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我只有一次被母亲打耳光，是在十岁的那个夏天。
割猪草、搓麻绳之余，我会在门前屋后捣鼓花花草草，也喜欢结（方言：编织）毛线。身上穿得拖一片挂一片的岁月，还有钱买毛线?当然没有，不过是手工捻搓出来的棉花线。
圆圆的陀螺中间，卯上一根又细又光滑的木棍，就成了捻线团。
有时更简易，用小刀削铅笔一样，削平木筷四面棱角，再用砂纸打磨光滑，然后直接戳在圆圆的胡萝卜上，这样， 崭新的捻线团应运而生。
母亲自己整天忙得脚不沾地，也见不得别人空闲，只有趁她不在家，我才会偷偷干私活。
板凳摞板凳，站上去，把母亲吊在屋梁的布袋拿下，撕扯出一团洁白的棉花，再将布袋原封不动地挂上屋梁。
棉花和捻线陀螺一起转，捻搓出一圈一圈的棉花线。其实，还不能叫线，说成绳更准确，因为我这样手工捻搓出来的线，既不光滑，又不均匀，还有棉花疙瘩裹在其中。
把棉线从陀螺上褪下来，缠绕成圈，再放进染料水中浸泡一天一夜，然后挂到太阳下晾晒，晒干后，我就取下来结（方言：编织）手套。
倘若把木筷削细磨圆的话，就可成为结实又耐用的毛线针，可是，母亲舍不得筷子被浪费，常常骂我不学好，我就扒拉出细细的芦苇，撅断削齐，再把两头在地上磨光滑，毛线针妙手偶得，而且取之不竭。
记不得是从什么时候学会用棉线打手套，第一次打毛衣，却记得清清楚楚，是在十岁那年的五月。
春暖花开的日子，我突发奇想，开始学习打毛衣，按照打手套的方法，增加针脚数，打了拆，拆了打，一次一次比划，终于达到我腰身的尺寸。
初生牛犊不怕虎，既不估量打毛衣需要多少毛线，也不去纠结毛线不够怎么办，反正就是一门心思地编编编，而且颇感得意与自豪。
线不够，就取下屋梁上的棉花捻线，不会分袖，就请教大嫂。日复一日，不知不觉，毛线衣有了雏形，到了正身完全收领，只差两个长袖的时候，棉线没了，吊在屋梁上的口袋也空空如也。
一向粗枝大叶的母亲，终于发现我偷棉花捻线的秘密，我以为她肯定要泼口大骂，谁知道母亲只是轻描淡写地责怪了我几句，她的脸上甚至有隐隐约约的笑意，内心也许觉得会捻线结毛衣是了不起的吧。
趁着邻居夸我心灵手巧，我跟母亲要钱去供销社买几团毛线织剩余的两只长袖，母亲立刻沉下脸，说赊账卖鸭子给我家的人明天过来拿鸭钱，总不能叫人白跑，说话不算数，下次人家就不会再赊账了。
我突然觉得莫名的委屈，张嘴哭了起来 ，母亲扯着嗓门骂我，大嫂走过来说和，要把她箱子里的新毛线拿几圈给我，母亲连忙摇头说不行不行，不能惯着我。
待母亲下地干活，大嫂拿出新崭崭的毛线团塞到我手上，她以为，只要我偷偷把毛衣打成功，到那时，母亲必然顺水推舟，只好作罢。
哪知道，母亲在发现我织了大嫂的毛线之后，勃然大怒，当即要拆毛衣，我死死抓住母亲的胳膊，从她手里抢夺毛衣，母亲甩手打了我一个耳刮子，有记忆以来，这是母亲第一次用力打我。
我望着拆得七零八落的毛衣，难过得嚎啕大哭，两个月的辛苦付之东流。
大哥大嫂从外面回来，对着母亲大声嚷嚷，把好心当作驴肝肺。我见事情闹大了，才停止哭泣，识趣地走出去。
隔天早上起来，不见了母亲，我以为母亲下地栽秧了。天色乌漆麻黑，母亲还没有回来，半夜时分，母亲才提着马灯走进家门。
她先去了小姨家借棉花，接着又去舅舅家，来回走了七八十里路。
母亲背回家满满一大包棉花，一半捻线打毛衣，一半给大嫂做新棉袄，等于给大嫂认错。
母亲认为，小孩子家家穿得破烂一些，没有关系，但大嫂是老师，必须穿得体面。
再说，那几团新毛线，原是大嫂的陪嫁。当初大嫂把我家给的彩礼也基本用在大哥身上了。江家用了大嫂的彩礼，再用她的陪嫁，不得被大嫂的娘家人看轻笑话?
小孩子，狗记性，三分钟，当我穿上自己编织的新毛衣，开心得要蹦上天，曾经的不愉快，早就随风飘散。
尽管手捻的棉花毛线疙疙瘩瘩，厚薄不匀，颜色也染得有深有浅，斑斑驳驳，但我仍然骄傲得一塌糊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