了1694年后期，已经没有人相信她的鬼话了。
民间有句话，谎言说上一千遍成真。我不相信，谎言终究是谎言！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