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0年七月，秦始皇嬴政在第五次大巡游中病逝于河北的沙丘。
临死前，嬴政给长子扶苏立下遗嘱：令扶苏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意思很简单，就是令大儿子扶苏把兵权交给蒙恬，然后回到咸阳主持老爹的丧事。
不过这句话的深层意思就是，老爹死后，扶苏可当家做主，继任秦二世之位。
然而，遗诏还没有发出去，秦始皇就咽气了。
这时，掌管遗诏的中车府令赵高不希望扶苏接掌大权，所以他就将遗诏扣下来留中不发。
不久，丞相李斯得知皇帝驾崩、赵高私藏遗诏后，曾就储位谁属这个问题与赵高激烈辩论过。
可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李斯，竟被皇帝身边的亲近小臣赵高说服了，他采纳了赵高的提议将皇帝遗诏销毁，同时又矫诏令扶苏自杀、迎奉胡亥为新帝。
于是，秦朝便在李斯、赵高、胡亥三人的胡作非为下，走向了万劫不复的不归路……
那么，我们不禁心生疑惑，李斯为什么会听从奸臣赵高的提议，拥立颟顸的胡亥为帝呢？
本人认为，李斯之所以这么做，原因如下：
其一，李斯年轻落魄时曾受仓鼠、厕鼠人生哲学的深刻刺激，所以出人头地后，他极端嫌贫爱富。可以说，这两种极端的刺激，促使李斯近乎执拗地去追求仓鼠式的富贵人生，而对厕鼠式的贫弱人生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正是在这种理念的驱使下，李斯听信赵高提议废扶苏、立胡亥。
年轻时代的李斯，曾在楚国上蔡当过管理粮仓的小吏，值班期间，李斯得以见识到粮仓内外的不同大敌-老鼠。
只见，安闲优裕、干燥舒适的粮仓内，肥硕的老鼠们不紧不慢地吞食着积存的粟米，奇怪的是，它们见到了李斯，竟不觉得害怕，只是从容淡定地结伴离开。
李斯不禁陷入了沉思：
老鼠明明偷吃时胆小如鼠，为什么在粮仓内会这样胆大从容呢？
老鼠明明过街时人人喊打，为什么在仓储中会如此肆无忌惮呢？
原来，粮仓内五谷丰登的自然原生环境，使本来还饥寒交迫的老鼠在偷食粮食后得以健硕肥大，粮仓内天敌难入的人为监管环境，使本来还担惊受怕的老鼠在畅快嬉戏时得以无忧无虑。
管仲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李斯看到了粮仓内粮食充足，却没有看到粮仓内的老鼠知晓礼节；李斯看到了粮仓内老鼠衣食无忧（吃得好长得毛就厚），却没有看到粮仓内的老鼠知道荣辱。
与此同时，在去厕所时，李斯又看到了另外一番匪夷所思的景象。
只见，肮脏不堪、天敌环伺的厕所内，骨瘦如柴的老鼠无可奈何地偷食着秽物，更令李斯猝不及防的是，贼眉鼠眼的厕鼠在瞥见李斯后，便一惊一乍地向外狼狈逃窜！就这样，厕鼠那绝境求生的架势和冲劲儿，着实将李斯吃饱后的打嗝给吓了回去。
平复心情后，爱深虑的李斯再次陷入沉思：
老鼠在粮仓中明明健硕肥大，为什么在厕所内就会骨瘦如柴呢？
老鼠在粮仓中明明淡定从容，为什么在厕所内就会一惊一乍呢？
原来，厕所内的恶劣环境，使本来就饥寒交迫的老鼠在偷食秽物后更加营养不良，厕所内天敌环伺适者生存的残酷环境，使本来就担惊受怕的老鼠在见到人时更加如惊弓之鸟般一惊一乍。
思虑明白后，李斯将两种情况对比起来，得出了影响自己一生的人生哲学。
说白了，这一切，都是环境和平台导致的结果。
李斯不止一次地听闻，楚国的贵族们，便如那肥硕仓鼠般衣食无忧肆无忌惮。
同时，李斯也不止一次地见到，楚国的贫民们，便如那厕鼠般穷困潦倒失魂落魄。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虽说李斯吟不出这等诗句，但这种极端贫富差距下人生命运便天壤之别的际遇，他通过仓鼠和厕鼠的鲜明对比和自己对贫富人世的所见所感，便能感同身受。
