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个并不起眼，但对于整个历史来说绝对不可或缺的群体，他们大多地位卑下而才学广博，依附于古代皇权而存在，却又不失高傲气节，恪尽职守的同时也保持着理性和客观，这个群体，就是史官。
史官是站在历史背后的人，他们看似强大，每一个故事都用一杆笔书写的有千钧重的分量，每一页历史都可染上绮丽的颜色，但他们又看似微弱，站在来来往往的事件中心，只能是一个旁观者，那些意气风发足以改变时代的豪迈，与他们无关。
在中国众多的史官中，有一个人，因其留下旷古绝今的史学著作而闻名于世，又因其悲剧色彩和传奇色彩并存的人生经历，格外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个人便是《史记》的作者，西汉武帝时期的太史公，司马迁。
假若说司马迁伟大，这伟大，至少要有一半应该分给他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迁的先代“世典周史”，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初年的太史令。司马谈学识渊博，且早有像孔子那样著述历史的宏愿，他为此做过一些准备，但未能实现。司马迁受父亲影响很深，从小到大的职业规划，就是按照父亲司马谈所指一路走来。为了培养一个天才的儿子，司马谈可以说费尽心思。
少年时代的司马迁“十岁诵古文”，曾向大学问家孔安国请教古文《尚书》，也曾师从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春秋》，加上他自己刻苦研读了大量的典籍，这些都为他的著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司马谈勉励儿子做孔子那样的人，临终之际，他将这一理想和愿望留给儿子，希望儿子能继承史官家世，学习孔子写《春秋》的精神，以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
青年时代的司马迁有感于书本中的知识远远不够，假如实际生活不丰富，那么知识是贫乏的，智慧是浅薄的，很幸运，司马迁一生和实际生活都有很大联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司马迁踏上了游学的征途。“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过梁楚而归。”当年的司马迁，像极了今天背着登山包的驴友，探察历史的遗迹，欣赏祖国大好河山，只是他并不是单纯的游山玩水，而是实实在在的史实调研。司马迁游历各地，了解各地风土人情，又从当地百姓口中去了解古事旧闻，积累了海量的素材。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独自上路的司马迁这一走就是七年，这七年的时间，他是如何排遣孤独感的，我们无从得知，曾经是否遇到不顺的事，让他想放弃，我们也只能是猜测。也许，耐得住灵魂的寂寞和现实的煎熬，是因为有足以支撑的理由和信念。
整整七年里，司马迁游遍群山大川，无论是赫赫有名的旅游景点，还是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的地方，都留下了司马迁的身影。长平，当年赵王错误估计形势，以至于赵国四十五万士卒战死，司马迁站在万人坑旁，眉头紧锁，一言不发；汨罗江边，司马迁哭了，心里悼念那个志洁行廉、才华横溢的大诗人屈原；曲阜，司马迁深深体会孔子的教化之遗风，被浓重的儒风深深地感染着，留连“不能去云”；乌江边，司马迁心中充斥着历史感的无奈，西楚霸王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会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褪色。
司马迁宛然像一个历史的观客，在各种实地布景中，畅快地欣赏着历史上的悲喜剧，他又仿佛身居一个好导演似的，在摄制着各地的风光，准备着指挥自己的历史剧上演。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他谨记父亲的遗训，缀集天下遗闻轶事，博览皇家旧史群书，开始着手编写《史记》。他一面忠心耿耿为皇帝做事，主持改订“太初历”，一面“绝宾客之知，亡世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潜心著述。然而，就在这时，一场横祸降临到司马迁的头上。
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进攻匈奴。李陵一马当先，率领五千人横扫千余里。但最终因孤军深入，寡不敌众，战败被俘，被迫投降匈奴。消息传来，汉武帝十分震怒。司马迁素与李陵交好，知其为人，便向武帝坦陈自己的看法，认为李陵战败迫降，实为不得已，将来一遇机会，一定会将功赎罪的。这下惹恼了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是故意替李陵辩护，于是立刻将司马迁交给狱吏了。假若不是处在一个严刑峻法的时代，司马迁不会遭受凄惨的命运，他已经三十八岁了，家是穷的，没有钱去贿赂出狱；朋友不多，没有人敢去给他说话；地位不高，势力不大，惊动不了达官贵族，渴望人间冷暖的司马迁，受了“腐刑”，成了“刑余之人”。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把人生分为十个等级，第一是不辱祖先的光荣，第十是接受宫刑辱尽列祖列宗。在“身残处秽”中，孤寂而抑郁，肠一日而九回，司马迁陷入最大的悲愤和耻辱中，他曾想一死了之，但是，父命未竟，事业未成，如此一死轻于鸿毛，于是他“就极刑而无慍色”了。
