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尚贤是听任社会走向通往奴役之路（答溪谷）

顾如

注：文中直接引用《墨子》书部分，都用「」符号。引用其他学派，则仍然使用双引号。

《老子》说：“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溪谷先生解读作：“不尚贤”首先在于权力不能干预个人的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权归私人所有，必须是市场行为，而市场是无数的个人之间自由博弈的结果。溪谷对现代学说的认识是正确的，用于解读《老子》也未大幅离开《老子》文本。然而却存在两个致命错误，而这两个致命错误同样存在于先秦道家学说之中。一是理想主义，对人性的认识欠缺。二是纯从君主角度思考，未能从民众角度。否则道家必然要像墨家一样讲尚贤。

《伪尚书》应该是后儒掘墓发现的墨家或者道家所传尚书。其中《大禹谟》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与本文相关的是“人心惟危”这一句。华夏传统的这个认识，与儒家的性善或者性恶或者趋善论都不一致。而与墨家的无善无恶而性如湍水说一致。人性虽然无善无恶，但是在与他人发生交接的时候就产生了善恶。人性又容易放纵，向着恶行去。试问，道家主张“权力不能干预个人的价值判断”，提出了什么办法呢？看不到道家提出了什么方法。墨家提出了鬼神，被溪谷先生斥作：“这种诉诸于神秘主义的鬼神约束不是真实的约束，而是可供专制者利用的愚民工具”。然而道家连这种约束都没有。只能完全依靠君王们的智慧了。如此，道家实际上同意了儒家的人性善之说。否则君王们为什么就智慧或者道德了呢？所以道家的不上贤主张也就是个说嘴，不可能实现。与人性的必然相悖。

墨子说：「贞而不挠，说在胜」。面对君王们几乎必然的走向恶，咱要能够抗衡他才行。绝不能相信他自动自觉就产生了智慧，有了道德。他必须通过「镜于人，知凶吉」，懂得自我约束。他必须被周围人们的良好言行「所染」。他必须「浸淫之辞说在鼓栗」，懂得敬畏上天。否则他不可能自行产生智慧和道德。溪谷先生说，权力不作价值判断。而实际上《老子》那段话就内含价值判断。“不争，不为盗，不乱”，都是价值判断。只不过是从维护统治角度提出的价值判断而已。其中“不贵难得之货”与市场相去甚远。道家自称市场，实在是牵强了一些。先秦诸子也就墨家总是在说，不要干涉交易，商人比士人强得多，如此等等。只有墨家，不是道家。

实现前述对君王的抗衡，就产生了对尚贤的需求。如果人们是一盘散沙，就对抗不了君王。而能将人们集结起来的，只能是「与人遇，人众循」的贤者。那么这些贤者的智慧或者道德从哪里来呢？只能是从受民众抗衡而来。也就是墨子曰过的：「杂于庸民」。贤者在百姓中间，受百姓所染和抗衡，才能产生有智慧有道德的贤者。然后贤者再带领大家去抗衡君王。所以整个社会都应该尚贤。而且君王要被有智慧有道德者所染，他周围就要有一批贤者。不上贤，君王周围怎么就有了一批贤者呢？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不上贤是不可行的。

当然，君王尚贤确实会产生溪谷先生所说问题。君王可以通过选择贤者而形成价值导向。墨家《鲁问》篇记载了一段墨子言，大意是说：鲁君给自己的宠妾写了一篇祭文，其中历数了这个小妾的好，结果鲁人们（儒者们）都去仿效这个小妾，搞得像是些男宠（儒者们是男性）似的。用词是“来首”，也就是《礼记》里提到的“狸首”。墨家在墨子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然而因为事物大多有两面性，就不去做了吗？春秋末期，战国时期，儒家已经成势。他们宣扬君主积泉，宣扬君臣父子，宣扬军事化的礼制。鲸吞蚕食经典封建制度。那些无产文人们已经被君王们上贤上去了。无产文人们又已经在天下广泛教学，使天下人形成了“学而优则仕”思潮。形成了“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意识。这种背景下，道家提出不上贤作为反击，是正确的。但仍然是没有措施的。墨子说：「天下之利欢」。天下人不可能自觉回归不上贤的道路。道家认为应该顺势而为之，墨家也是这样认为的。然而一昧顺应却不可取，而应该「挈之」。「绳制，挈之也，若以锥刺之」。要束缚他，使他回归平衡位置。这实际上就是老子所说的“为无为”。遗憾的是道家后学却未能像墨子这样深入理解老子。《大取》批杨朱说：「今人非道无所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为了让君王、社会回归正道，必须要有为。而有为的目的只能是回归平衡态。不能是孔孟等人自创的一套道德和大同理想。这一点，墨道两家是共同的。有为之时程度要轻，「若以锥刺之」，而不是斧斫，是「均发均悬」。这一点，也是墨道两家共同的。

