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小就知道我有个三叔，但我从未见过。

大人们口中的三叔“是个好孩子”，“早早出门打工”，“听说在外面挣大钱了”。

在大人们的叨叨声中，我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叔叔熟悉极了。在村头街尾的议论声中，我熟悉这个叔叔的全部生活细节。我想，当他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一定能认得出来。

早年我家的家境不是很好，父亲这一辈有三个孩子，都是儿子。为了养活他们，给我爷爷愁的，最困难的时候地里刨食。蚯蚓、老鼠，什么没吃过。活着就行。

长到十多来岁的年纪，为了不增加家里的负担，三叔偷溜出村子上了一辆开往省城的大巴，出去讨生活了。

那会儿爷爷大约是松了口气的，我想。

父亲娶了母亲，家里揭不开锅，母亲对此多有抱怨。父亲只能抹抹脸上不存在的汗，蒙混过去。

有了我之后，家里也没改善多少。我常常因为在外面疯跑勾破衣衫或者在泥泞的小水塘踩水而挨揍或者挨臭骂。

这个时候没人惦记在外独自拼搏的三叔。

后来，村里搞建设引进了个厂子，父亲有了份稳定的生计，虽然不多，勉强度日没问题。

日子开始有了起色，这时候父亲开始惦记那个小时候出走的三叔，常挂在嘴边的是：如果于乐在就好了。

于乐就是我的三叔。

家里人开始打听三叔的消息。

听说三叔刚到省城时去饭店帮厨，被“我们不招未成年”为理由打发了。后来他隐姓埋名去码头搬货，积攒了些原始资金，据说人力大勤快不挑活，很快混出了头，码头上人称一声“于哥”，很是吃得开。

有天于哥不见了，据码头上的好哥们说去混深圳了。

深圳啊，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听说那里车水马龙。

父亲一脸的向往。我想那时他大概是羡慕三叔的。

此后再也没人见过三叔，再也没有三叔的消息。但是村里关于三叔去了哪里，干了什么的猜测不绝于耳。

我也不懂他们为什么那么关心我的三叔。

对于父亲而言，三叔成了“白月光”。也是，最困难的时候不拖累说走就走，景况好的时候也不出现分家财，这样的三叔打着灯笼也找不到。

我的父亲常挂在嘴边的是：也不知道现在在哪里，混的怎么样。

大环境的改变越来越明显，厂子里的效益越来越好，人脸上的笑都多了。家里填饱肚子没问题，一个月也可以一顿肉食改善伙食。

家里最大的变化，是房子的重新翻修，连我都拥有了一间单人房间。

每当这时候，父亲嘴上念叨的总是：我的日子好起来了，于乐应该也是，他在深圳不是吗。

人总是往好的方向想，不是吗？

有天周末，父亲回来开心对母亲说，要去省城出差。

原来是厂子里有一批货，临时追加的，需要有人送去省城，跟前几天的货一起装上集装箱。

父亲还没去过省城，主动揽了这活。

我也没去过省城，央求着父亲带上我。

父亲带着我跟着货一起去了省城。

我开心极了，路上眼睛都不够看。红墙白字“改革春风吹，人民战鼓擂”。路旁很多的工厂冒着白烟。

我的心也想被鼓擂似的嗵嗵作响。省城里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流穿梭络绎不绝。全是铺满的水泥马路，路旁还有一排排的路灯。路旁的百货公司在太阳下气派的闪着光。

我的眼睛看不够似的趴在车窗上，直到到了目的地。在码头上交接完货物后还有时间。父亲说难得来一趟省城，打算带我逛一逛，他打算买点儿什么给母亲。

街对面有一家糖果铺子，父亲说这个适合母亲。去到街对面有一座过街天桥连接。

过街天桥真气派啊，一桥飞架在街两端，两端各两个上下连接口，连接口走上去可以看桥下车辆来来往往，正中间的视野最好。

可正中间视野最好的地方蹲着三五个乞丐，面前一个小盆，小盆里有三五分钱，最大的面值是一块钱的钢镚。

乞丐穿的破破烂烂的，手臂腿露在外面的肉黑黑的，指甲缝里一层厚厚的黑垢。

有的耷拉着头，有的看着路人祈求，有的呆愣着目光看着自己残疾的腿。

这里面最与众不同的是一名断了腿的乞丐。从他退化的肌肉上可以看出以前身体不错，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摔了腿。他与众不同在，他抱着一把琴在弹。

“怪可怜的，还卖艺呢。”

“弹吉他的，真少见。”

经过的路人不是的嘀咕两句丢上几个钢镚。

就属他面前的碗里钱最多。

没见过的乐器吸引了父子的注意，难得仔细打量了下乞丐的样貌。瞬间父亲像是被雷劈了似的。我总觉得这乞丐面善。

“我们能给一点儿钱吗？”我问父亲。

父亲哆哆嗦嗦的从兜里掏出一把零钱和一些纸钞。

我捡了一块五毛的想扔进碗里，父亲拉住了我，夺走那张五角钱又塞给我一张五块的。

我看了看父亲，这么大方？

五块的纸币放进碗里，最大的一张面额，那乞丐抬起眼，眼神浑浊，眼屎糊住眼角，看着我说了声：谢谢！

我转身拉住父亲的手要走，父亲微红了眼眶，一步三回头的下了天桥。

买上东西回到家了，父亲赶紧去找了爷爷。不知道说了什么，两个人双眼都有些红。

第二天两个人出门了一趟，回来一副大受打击的样子，从此闭口再也没有提过三叔。

那个乞丐会是三叔吗？我想。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