委屈，精神上的折磨，身体上的痛苦，让司马迁晓得了人世的艰辛，有寒心的地方，有刺心的痛楚，司马迁对人生有了更深的认识，他的精神更加娟洁，更峻峭，更浓烈。在司马迁所处的那个时代，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损伤一根毫毛都是羞耻的。孔子的弟子子路，与人战，冠缨被击断——一顶不遮凉不挡雨的帽子的带子而已，子路竟然觉得尊严已经不在，生命即将消逝，子路扶正自己的冠，系好带子，君子死而冠不免，于是在重结缨带的过程中被砍作肉泥。有人笑子路太迂，此时还在干这些事情，但司马迁却很赞叹年过花甲的子路，赋予子路死以一种崇高的悲剧意味。
不能轻易就死，司马迁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写《史记》。只为了那五十二万余言的《史记》，司马迁想为世人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而自己内心之中无数次的嫌疑、是非，在字里行间，遣词造句中，何曾为自己辩解过一句？何曾借他人之口而怨过一句？没有，司马迁的《史记》始终秉持着一个史学家该有的冷静和客观。
出狱后，司马迁被任为中书令，但他早已无心仕途。他看透了人间的世态炎凉，对最高统治者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他之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也就是说，他之所以苟且偷生，活在世上，就是为了了却著述《史记》的心愿。于是，他把屈辱深埋心中，把生死置之度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发愤著书。
司马迁的晚年，是默默无闻的，到公元前90年，司马迁终于完成了他的鸿篇巨制《史记》。此后，他便消声匿迹了，以至于他究竟什么时候离开人世也无人知晓。他把他全部的热情、心血、感动、泪水和他的喜怒哀乐以至他的全部生命，都倾注到了这部《史记》之中，留下一座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前人说：读《史记》的游侠传，就有轻生取义的豪情；读屈原传、贾谊传，就为他们悲伤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乃有遁世的想法；读李广传，几乎要起而搏斗；读石建传，又会变得谨慎小心。《史记》强大的感染力，由此可见一斑。
鲁迅说：“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金圣叹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郭沫若有一首诗评价：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钺，吐气比霓虹。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太史公、司马迁，身后非常寂寞，他的生平行事大多佚失，从流传至今的零零碎碎史料中，我们知道，司马迁这一生绝对不如他自己所述的那样平平淡淡。现代人对于历史总是充满好奇，而作为第一个将历史作为独立学科，划分出整个文化体系的史学家司马迁来说，他的一生本来就是一个传奇。
作为一个历史记录者，史官要具有一种公正不阿的职业道德，齐国太史写“崔杼弑庄公”，崔杼把这个太史杀了，太史弟弟照样写，这个弟弟也被杀了，而另一个弟弟仍然写，这样拿性命来换取真理，真是太让人敬佩。司马迁不屈于当世权势，在为功臣、重臣立传时，并不避讳他们的问题。如韩安国在魏其侯窦婴被迫害时首鼠两端，公孙弘巧宦怀诈，霍去病不恤士卒……这些不太光彩的事情，司马迁都一一据实直书。司马迁烛明独照，极有自主，不怕权力之恐吓，可谓不避生死而作书。耗尽心血，极其认真。
“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的命运感，使他怀有深切的悲剧意识，他赞赏那些不顾生命依然奋斗却又失败的伟大人格，孔子是如此，屈原是如此，信陵、荆轲、项羽亦是如此。他接触一切人物的本质，又能烛照一切人生的底层，于是唱叹着、同情着、描绘着。
司马迁并没有骄傲到在《史记》中为自己单独做传记，即使在最后一章《太史公自序》中，也只是简单的提及自己的家世，更多的笔墨写了自己的父亲，从另一个角度说，司马迁是活在后人记忆中的。
太史公曰：“余述历皇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这是《史记》的最后一句话，司马迁一生以孔子为榜样，《史记·孔子世家》评论孔子时写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司马迁正是学孔子，著《史记》，最后成一代名家。我们要感谢司马迁，感谢他以不屈服的姿态，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史学巨著，有道是：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游历览，东西南北。事核词简，是称实录。报任投书，申李下狱。惜哉残缺，非才妄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