实际上只要民众开始掌握文字和思辨就不可能再回归“学在王官”之时，不可能“绝辩弃置”、不可能“不上贤”了。那么顺应天下人普遍的尚贤意识，就应该提出正确的尚贤，而不是单纯提出不尚贤、躲避为官，将权力拱手让给孔孟们。很遗憾，先秦之时道家延续了杨朱的错误，没有与墨者们并肩战斗。听任华夏滑向儒家社会。自身也沦落为杂家。最终黄老也自食其果，被儒家清扫。墨家对道家的预言：「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只是时间不太准确。

那么正确的尚贤应该是怎么个样子呢？前面已经提及一点：贤者必须「杂于庸民」。受百姓所染、所制衡、所选择。贤者兼爱。所谓爱，墨家认为是“接受”，也就是取。接受别人是爱，而不是儒家的“爱之则养之”。养之，是施之，不一定是爱之。而且贤者应有高出庸民的智慧、智能。贤者的责任是将人们的习俗等惯有意识提取为“义”。「举公义，辟私怨」。下位者向上托举，叫做举。上位或者平位者拿取，叫做取。就下位者而言，是举同（尚同）于君王；就上位者而言，是取同于百姓。贤者起到中间的桥梁作用。为士之贤者的责任是保民。「蓬为务则士，为牛庐者夏寒，蓬也」。是将人们「有间」隔开，使人们互不相害。也是使人们能够「有闻」，互相交流。贤者「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其实《小取》这段话最后一句：「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也就是无为。墨道都不会同意儒家的「有诸己而后求诸人」，儒家那是干涉主义。

制度方面，一是要实行尚同之治。「以乡治其乡」、通过「见善不善必以告」的法庭实践形成法律。更重要的则是要保持封建制度，也就是保持君王与君王之间的相互抗衡，不能实行大一统、利出一孔。如果不能保持封建制度，也要保有像先秦墨家各个组织一样的自组织，以抗衡君王。教育方面要强调「赖其力者主，不赖其力者不主」的自主型独立人格。告诉人们想得到自主首先要实现经济自主。告诉人们「贞而不挠，说在胜」。当然还有自律。还有上天信仰。其实没有了上天信仰，自律是形成不了的。鬼神之所以吓不住君王，是因为孔孟等声称“与天地相参”、“与天地准”。自称老天爷的代言者。墨家说“暴人”，指的就是这种自称老天爷代言的人。《大取》「暴人为“我为天之”，以人“非”为“是”也而性」。这个问题上道家也比较遗憾，学着儒家丢弃了老天爷，自称“道”的代言人。其用意虽然是与儒家争夺真理代言权，却也同样是破坏了华夏传统的信仰。在任用贤者方面，就要坚持：「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纯以才能任事。以「不糶义」、「忠信」、「守法」、「信身从事」为主要操守。以「上本之於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道义的标准。

墨道同属于“古之道术”，却因为杨朱不愿意“拔一毛利天下”而遁道。墨道两家的所有理论分歧其实都从这里开始。墨家和道家都以达到、维持平衡态为指归。墨道都不打算破坏平衡态，即不打算有为。墨道的语言里，“为”都是贬义。只在儒家是褒义。只是这里由于人们已经被儒家浸淫2500年，所以就沿用了。然而道家认为社会是稳定平衡的，而墨家认为社会是不稳定平衡的。所有道家认为无为即可回归平衡态，而墨家认为必须有所作为，用词是「挈之」。先秦的历史证明，道家的认识是错误的。由于道家的这一认识错误，从而主张“因循”。那么儒者之《国语·鲁语下》记载之：古代圣王治理人民，总是挑贫瘠的土地让百姓去种。让他们过劳苦的日子。圣王们才能保持统治。是否应该因循呢？很不幸，道家真的就因循了。《淮南子·道应》曰：如果想长久地占有天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蒙住老百姓的眼睛，堵住老百姓的耳朵，引导他们多做些无用功。用繁琐的礼仪教化他们，使他们安于各自的职分，使他们贪图安逸，使他们脑子变得浑浑噩噩。也许今天的道家学儒家口吻辩解说，这是后学不肖。那么为什么道家后学不肖呢？也许答案就在本文里面吧。

道家的主张在先秦听任了社会走向奴役之路。也许墨子才是老子之后，古之道术学统里面最得精髓的人吧……其实老子的主张，都要依靠贤者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