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学良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人类生活生存都离不开“柴米油盐”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从古至今，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概莫能外。当然，“柴米油盐”只是生活物资的代称，是文人们的一种总结历练，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们所必需的生活物资会略有不同，在小编所在地和经历的生产队时代，也许是地域和生活习惯因素，“酱醋”在农村社员家庭中是可有可无的，这里我把开门七件事改成“柴米油盐烟酒茶”，今天就来谈谈“米”。

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民以食为天，所以历朝历代，粮为政首、谷为民命，即使是如今社会较为发达、物资较为丰富、人们不愁吃穿的当下，仍然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当作一项基本的国策，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更何况是那个物资紧缺、粮食紧张、饥饿如影随形的年代，家里有“米”没“米”、锅里有“饭”没“饭”是社员们日常生活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为五斗米所折腰”也成了当时社员们全部劳动生活意义之所在。

小编所在的家乡位于南方，主食就是以大米为主，米就是饭，饭就是米，并称为米饭，从小记事起，家乡实行的就是稻—稻—油粮食生产模式，即一年种植生产早晚双季稻和一季油菜。生产队时代，农业农村发展生产的方针叫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粮食生产是放在第一位的，所有的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围绕粮油生产进行。尽管这样，粮食紧缺仍然成了那个时代最大的民生问题，粮食紧缺紧张，直观的原因是粮食产能不够、产量不高，现在网上有人说那个年代农村贫穷，是因为实行的是集体化生产，吃大锅饭，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出工不出力，对于这种说法，小编并不赞同。

因为当时，绝大多数社员们属于最勤劳朴实的群体，一生追求的也就是“家里有米、碗里有饭”“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他们也深知“大河有水小河满”的道理，爱集体、勤劳作、肯出力，虽有个别偷奸取巧之人，但不是主流。粮食产量低、吃不饱饭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一，是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当时农村还基本上沿袭着农耕时代较为原始的种植生产方式，牛耕人种，单位面积的土地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其二，是粮食种子的问题，杂交水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才推广，在此之前，种植的都是常规水稻品种，生产队自己选种留种育种，产量较低，小时候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有一种高产水稻品种叫“农恳58”的，因我家乡地势自然条件好，县上、公社在我队进行试验推广，选定最好的田丘和最好的肥料进行种植试验，试验田收割那一天，来了许多的公社、大队干部一起来量产，为达到亩产800斤的目标，谷粒加上故意弄得不干不净的毛草加在一起才勉勉强强达到，一旁看热闹、脑子不太灵光的一位妇女社员嘟啷了一句：如果稻粒弄干净了，也就是700斤出点头，被生产队队长狠狠训斥了一番，由此推算，当时的水稻亩产可能也就在600—700斤左右，这与后来杂交水稻起步就是1000斤以上甚至于现在“吨粮田”来说，产量高低有天壤之别，袁隆平团体研究的杂交水稻对中国粮食安全的贡献太大了；其三，是肥料的因素，“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农业八字方针中，“肥”占第二位，可见其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生产队时代，庄稼用肥主要是人畜粪便、河塘淤泥、植物草皮等，环保没得说，可终究是肥效低、肥力有限，当时已少量使用碳铵，但尿素还没有普遍使用和推广。所以，那个时代，吃不饱吃不好，主要原因还在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良与推广。

每年生产队生产的粮食经过收割整晒过秤入仓后，先要上缴公粮（农业税）、留足种子粮后，其余的就全部归全体社员所有了，由生产队自主分配，当然归社员所有并不是按人头或者按工分均分，而是有一套当时独特的粮食分配制度，即“人七劳三”或者“人六劳四”的分配制度，所谓“人七劳三”，是指可分配的粮食70%按人口分、30%按社员所挣工分分（“人六劳四”同理），这种分配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理论上说得过去，因为当时土地属于生产队全体社员所有，不管有无劳动力、参不参加集体劳动，都应该享有土地所有权的基本收益，所以从小就听人说：做不做，三百六，只要是一个人，就能分到基本的口粮，不至于像当时宣传的旧社会没有田地又没有劳力的人只能饿死，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当然，这种考虑平均因素较多的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造成了吃大锅饭的现象，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何尝不是生产队和有劳动力的社员农民为国家为社会作了牺牲、贡献和担当，也是造成和加重当时农村、农民贫困的因素之一，因为像农村那些失去劳动能力的“五保户”、“烈士军属户”等，其生活本来应该是由国家社会来负担的，现在转移转嫁到了到由生产队自行解决，无疑是加重了负担。

