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为什么产生百家争鸣？原因之一是因为战乱纷争，诸子们都在探讨中国何去何从？

战国末期，虽大一统的趋势在前面招手，呼之欲出，可还是没有找到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

诸子之学皆起于救世之弊

诸子们开始了探索救国救亡的道路。当时的诸子百家皆着眼和服务于现实社会，他们都是新文化的建设者。诸子百家的学说纷呈，都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一方面他们激烈争鸣，另一方面又在争鸣辩驳中互相影响、吸取、渗透、贯通，在许多问题上逐步形成了共识，“观此诸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观万方之略矣。”（《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不足之处也日显。比如，墨家是两大显学之一，在当时影响很大，墨家的许多主张如兼爱、尚同、尚贤、节用、非攻、功利等都被其他学派在不同程度上予以吸取和认同，唯独非乐和节葬的主张却不见有人赞同，其实是墨家要求自律方面更为严格，但当自律所不及时，尚需要社会治理的力量。

为了达到治世的一样的目的，而彼此选择着不同的道路，有相互对立，也有彼此一致的方面。“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汉书·艺文志》）这种一致性为百家之学由相反走向相成，由对立走向统一奠定了内在基础。

“诸家杂糅”的战国“思想熔炉”中，百家之学争奇斗艳，在“相灭相生”、“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并存和发展，在交流与争鸣中，思想家们以更广大的学术胸襟，不断打破学派间的门户壁垒，汲取别家学说的养料，补充和完善自己的学说理论。进而为执政者乃至未来的统一大帝国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治国方案。

于是，由百家争鸣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春秋战国时代，因礼崩乐坏而重建社会秩序，走向“大一统”的过程中，也创造了历史上灿烂无比的中国文化。称为“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是由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贝氏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古波斯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这一时期由老庄孔孟荀等开创的思想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称之为中国轴心时代的思想。）

他们都是新文化的建设者，都是以天下为已任，他们“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于世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淮南子·要略》又说：“诸子之学皆起于救世之弊，应时而兴，本于世变之所急。”此言正是。

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有无数先贤圣哲，都以天下为已任，具足自肯承当的精神。而且，“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就如出处《淮南子·修务训》“孔席墨突”典故，“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是以圣人不高山，不广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贪禄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万民之害。”意寓孔子、墨子四处周游，栖栖皇皇，奔走于天下以济世救民。每到一处，坐席没有坐暖，灶突没有熏黑，又匆匆地到别处去了。后人赞扬两位圣贤的热心济世和奉献自己的精神。无比令人钦叹。

为“统一秩序”而努力：战国中期以后的学术思想逐渐趋向一致，开始了各家各派之间相互融合与统一的局面。在貌似差异巨大的诸子百家有一条“共同的底线”，即建立“统一秩序”，此成为战国晚期的时代与时代精神。诚如潘文所言：“不是争要不要统一，而是争由谁来统一。”

在《战国与希腊》序潘文所说，“战国成为思想制度的熔炉。秦国的法家贡献了大一统的基层政权；鲁国的儒家贡献了大一统的道德秩序；楚国的道家贡献了自由精神；齐国将道家与法家结合，产生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和以市场调节财富的“管子之学”；魏韩贡献了纵横外交的战略学，赵燕贡献了骑兵步兵合体的军事制度，如此等等。最后的结果，就是汉朝。”恰恰是荀子自觉担当起了这个时代使命，承当这个时代课题，因此荀学为汉代制度的制定与实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荀子“有功于时政”。

荀子的努力：荀子为了构建“统一秩序”的理论体系，为了谋求匡正天下的安定之道，选定走一条集合了前人的智慧、又不同于任何人的适合于当时形势的道路：倡导“王道之治”、“隆礼重法”、“王霸兼用”、“富国强国”等，提出通过“君子”的“正己”与“修身”，施及邦国，以达到天下大治，进而实现“一天下，财万物”的政治理想。

荀子希望每一位君主都可以成为君子的德行，“《荀书》多称君主为君子之例，故天子亦可称为君子。”（王天海《荀子校释》）正说明此意。如果能够按照荀子所提出的君子标准要求，刘向感慨：“如人君能用荀卿，庶几于王，然世莫能用，而六国之君残灭。”（刘向《校书序录》）

荀子在诸子百家中集大成的理论造诣特别是王道政治智慧，作为先秦“最后的儒家”、稷下学宫祭酒、作为中国政治的杰出体系化设计者、预言者，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并影响了现代早期西方国家理论，领先两千年的王道思想的荀子——贡献远远大名名声。

（一葉/2021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