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生产队 / 远方

 我的童年是在生产队里度过的，这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生命记忆。

 我家是一个小山村，村上只有几十户人家，一百多口人。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村里被分成了三个生产队，集体劳作，记工分，均分口粮，同甘共苦的生活延续了几十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才逐渐解体。

 生产队的劳动很单纯，主要是种植水稻，坚持以粮为纲，偶尔冬季种些小麦，没有别的经营。由于种植水稻与水关系特别密切，农闲季节大量劳力被投放到兴修水利的劳动之中，所以，真正闲下来的时间是不多的。

生产队时期，农村很落后，耕地主要靠牛，所以，牛受宪法保护。农村中常见的犁田、耙田、播种、插秧、施肥、耘田、灌溉、排水、收割、晒谷以及运送粮食等农活，全靠社员的身手。这些农活如同十八般武艺，样样都有讲究，真正干好得有些年头才行。所以,在生产队里，身强力壮，干活舍力气，活计精到的人，最受推崇。

 在生产队里，犁田耙田这样的粗活，体力消耗特别大，一般不会让妇女和儿童插手。可是，村里有些好奇的孩子，看大人犁田，步伐从容，神态悠闲，很是羡慕。特别是当铁犁划破农田，把黑黑的泥土如同浪花般翻卷起来，孩子们就会跃跃欲试，兴奋异常。个别调皮的小孩，还会紧追不舍，希望试试身手，找找感觉。有些大人拗不过，只好依了这些小孩，让他们过了把瘾。村里的小孩就是在这样潜移默化中学会了农活，成了队里的接班人。

 出工赶早是生产队的一大特色。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社员就会起床升火做饭，七点钟左右，三五成群往地里集结，前后相差一般不会超过一刻钟。有些女社员因家务拖累，或是为婴儿哺乳，也会在生产队长认可的时间内，一路小跑赶来。当年在生产队里，谁也不愿意承受大家审视的目光，更不愿意成为批评议论的对象。多数人到齐之后，生产队长吆喝着分配当天的农活，随后大家各就各位，有条不紊地干起活来，场面很是生动热闹。

 平日里劳动，不会特别辛苦，大家有说有笑，透露出劳动时特有的轻松愉悦的心情。中间休息时，在家的老人或小孩会为在地里干活的人送些点心，大多是稀饭和一些小菜。每逢这时，彼此间会交换着小菜，一起分享，其乐融融。 打打闹闹是生产队里常有的事。利用休息时间，年轻人经常扳手摔跤，一试身手，张显男儿豪气。有时免不了打情骂俏，甚至男女扭打在一起，地里一片欢腾，劳动疲惫一扫而光！

 夏收夏种是生产队最艰苦的劳动。人们把夏收夏种劳动称之为“双抢”。因为要在盛夏的一个月左右时间里，完成早稻收割和晚稻播种任务，否则，延误了农时，可能导致减产甚至绝收。所以，必须抢时间，争速度。 “双抢”日子里，生产队要开会动员，学校要放农忙假，队里男女老少齐上阵，天还没亮就出工，摸黑了才收工。“双抢”期间，除非得了重病，身不由已，一般不会有人请假。因为，此时全村无一闲人，独自在家休息，逃避“双抢”劳动，会遭人唾弃。

 “双抢”的艰苦，除了劳动时间长之外，更令人惧怕的是时值盛夏，在地里收割和插秧，头顶炎炎烈日，脚踩在发烫的水稻田里，炙热难忍，汗如雨下，让人透不过气来。此时若有凉风吹过，人们会情不禁的欢呼起来。 

在盛夏的时节里劳动，半天中的一次休息，是人们的唯一期待。因为，只有在休息时，人们才可以躲进树荫，避开灼热的阳光，获得喘息之机。

“双抢”季节，还有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是必须应对蚊虫的叮咬。特别是太阳快落山时，蚊虫肆虐，使人无法招架，尤其是年青的女社员，经常会被蚊虫叮咬的惊叫起来。这时唯一的选择是把衣袖和裤管全部放下来，任其浸泡在泥田里，纵然有许多不便，却可减轻蚊虫叮咬之苦。

 “双抢”劳动，不仅白天辛苦，而且晚上也辛苦。收割时要把白天打下来的稻谷挑到生产队的仓库里集中过称，尔后按份额分给各户，各户再把分到的稻谷挑回到家中，负责保管晒干。社员们劳累了一天，太阳落山了还回不了家，而是在低矮的密不透风的生产队仓库里给稻谷过称、过筛，并分配到各家各户，这就如同熬煎在火炉之上，此种感受，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明白。

 在“双抢”的日子里，社员们往往要到夜里八、九点才能吃上晚饭，到十一、二点才能上床睡觉，还常常由于天气炎热，彻夜难眠，第二天还得照常出工。所以，自古以来，农村就广泛流行一句话：“好男儿，不赚六月钱”。

