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医院时，从昆明广福路某委门前过，透过车窗拍了一张照片。崭新的花坛里用怒放的鲜花拼出“庆祝五一”四个字，绚烂而喜庆。
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
而劳动，是父母这一代人的终身印记。
医生举着父亲左膝的X光片，云淡风轻地说：“这要做手术，膝关节软骨已经彻底磨没了。”父亲非常愕然，出了一身冷汗。“这怎么会呢？”他少年当家成为顶梁柱，最自信的就是劳作不止，身体强健，极少寻医问药。
“是不是常年参加重体力劳动？”医生猜测式反问，答案已跃然而出。
呵，劳动！
“只有劳动才可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父母这代人里的路遥，这么定义劳动，他还说“人的痛苦只能在生活和劳动中慢慢消磨掉。”
父亲上小学时，干旱的黄土地连年饥荒，全家老小全部下地务农也难吃一顿饱饭。上中学时，恰逢文革十年，讲究劳动最光荣，读半天书，下半天地。
后来考上美院阴差阳错未能入学，放下画笔成了一个在土圪瘩堆里谋生觅计的受苦人，彻底成为一名光荣的劳动者。
那时家中架梁的祖爷爷突然离世，爷爷又猛患眼病。三个妹年纪尚幼，生活的重担猛然落在了父亲毫无准备的肩上。
俗话讲“三年学个好买卖人，十年学不成好庄稼汉。”土地里的学问，有时候不比学校里的少。
红火热闹的正月刚过，春寒料峭的大地上土疙瘩还冻得踩不碎的时候，家家户户就已经开始为春耕作准备了。满嘴嚼着干草的毛驴，鼻子里呼呼地喷着白气，看着院子里的主家修整耩子和撅头，叮咣作响。
父亲将茅房的盖板打开，用铁锨将冻着的肥料砍开铲到粪桶里。母亲捡去羊圈里的浮草，用撅头将羊粪刨起捣碎装进粪筐。一根扁担两头沉，满满的两大筐农家肥随着他们的步伐，一颤一颤地上了脑畔，下了后渠，翻山越岭，倒进梯田。
一筐又一筐，一担又一担。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播种时它们将成为最珍贵的底肥。
一过惊蛰冻土融化，万物复苏了起来，春耕也要尽可能趁早。一年之计在于春的作用便在此时显现了出来。自己家的那点地，每年要种什么，也是一个问题。
黄土地是贫瘠的。分田到户的时候，都要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分成三六九等进行搭配，以便分配时相对公平。农业合作社时期，母亲在基建队挣工分，全村的好把式集中在村口处打土坝。坝上那点全村宝贵的平整土地，常用来种玉米。肥沃点的颇地常用来种小麦和黄豆。而像老后山那种遥远的新开垦的“生”地，就只能种一些耐旱好成活的糜子了。
父母经常在炕头研究家里的几块地，该怎样倒茬、套种才能有好收成。等着一场春雨下到保墒，千家万户像得了统一的号令似的，纷纷走出窑洞，赶着牛牵着驴，扛起耩子拎上撅头便下了地。
窝里的公鸡还在打盹，窗棂上只透出一丝微光，大人们已窸窸窣窣地穿好衣服，掀开厚厚的门帘，背起种子、农具，备好干粮和水，向老后山出发了。那是我们最远的地，需要大踏步地走三个钟头才能到达。
到了地里无需多言，父亲母亲从结婚起练就了高度的默契，掏地、点籽、拿粪、打土圪瘩，一气呵成，往复来回，一直从晨曦微露劳作到暮色低沉。春风骤起，黄沙扑面，无数次的弯腰起身间，想着黄土下一排排种子已均匀、妥帖地埋好，即将生根发芽、绿荫群山，心里也美滋滋的。
可要想获得秋的收获，播种只是第一步。
父亲常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所以，点点事事都不能落空。