生产队在计算好每家每户应得的口粮后，并不是一次性就全部分给社员家，粮食还是统一放在生产队仓库由保管员集中保管，定时定期（一般一个月一次）分口粮，到了开仓分粮的日子，保管员掌秤，会计员记账，每户社员家派 一人挑一担箩筐去仓库分粮，那时，因平时不用储粮，社员家都是没有粮仓的，只有装米的米桶，所以分田到户的第一件事，就是家家户户建粮仓装粮食。一个月分一次粮食，如果刚好碰到家里有长居的客人，当月的“米”不够吃怎么办，一般生产队是不再另外单独分粮的，只有借了，向左邻右舍借几升米，下次分粮食时碾成米后再还上。

社员家在分得粮食后，还要把原粮变成米，一般利用农闲时间，去大队的加工厂碾米，当时碾米已用上了打米机，不用石磨碾米，算得上是现代化的进步了。小时候，晚上经常跟着父亲或者母亲去大队加工厂打米，加工费100斤1毛2分钱，很喜欢在较为昏暗的厂房里听那打米机轰隆隆的声音，因为这意味着又可以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了。那时大米机只能进行简单的粗加工，把稻谷加工成大米和米糠，米糠用来喂猪，大米中有很多谷粒，在煮饭前，都会用竹筛把谷粒清理掉，一到竹筛筛米，家中的鸡就围了过来吃谷粒，总之，一粒谷粒和米都不会浪费。

“米”多“米”少，“米”的成色如何，是衡量社员家是否温饱富足的最主要标志。对改革开放前期、农村大集体时代的记忆，人们的印象就是贫穷、饥饿，那时社员家到底能吃上多少粮食，主食又主要吃什么呢？可能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和记忆。小编很庆幸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末期，听父母说，经历过58年大跃进集体食堂敞开肚皮吃饭的荣光后，59年至61年，就进入了最为艰苦的三年困难时期，按农村人的说法是“三年苦日子”时期，基本上没有吃饱过饭，经常吃的是瓜菜和稀饭，老一辈人很多都得了浮肿病，连那时的生育率都是很低的。但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整个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情况有所好转，吃饭问题还是得到了最基本的保障，当然这也跟小编所在地有关，我的家乡位于湘西山区的一个河谷盆地，虽说是山区，但就我们那个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小地域来说，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堪称鱼米之乡，是当地数得上的富庶之地。父亲是生产队会计，有一年亲耳听见父亲在生产队社员大会上讲过，全年社员人均口粮（稻谷）660斤，这在当时算得上是比较高的水平了。当然，由于当时人们普遍劳动量大，又没有其它食物补充，再加上是人均， 缺粮食吃的情况还是存在的，劳动力较多的社员家分的口粮会多些，劳动力少得分的口粮会少些，就我所在的生产队来说，粮食分得多的可以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吃上大米饭，劳动力少的家庭主粮（大米）不够吃，要用红薯、南瓜等杂粮补充替代，而且各地情况不一，主粮、杂粮的比例就不同，例如小编家，每年吃杂粮的日子也就是十来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离我仅十余公里远的外公外婆家，由于地处山区，稻谷产量少，每年只能在过年的时候吃上一段时期的白米饭，平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吃的红薯米饭。

现在网上对生产队那个大集体的年代，人们能否吃饱饭的问题争议较大，包括前不久反映那个年代的电视剧《人世间》也引起很多的争议和争论。其实每个人的说法都有道理，都是从各自家庭或者自身经历所得出不同的结论，而且中国那么大，各地情况也各异，不可能有统一标准和结论，如果非要小编站队的话，我只能说，如果仅把“米”理解为主食的话，那肯定不够吃，如果把“米”扩大到所有粮食，则基本上能够维持温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