在生产队里，插秧是最具挑战性、最富有情趣的一项劳动。因为，插秧时，不仅每株苗数要合理均匀，而且株距也要合理均匀；不仅速度要快，而且深浅也要适当，不然秧苗生长以至产量都会受到影响。此外，插秧是倒行的，真正会插秧的人，必须能够使每株秧苗之间距离合适并保持垂直状态，包括在弯曲的不规则的水稻田里也不走样。而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得从最基本的分苗、下插、站姿、倒退步伐学起，没有下一番苦功夫是不可能学会的。刚学插秧的人，往往学一个站姿，就会弄得满头大汗，腰酸背痛。正因为插秧要求高，劳动强度大，所以，插秧是加倍的工分。

插秧的有趣是较劲的场面。有时是年轻人相互之间，有时是年轻人对中老年人的挑战。年轻人相互之间较劲是源于争强好胜，年轻人与中老年人较劲则带有某种地位的挑战，因而，挑战性更强。年轻人与年轻人更多的是比速度，而年轻人对中老年人则更多的是比技巧。中老年人的优势在于技巧，年轻人的优势在于体力。插秧的姿势让中老年吃不消，顶得了一天也顶不了两天，而年轻人则不同，精力旺盛，体力恢复得快，累了睡一觉又生龙活虎了。这种挑战的结局是中老年人认可了年轻人。当然这种认可不是轻易实现的，而是在你追我赶的田间较量中，年轻人通过不断提升技巧争取到的。 在我所参加的生产队劳动中，插秧是最具挑战性、最精彩的劳动。插秧较劲的场面，常常会引来过路的人驻足观战，不时会有人呐喊助阵，如同在观看一场拼抢激烈扣人心弦的体育比赛。

兴修水利是生产队时代最具规模的劳动。由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兴修一项水利工程，不仅是一个生产队受益，而是造福一方百姓。因此，工程往往是以大队、公社、甚至是县委和县政府牵头组织。动员上工地的人一般都在几千人、上万人。而且，这些人中大多是年轻人。因为，年轻人不仅有更强的突击性，而且，年轻人没有什么牵挂拖累，说走就走，说干就干，适应工地集体劳动生活。

兴修水利工程一般是农闲季节里开工，要赶在第二年雨季到来之前完工，或告一段落，工期总是很紧。因此，要成立工程指挥部，要进行思想动员，要挂起高音喇叭，开誓师大会，组织突击队，开展劳动竞赛等等，以千方百计唤起人们的劳动热情和干劲。在思想教育动员之外，劳动的组织方式也采取了三班倒，实行二十四小时奋战。工地上可谓人山人海，红旗招展，“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揺。”可以生动地比喻工地劳动的场景。

 工地生活是艰苦的，工地劳动付出的体力是巨大的，然而，工地生活是美好的，尤其是对于村里的年轻人。许多年轻人由于参与了工地劳动视野开阔了，长了见识；有些年轻人在火热的工地生活中恋爱了，成就了一桩美好的婚姻；有些年轻人在劳动抢险中表现出色被招工提干，跳出了“龙门”。参与工地劳动的一般社员也增加了收益，因为工地劳动通常会比生产队劳动得工分高出许多。有些干部则在工地指挥部展示了领导能力和魄力，得以提拔或委以重任。当然，更重要的是，由于水利工程建成，改善了灌溉条件，增加了水稻产量，让社员得了实惠，所以,大家对水利工程建设还是诚心拥护的。

 挑公粮是生产队劳动的一道风景。挑公粮通常是以支持国家建设、国防建设的名义进行发动，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当年多交粮，交好粮，以实际行动支援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是一句很盛行、很响亮、家喻户晓的口号。社员对交公粮的热情很高，只要上级发出号召，大家就会在统一时间，把粮食往指定的征购点送去。原本可以分秋冬两季完成的征购任务，社员们总是在早稻收割后，一次性完成。超额完成征购任务，在当年是习以为常的事。

每逢交公粮的时节，队里各家各户，男女老少，全部出动，肩挑车拉，欢声笑语，奔跑在乡间的小路上，浩浩荡荡，特别壮观。这时候会让人情不自禁的想起革命战争年代，想起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的场景，那种满怀希望、满怀喜悦、满怀胜利豪情，不怕牺牲的精神状态，以及那种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公而忘私的心灵境界，让人十分感奋。

 生产队的分配很耐人寻味。平日里每月评一次工分，评工分时要开会，队里的社员坐在一起，先议后评。一般的情况下，评分都很顺利，这与当时的宣传教育有密切关系，大家都很看重关于觉悟问题的评价，而不愿意为提高一点工分闹的不愉快，就是产生了一些不同意见和小磨擦，也很容易消除。 评分差距不大，一般男性评十分，女性也可得七分，“双抢”时普遍都提高一些。从实际情况看，在生产队里干的是体力活，性别差异是明显的。只是当年强调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不便把差距拉的太大。同性之间劳动能力差距也不小，可实际评分只会有一分半分的差距，这样的差距转化成现金，只有几分或一角人民币的差距。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甚至可以说根本无法实行，可当年却能运作的很顺畅，大家都能接受。这是时代的力量，不是个别人的作为。