所以，李斯发出了这种影响他一生的感叹：人之贤与不肖，譬如鼠也，在所自处耳。
换成大白话就是说，人的聪明才智能否得到施展，人的精明能干可否得到重用，就跟仓鼠和厕鼠一样，在于他们如何面对机会机遇，如何选择所处的平台环境。
于是，不甘平庸的李斯离开了上蔡，开始走上不断寻找新平台和新机会的人生征程。
于是，认为平台和机会比才能和智慧更重要的李斯，始而不断地向兰陵荀况求学以谋求新的求职机会，继而不停地向秦相吕不韦求官以追求新的平台，待到吕不韦垮台后，李斯则又不懈地向秦王嬴政求重用以抓住每个机会扶摇而上（甚至不惜写批龙鳞的《谏逐客书》以标新立异、引人注目）……
终于，凭借着机灵如厕鼠般的敏锐政治嗅觉和理政如商鞅那样的治国长策伟略，李斯在嬴政这个平台上大展拳脚平步青云，他先客卿再长史后廷尉，继而登上秦国丞相之位、通侯之爵……
可以说，仓鼠、厕鼠的人生哲学，既是李斯由一介贫民不断奋斗至帝国第一重臣的人生指导原则，又是李斯遭遇变故时嫌贫爱富、变节保禄的偏执人生圭臬。
所以，当秦始皇嬴政驾崩时，皇帝遗诏的继承人，即素来主张儒家思想进而欲仁义治国的皇长子扶苏，他能提供的平台上，已经站上了蒙恬、蒙毅两兄弟和王离这一王翦子孙，而素来坚持法家思想进而严刑峻法治国的丞相李斯，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登上扶苏这一政见不合的平台上。
至于秦始皇驾崩前，当苦秦已久的万千黔首被逼无奈之下打算厚积薄发时，对秦始皇滥用民力视若无睹的丞相李斯，已被爱民如子的扶苏所厌恶；
当灭国失势的六国贵族们蠢蠢欲动时，对待六国贵族们意图复辟之暗潮，对待儒士淳于越的请行分封死灰复燃，主张彻底实行郡县制且严防死守的李斯，虽然在反复辟一事上与扶苏意见一致，但在迫害儒士上，扶苏与李斯彻底分道扬镳；
当屡受文化压制的知识分子们耿耿于怀时，对秦始皇焚书坑术士推波助澜的李斯，其主张的灭绝文化、杀生害命，已与扶苏主张的存亡继绝、爱惜人命摩擦出激烈的矛盾冲突……
总之，扶苏能够提供的平台已被他人占满、扶苏能够提供的机会已被本人与李斯的政见不合所堵死，所以，李斯绝不可能受到扶苏的赏识乃至重用，换言之，李斯极有可能由保有荣华富贵的仓鼠变为一无所有甚至生命垂危的厕鼠。
而失势，恰恰是信奉老鼠哲学的李斯极为反感且急欲严防的，因此，在面临帝国权力的巨大真空和继承人的确立时，李斯才会舍弃可能令自己失势垂危的扶苏和蒙恬，选择确保自己权位富贵的胡亥和赵高。
其二，在老师荀子“性恶论”的深彻熏陶和秦国悠久害贤传统的警示下，李斯不相信掌握大权后的扶苏和蒙恬能够善待自己，所以他才会秉持先发制人，后发受制于人的稳妥理念，采纳赵高打压扶苏、蒙恬的提议，确保自身立于不败之地。
李斯离开上蔡后，曾到兰陵向儒家大师荀况求教数年。
在这几年间，李斯修习了帝王之学和法家治国思想，同时荀子独特另类的儒家思想也对李斯日后为人行政影响深远，其中，对李斯影响最为深刻的当属荀况的《性恶论》。
荀子《性恶论》有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
生而有憎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
生而有耳目声色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然则纵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由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人的本性是邪恶的，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是虚伪人为的。
