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我只有一次被母亲打耳光,是在十岁的那个夏天。
割猪草、搓麻绳之余,我爱在门前屋后捣鼓花花草草,也喜欢结(方言:编织)毛线。
身上穿得拖一片挂一片的岁月,还有钱买毛线?不过是手工捻搓出来的棉花线。
圆圆的陀螺中间,卯上一根又细又光滑的长木棍,就成了捻线团。
有时更简易。
用小刀削铅笔一样,削平木筷四面棱角,再用砂纸打磨光滑,然后直接戳在圆圆的胡萝卜上,这样, 崭新的捻线团应运而生。
母亲自己整天忙得脚不沾地,也见不得闲人,会指派我们干这干那,只有趁她不在家,我才会偷空干私活。
板凳摞板凳,站上去,把母亲吊在屋梁的布袋拿下,解开口袋口,撕扯出一团洁白的棉花,再把布袋原封不动地挂上屋梁,母亲不拿布袋一般不会发觉少了棉花。
棉花和捻线陀螺互相缠绕与打转,捻搓一圈一圈的棉花线。
其实,还不能叫线,说成绳更准确,因为我捻搓出来的线,既不光滑,又粗细不均,还有棉花疙瘩裹在其中,母亲捻出的线才又细又匀。
可是,田头家里周年有干不完的活,母亲哪有多余的时间坐下来,静静地捻上一段线?
褪下陀螺上缠绕的线,扩成圈,放进染料水中浸泡一天一夜,再挂到太阳下晾晒。
等不及棉线完全晒干,我就迫不及待取下来打(方言:编织)手套。
毛线针现成,把木筷削细磨圆即可。母亲舍不得筷子被浪费,骂我不学好,我就扒拉几根细细的芦苇,撅断削齐,再把两头在地上磨光滑,毛线针大功告成,妙手偶得,而且取之不竭。
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学会用棉线打手套,但是第一次萌发打毛衣,却记得清清楚楚,是在十岁那年的五月。
春暖花开,我给自己和姐姐各自打了一副手套。
看看还有棉线剩余,我开始学习打毛衣。
按照打手套的方法,增加针脚数,打了拆,拆了打,比划一下,终于达到我腰身的尺寸。
初生牛犊不怕虎,既不计算打一件毛衣需要多少毛线,也不去纠结毛线不够怎么办,反正就是一个劲地编织。
线不够,就屋梁上的棉花捻,不会分袖,就请教大嫂。
日复一日,不知不觉,毛线衣有了雏形,我喜形于色,颇为骄傲自己居然会打毛衣。
到了正身完全收领,只差两个长袖的时候,棉线没了,吊在屋梁上的口袋空空如也。
一向粗枝大叶的母亲,终于发现我的秘密,没有泼口大骂,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我几句,她的脸色平静,内心也许觉得我了不起的吧。
趁着邻居夸我心灵手巧,母亲心情大好,我跟母亲要钱,去供销社买几团正儿八经的毛线,织两只长袖。
母亲立刻沉下脸,哪赊账卖鸭子的人明天过来拿钱,不能叫人白跑,说话不算数,下次没人相信。
我突然觉得莫名的委屈,张嘴哭了起来 ,母亲大着嗓门,说就是新棉花收下来,也要弹被子,不能乱捣鼓。
我哭声不止,大嫂上来说和,要把她箱子里的新毛线拿几圈给我。
母亲直接摇头,没有丝毫的犹豫,那是大嫂的陪嫁,说什么也不能拿过来,大嫂的彩礼基本用在给大哥身上了。
大嫂背着母亲,拿出陪嫁的毛线塞到我手上。
大嫂以为,等我偷偷把毛衣打成功,母亲再发现,也就顺水推舟,不会多说什么。
哪知道,母亲是个犟脾气,发现了我织了大嫂的毛线,勃然大怒,当即要拆线。
我死死抓住母亲的手臂,不让她动弹,母亲甩手打了我一个耳刮子。
这是母亲第一次如此用力地打我。
我抱着拆散一地的毛衣,难过得嚎啕大哭,两个月的辛苦付之东流。
大哥大嫂从东房间出来,大哥吵母亲把人好心当做驴肝肺,大嫂也气得抹眼泪。
我见事情闹大了,才停止哭泣,乖乖地站到一旁。
第二天早上起来,不见了母亲,我以为母亲早早下地栽秧了。
天色乌漆麻黑,母亲还没有回来,半夜时分,母亲才提着马灯走进家门。
她去小姨家借棉花,小姨家没有,又去舅舅家,来回走了有七八十里路。
一大包棉花,一半捻线打毛衣,一半给大嫂做新棉袄。
尽管如此,大嫂内心的疙瘩,还是久久没有消散。
母亲认为,小孩子家家穿得破烂一些,没有关系,但大嫂是老师,必须穿得体面。
再说,用了大嫂彩礼,再用她的陪嫁,不得被大嫂的娘家人笑话死?
小孩子,狗记性,三分钟。
我穿上自己编织的新毛衣,开心得要蹦上天,曾经的不愉快,一阵风就吹散了。
尽管毛线衣疙疙瘩瘩,厚薄不匀,颜色也染得有深有浅,斑斑驳驳,但我仍然骄傲得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