庄稼苗苗长出来后，锄地就成了主要的劳动内容，分苗、定苗、除草、追肥、松土总离不开一把锄头，一块半大不小的庄稼地总得去个五六趟。父母锄地时全神贯注，锄头贴着地皮在庄稼周围翻飞，迅速判断哪棵该留、哪棵锄倒。儿时的我曾上手试过，主苗杂草乱砍一气，母亲吓得赶紧让我去老槐树下喝水吃干粮。
黄土高原上的整个夏天，受苦人都在地里挥汗如雨，锄头把用手心磨得泛光。如果老天下了一场雨，又要忙着给庄稼追肥。而这肥，往往是父亲从义合镇走山路背回来的。一百二十斤的体重，背一百七十斤的化肥，十五里的山路，更是挥汗如雨。
一边锄草，一边追肥，如果没有持续干旱、没有秋雨连绵、没有突降冰雹，苗苗就会喜人地越长越高，开了花、结了果，漫山遍野一片火红与金黄。
秋收是一场全家人的战役。老人在家做饭，娃娃们来回送饭，有点劳力的婆姨女子们也全到了田间地头，割糜子、收谷子、掰玉米、砍高粱、摘豆子、捋蓖麻、拔黑豆、挖洋芋、掏红薯。用手拿、用筐担、用肩扛，捆扎好的谷物通常由家里的男人背到窑洞前的场院。
记忆中父亲捆扎的手法又紧又稳，一百多斤的庄稼捆得齐齐整整，但放在地上很难背着站起身。只好单膝跪地，双肩套好绳子，身子向前猛挣，屁股往上一顶，曲腿迅速伸直，原地稳一稳重心，才能背着比身形大了数倍的庄稼，沿着羊肠小道摇摇晃晃踏上回程。
母亲当年在基建队就是劳动好手，打坝夯土修梯田，背起庄稼来，也是丝毫不让须眉。
父亲与母亲，一趟又一趟，一背又一背。他们晚上都必须撤开上衣晾一晾肩膀，两道深红的血印总要勒满整个秋天。
庄稼背回来就完事了吗？
那也只是秋收的第一步。场院里的玉米堆、谷子堆、向日葵已经成了一座座小山。受苦人挥舞梿枷脱打谷物，拉着石轱辘滚开豆荚，拧起扇车清除灰糠，双手揉搓脱粒玉米，敲打葵花分离瓜子……
不用问，这个时节也是最幸福的。院子里点着灯，扇车吱吱呀呀响个不停，麦子哗啦啦地漏下来，飘满了温润的粮食香。母亲在窑里用二尺口的大锅煮新米，不管是小米粥还是䵚黍饭，勺子刮在锅底都会沉闷地嘚啷嘚啷响。
“噢——娃娃老子的，吃饭了！”
悠长的一声呼唤，一年的辛苦，也便有了交代。
立冬后的受苦人便很少再上山劳动了。而父亲在正式画壁画之前，冬天要去给邻近村落的庄户人家油漆柜子，依然早出晚归，背着颜料和画笔，徒步穿梭在在黄土高原漫长而严寒的风雪里。
终于要盼来红火的春节，可烧炕取暖、蒸馍炸糕，哪一样不需要燃料？一车车的煤炭拉倒沟底，受苦人背起一百多斤的煤块，绕着之字形的山路，一块块扛上山腰，背进煤窑。父亲母亲不会玩麻将，也不好吃喝，一门心思过好自己的生活，无尽的劳动便成了底色。
正月过后，庄稼人又再次扑到庄稼地里，播种新的希望，年复一年。
我一直觉得黄土地看起来像大海，一片山坡连着一片山坡，一座峁子连着一座峁子，望不尽的地，干不完的活。
父亲一直觉得自己还年轻，想找个机会继续参加劳动。近些年照常保以一个劳动者惯有的硬朗姿态，身板笔直，走路带风，行李箱都要抢着拎。
直到医生拿着X光片，云淡风轻地说出那番话。
他好像突然就老了。
父亲看骨科时，序号排在了最后，我便一直站在医生的对面等，看着来来往往的病人。
医生经常根据伤痛的位置猜测病人的职业，有右手腱鞘炎的厨师阿姨，有脊柱疼痛的建筑工人，有静脉曲张的售货员，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人们都说劳动最光荣，可不是谁都能体会劳动背后的伤痛。
医生建议父亲置换膝关节，但价格不菲，他因此踌躇了好久不想给我们增加经济负担。
可我们笃定了这必须要换，一生的辛劳换回的不应该是无尽的痛楚。
劳动节这一天，一位卓越的劳动者躺了下去，又重新站了起来。
好消息是，手术很成功。而且医保可以承担费用的一半，就像是社会给一个平凡的劳动者、后辈给一个倔强的老父亲，最起码的体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