 队里分配有两块。一块是实物，具体说就是口粮。生产队的口粮形成取决于几个因素，首先得丰收，总产量要多。尔后得做些扣除。诸如，征购粮、战备粮、饲料粮、工分粮、储备粮、等等。总产量做了这些扣除之后，按人口平均数，就是生产队当年的口粮。口粮多少体现生活水平高低，口粮高的生产队，年轻的小伙子找对象都比别人容易，相邻村庄都很羡慕。队里分配的另一块是货币。主要来源是粮食出售的货币收入，另加一些副业收益。此外，还包括生产队社员参加大队、公社、县政府牵头组织修建公路、电站、水库等基础设施的劳动补贴收入。在以粮为纲的年代，粮食由国家定价，几十年一贯制，货币分配说到底还是取决于粮食总产量的高低。

当年分给社员的口粮一般是由工分值扣抵。有些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工分抵不了口粮，就必须向生产队缴纳现金，缴纳不了现金，就必须向生产队申请分期付款，到期付不了款项，生产队就会停止供应粮食。这样就会使困难的家庭陷入困境，借欠求人，或期待着政府的救济。生产队也有收成不好的年头，分配的口粮不够吃，这时绝大多数社员只能等待购买返销粮，度过青黄不接的日子。

生产队聚餐是社员们最快乐的日子。“春耕”、“双抢”、“秋收”等阶段性劳动结束，或“五一”、“国庆”、“元旦”等重大节日到来时，生产队一般都会安排聚餐活动。生产队聚餐很简单，一些自酿的米酒，打一些糍粑、白粿，外加一些面条等。聚餐时，生产队长会先说上几句，大多数是鼓劲的话，给出一个聚餐的理由，让大家吃起来感觉舒畅。接下来就是斗酒，闲聊、或说些男女之间玩笑的话。这时大家都很放松、也很大肚，就是说过了头也不好生气。每次聚餐都会有些人喝酒醉，出些洋相，成为次日人们谈笑的话题，成为村上的新闻。

 生产队的人际关系比较融洽，大家相处的都比较好。这与当时的经济和社会风气有直接的关系。队里的社员发生困难，大家都会热心帮助。家里老人小孩生病了，各家都会带上几个鸡蛋或线面等营养品前去探视，表示慰问。有些人还会送上一些草药和单方帮助病人治病。村里有人修房子或建新房，大家会主动前去义务帮忙。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成为人们一种普遍意识和行为准则。这既有民间传承下来的美德，也有党和政府的示范。

 如今,生产队已是尘封的往事，然而,经历过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生活的人们，对生产队这个名词是不会陌生的。尽管生产队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的组织方式，只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背影。

从物质层面看，当年生产队是艰苦的。这不仅表现在劳动的简陋和环境的恶劣，而且表现在人们起早摸黑，收益低下，经常为温饱所困。 然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农村公社化运动失败，生产队作为基本的经济核算单位，成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持续了二十多年之久，其深刻的历史内涵是不能否认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生产队为农村千家万户命运所系。不仅，巨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成了人们一段难以忘怀的生命历程。

 正年轻的一代人，对生产队是陌生的。他们没有生产队的生活体验，无法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现在的传媒和学界更多的是从经营方式上解读这一时期，或作一些简单化的政治评判，这与历史的实际演进相去甚远。

 生产队的悲剧，不在于其作为一种经营方式被取代，而在于一段火热的生活中所承载着的几代人的梦想和信念被忽略了。而其中积累起来的忠诚大公、扶助贫困的精神，实际上具有普遍的意义，她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未来方向。

 认知和价值是人类坚持着的两种精神。认知是永无止境的，只有相对性，不能绝对化；而价值属于人们感受性领域，是崇尚感觉和心灵境界，这种心灵的感受性价值实现程度是绝对性的，并非古人就不如今人。如同当年的西安和延安，西安比延安富足的多，然而，西安却是人们想逃离之地，延安比西安困苦的多，延安却是人们想投奔的圣地。延安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其所坚持的方向，还在于其在现实性上给出的自由平等和对人的尊重。事实上歧视是人类最不堪忍受的情感，而这一点往往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生产队与家庭承包制就其经营方式的优劣是可以比较和讨论的。我们所应强调的是，人们在面向未来的追求中，可能会出现偏离、可能会发生失误、可能会出现挫折、甚至于会造成失败。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而忽视这一过程中的人们的追求，人们的热情，人们的探索勇气和生命融入。人类是在传承中走向未来的。传统不应只有成功的正面经验，还应包括那些为人类的美好理想而进行的不成功的探索，这同样是我们的重要财富。

 生产队的回忆是耐人寻味的，尤其是当社会生活日益深刻的改变着的往日的痕迹的时候，我对生产队的回忆却更为强烈起来。这也许是由于我从小就生活在生产队里，生产队是我人生的第一课堂，生产队引领过我人生的最初走向吧 ！ （2006、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