人的本性，一生下来就有喜欢财货利益之心（若没有，人怎么会挣钱养家糊口呢？），依顺这种人性，所以争抢掠夺就产生而推辞谦让就消失了；
人，一生下来就有妒忌憎恨的心理（若没有这种心理，人还怎么努力奋发，继而在学习成绩、工作业绩和恋爱竞争中打败学敌、工敌和情敌呢？），依顺这种人性，所以残杀陷害就产生而忠诚守信就消失了；
人，一生下来就有耳朵、眼睛的贪欲，有喜欢听好听音乐、喜欢美色的本能（若没有，人还怎么陶冶情操、繁衍生息？），依顺这种人性，所以淫荡混乱就产生而礼义法度就消失了。
这样看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情欲，就一定会出现争抢掠夺的现象，就一定会出现违犯等级名分、扰乱礼义法度的行为，最终，社会将趋向于暴乱。
所以一定要有师长和法度的教化、礼义的引导，然后人们才会从推辞谦让出发，遵守礼法，而最终趋向于安定太平。
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就很明显了，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则是虚伪人为的。
一言以蔽之，荀况的性恶论认为，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是邪恶的，人后天的善良行为和心理，需要在道德楷模的教化和法律法规的约束下才能促成，所以人的邪恶，是本性；人的善良，是虚伪人为的后天培养结果。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李斯，虽然是在批判地继承了儒家老师荀子的思想后，才成为了一名法家斗士。
但是，老师那振聋发聩洞彻人性的性恶论，早就遍尝人世艰难、深感人心叵测的李斯，却是亲身实践感同身受后全部继承过来的。
所以看着推崇仁义治国、能够信人奋士的扶苏，李斯很不以为然，这位表面仁善的皇长子，不过是帝国儒士教育下的模仿伪善者，不过是帝国严刑峻法约束下的不敢为恶者。
而秦国，历来都有君主换人后的害贤传统：
秦孝公死，秦惠文公继位后，立刻便把商鞅车裂；
宣太后死，秦昭襄王掌握大权，长平之战后，秦王逼杀白起；
秦庄襄王死，嬴政掌握大权后，将吕不韦鸩杀……
总之，有如此害贤传统在，谁能保证，秦始皇死，扶苏继位后，不会为父皇开脱劳民伤财之罪责，不会将李斯判为秦政失误的罪魁祸首和替死鬼呢？
靠扶苏的仁慈善良保证如何？可笑！信奉性恶论的李斯，怎么可能相信他人在礼法教化约束下的伪善能救自己？毕竟，一旦扶苏继位后不受礼法教化约束时，新君是会一如既往的仁慈善良呢？还是会暴露本性转而暴戾邪恶呢？可以确定的是，新君的仁慈善良未必能信用甚或拯救自己，但新君的暴戾邪恶则必会罢黜甚至杀害自己。
既然善恶难定的人性不靠谱，那，靠自己的丰功伟绩保证如何？可笑！商鞅变法强国促秦统一、白起百战百胜拓地千里、吕不韦拥立秦王精细治国，试问，他们哪一个在功业方面比李斯差？可他们下场又如何？建功立业难，功高震主后保全自身更难，熟悉秦国历史的李斯，怎么可能会相信视自己为政敌的扶苏，不会在继位后重演秦国的害贤传统呢？
因此，说白了，无人可以保证！只有李斯自己能够保证！
李斯认为，只有位高权重的自己先发制人地联合赵高，去拥立名不见经传的胡亥为新帝，这样，无法镇服百官的赵高才会为了平服百官异议而唯自己马首是瞻，这样，毫无根基的胡亥在自己支持下继位为君后，才会为了长久地巩固帝位而知恩图报地确保自己的权位富贵和身家性命无虞。
所以，在老师荀子“性恶论”的深彻熏陶和秦国悠久害贤传统的警示下，李斯不相信掌握大权后的扶苏和蒙恬能够善待自己，所以他才会秉持先发制人，后发受制于人的稳妥理念，采纳赵高打压扶苏、蒙恬，拥立胡亥为新君的提议，确保自身立于不败之地。
其三，李斯对自己的治国才能颇为自负，他认为，治国理政已数十年的自己拥立胡亥、统领国政，不会比只会谏言、只会打仗的扶苏蒙恬差，所以他想继续身兼丞相秉持秦法，终至成为靠严刑峻法成就强国大业的大秦第二商鞅，所以他想继续身兼通侯完善礼制，成为靠详实周礼成就天下归心之盛世的大秦第二周公。而要想成就更上一层楼的功业，李斯就得立弱君胡亥、废强君扶苏。
从李斯入秦后向秦王上奏《谏逐客书》，就此确立秦王的用人战略，到李斯辅佐郑国开凿郑国渠造福关中百姓，到李斯辅佐秦王暗杀六国贤臣、保障后勤助秦军攻灭六国，再到秦朝建立后李斯职司廷尉厘定秦法、矫正立法执法原则，最后到李斯身任丞相辅佐秦始皇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车轨，统筹管理秦人修筑驰道、直道、灵渠，保障后勤助秦军北击匈奴南平百越……
可以说，数十年来，秦国的用人战略能够不拘一域唯才是举，秦国的攻灭六国能够顺风顺水后勤无虞，秦朝的法律在全国能够细致入微地贯彻落实，秦朝的统一华夏文化能够高速高效高质量地完成，理政不怕繁巨且治国经验老到的李斯可谓功不可没。
而正是因为有这么长时间的治国理政，有这么多丰功伟业的辛苦成就，志得意满的李斯，才会对继续执掌大秦国政，进而开创更上一层楼的宏图霸业，心存十二分的自信。
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的驾崩，既给烈士暮年犹壮心不已的李斯以前所未有的打击和挑战，又给想再创新高成就更大功业的李斯以巨大的机遇和诱惑。
毕竟，正是因为秦始皇的雄才大略和万丈光芒，李斯才会被埋没在创建功业的幕后，充任一可有可无的配角。
所以，秦始皇的驾崩，既将李斯推到了选择扶苏则可能隐退败亡、选择胡亥则可能继隆功成的风口浪尖，又预示着李斯拥立弱君胡亥后，有望如周公辅成王、商鞅佐孝公那样成为功盖君主的千古强臣，这种预示令大半生都在作配角的李斯心驰神往。
在人生遇到的大多数平台中，李斯一直都是配角：
在楚国上蔡，李斯是个管粮仓的小吏；
在兰陵，李斯是个虚心求学的莘莘学子；
在秦相吕不韦府邸，李斯是个拥有一技之长的小门客；
在秦王嬴政手下，李斯虽然先客卿再长史继而廷尉最后丞相地步步高升，但终究来说，他仍是个功归皇帝、过归自己的配角臣子。
人之贤与不肖，譬如鼠也，在所自处耳。
信奉老鼠哲学的李斯，不甘心一生给别人当配角，不甘心让大半生功业就此止步，他想如商鞅那样变法强国而被后人尊称为李斯变法，他想如周公那样礼制治国而被后人尊称为李斯礼制，他想当一回建功立业的主角，他想让毕生功业在自己主导的情况下更上一层楼。
所以在这种功业心的驱动下，李斯摒弃了可能罢黜甚至归罪于他的强君扶苏，选择了可能让他当主角创建更大功业终而名留青史的弱君胡亥。
其四，赵高洞察人心的细致入微、口才的能言善辩以及对将来局势的明晰评判，有效地促成了恋权贪利的李斯做出废长立幼的亡国决断。
李斯会拥立胡亥为新君，赵高的斡旋游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秦始皇死后的权力真空时期，正是疾风知衰草，板荡识奸臣的绝佳时期。
很不幸的是，由能臣沦为奸臣的赵高开始对李斯施展奸臣同化大法。
首先，赵高开门见山地向李斯说明：“秦始皇已驾崩，遗诏令扶苏把兵权交给蒙恬，然后回咸阳主持先帝丧礼和国政。”
李斯听说后正欲遵旨；
紧接着，赵高却出人意料地向李斯提建议：“不过我们俩可以废掉原诏，另外草拟一份新诏，遗诏令我的学生、先帝少子胡亥继承皇位，同时命令扶苏、蒙恬自杀，事成之后，我们俩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李斯乍闻如此大逆不道的建议，顿时震惊不已，他疾言厉色地声称这是亡国之言，并要求赵高闭嘴；
然而，嘴上没毛，办事却牢靠的赵高则继续提问道：“请问李斯大人，您在功劳、人望、天赋才能、与扶苏关系亲厚等诸多方面，与蒙恬相比，怎么样？”
李斯听后思忖片刻，连呼不如；
于是，赵高趁热打铁地对李斯劝道：“既如此，若奉行先帝遗诏，扶苏继位为帝，那他一定会任用蒙恬为丞相，到时李斯大人该如何自处？甚为可虑者，大人还会有身家性命之危！”
李斯闻听此言，大惑不解，他连声追问为何。
赵高继续侃侃而谈：“先帝治国理政，颇有急功暴政之名。若扶苏立为新君，那么仁孝的他为了开脱先帝的诸多失误举措，就一定会找替罪羊来顶罪。试问，到那时，先前曾将先帝急功近利、劳民伤财之恶名揽在己身的李斯大人，难道不是最合适的开脱罪名人选吗？秦国先王杀商鞅、逐张仪、杀白起、杀吕不韦，这些都是先例，大人想做下一个替罪羔羊吗？”
李斯被追问得哑口无言，只能陷入沉思。
赵高则进一步建议道：“所以，为了防止大人遭受不测之祸，我们唯有篡改遗诏，拥立仁慈忠厚、敬重贤士的胡亥为帝，只要丞相您能拥立他继位为帝，他一定能知恩图报地继续确保丞相子孙世世富贵。”
李斯思忖着不安地问道：“昔日晋献公废掉太子申生而立幼子奚齐，结果晋国三代都不得安宁；齐桓公未确立储君，导致五个儿子置老爹尸体于不顾，只顾残酷地争夺王位，后来齐国因此大乱中衰。这些，都是违背天意招致的惨痛惩罚。如今，我怎么敢参与这样的逆天之事呢？”
赵高闻言，颇不以为然地劝道：“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如今情势再清楚不过：若丞相拥立胡亥，则胡亥为帝后，必尊崇丞相，确保丞相长有封侯且世世称孤，享乔松之寿而具孔墨之智；反之，如果丞相遵从原诏，则扶苏为帝后，丞相被蒙恬取而代之、子孙难以长享富贵不说，丞相自身亦有不测之危。所以，胡亥与扶苏，孰利孰害？丞相请自思量。”
最终，在赵高的连番劝说下，李斯采纳了拥立胡亥为帝的提议。
人微言轻的赵高之所以能够说服位高权重一言九鼎的李斯，使后者屈从己意废长立幼，主要在于赵高精准地洞察到李斯想长享富贵的执拗心理，在于赵高准确地分析出扶苏继位后对李斯的不利之处，然后赵高以为李斯着想为借口、以扶苏继位不利于李斯相威胁、以胡亥继位有利于李斯相引诱，终于促使李斯“趋富贵避贫贱”、“趋利避害”地听从自己提议，赵高此举堪称说服别人的典范，值得我们效仿和学习。
至此，李斯完成了从创业功臣到毁业奸臣的微妙蜕变，秦朝亦因此埋下亡国之祸根。
综上所述，李斯之所以会听信赵高的提议，拥立胡亥为帝，主要在于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李斯年轻落魄时曾受仓鼠、厕鼠人生哲学的深刻刺激，所以出人头地后，他极端嫌贫爱富。可以说，这两种极端的刺激，促使李斯近乎执拗地去追求仓鼠式的富贵人生，而对厕鼠式的贫弱人生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正是在这种理念的驱使下，李斯听信赵高提议废扶苏、立胡亥；
其二，在老师荀子“性恶论”的深彻熏陶和秦国悠久害贤传统的警示下，李斯不相信掌握大权后的扶苏和蒙恬能够善待自己，所以他才会秉持先发制人，后发受制于人的稳妥理念，采纳赵高打压扶苏、蒙恬的提议，确保自身立于不败之地；
其三，李斯对自己的治国才能颇为自负，他认为，治国理政已数十年的自己拥立胡亥、统领国政，不会比只会谏言、只会打仗的扶苏蒙恬差，所以他想继续身兼丞相秉持秦法，终至成为靠严刑峻法成就强国大业的大秦第二商鞅，所以他想继续身兼通侯完善礼制，成为靠详实周礼成就天下归心之盛世的大秦第二周公。而要想成就更上一层楼的功业，李斯就得立弱君胡亥、废强君扶苏；
其四，赵高洞察人心的细致入微、口才的能言善辩以及对将来局势的明晰评判，有效地促成了恋权贪利的李斯做出废长立幼的亡国决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