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疯癫与文明》

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福柯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疯癫的历史。福柯认为，科学史研究者应主要关注科学的对象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一问题，揭示人文科学与权力运作的内在联系。在他看来，疯癫史并不是疯癫发现和治疗的历史，而是人们怎样看待疯癫的历史，各个时期的不同社会模式下被权力话语建构的疯癫史。

按照人们对待疯癫的态度和体验的不同，福柯将该疯癫史所涵盖的范围大致可分为分成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近现代时期三个阶段，研究了疯癫与理性在历史进程中交流与对话的关系。

 一、 疯癫的起源与出场

福柯认为，疯癫与理性的区分对立并不是天然的。在古希腊和中世纪，疯癫并不与理性处于截然对立的位置。相反，正是在疯癫的陪衬乃至于共谋之下，理性才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古希腊人与他们称之为‘张狂’的东西有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并不仅仅是一种谴责关系。……自中世纪初以来，欧洲人与他们不加区分地称之为疯癫、痴呆或精神错乱的东西有某种关系。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模糊不清的存在，西方的理性才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文艺复兴时期，作为社会秩序最大威胁的麻风病逐渐被控制，疯癫在这时开始取代了原来麻风病的角色。但那时人们对疯癫的态度还是暧昧而模糊的，疯癫既被视作威胁，也被视作达到真理的一种通道。“从任何意义上看，这个世界在17世纪初对疯癫是特别友善的。疯癫在人世中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使现实和幻想之问的标志错位，使巨大的悲剧性威胁仅成为记忆。它是一种被骚扰多于骚扰的生活，是一种荒诞的社会骚动，是理性的流动。” 在文学作品里通常将疯人视为真理的化身，它模仿理性的语言批判理性，真理在疯人令人发笑的模仿中被揭发。疯人既是可怜的丑角，又是讽刺理性的真理。所以疯癫被赋予某种神秘玄奥的因素，甚至受到人们的迷恋和称颂。

 人们通过“愚人船”使疯人远航，使之净化和放逐，“透过半真实半幻想的地理变迁而发展了疯人在中世纪焦虑中的门槛处境” 。由于这种驱逐疯人的方式与水域是不可分离的，而水域是一个伟大奥秘的空间，但水域也象征着神秘不安，所以疯癫意象终于在中世纪末的文学作品里与当时文化里出现的某种相似的焦虑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疯癫意象诞生的开始，即“巨大不安的象征” 。随着人们不再考虑疯癫的悲剧现实，而是仅仅嘲弄其幻觉。疯癫不再给人带来威胁，也不再具有彼岸世界的神秘性。“它不再是那种捉摸不定的和绝对的界限。注意，它现在停泊下来，牢牢地停在人世间。它留驻了。没有船了，有的是医院。”

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代表了疯癫和理性没有分裂前的完整体验，虽然有一种缓慢的分裂正从文学与绘画这两种艺术作品里出现，但是这仍是不完全的分裂。直到明确划分了理性与疯癫的界限，关于疯癫的历史才就此展开，并且随着当时文化机制进入了长期的禁闭时期。

二、 理性对疯癫的排斥与禁闭

“文艺复兴使疯癫得以自由的呼喊，但驯化了其暴烈性质。古典时代旋即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 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哲学家们对理性的推崇和弘扬。在古典时期，疯癫便一直在理性话语下活动，成为理性研究的对象，疯癫被完全排除在理性主体之外，而划归于不理性这一类。从此开始，理性得以把疯癫从那诡谲神秘世界的神游里拉回到现世，安放在理性反面的位置上，人们开始从理性的眼光对它进行解剖和描述。

 对疯人实行禁闭是这一时期理性话语讨论的一个直接后果。1656年在巴黎设立了总医院，专门用来禁闭那些疯癫者和乞丐，随后，英国和德国也纷纷效仿。禁闭是17世纪创造的一种制度，在疯癫的历史上，它标志着一个决定性时刻，最终决定了人们对疯癫的体验，改变了其历程。疯癫和理性对话关系己破裂，理性完全凌驾于疯癫之上。禁闭是各种滥用权力因素的大杂烩，它从一开始就获得一种重要意义。直到这时疯人并没有被当作一个需要特殊对待的群体，对疯癫的排斥根据是劳动道德准则。疯人与“穷人”、“失业者”、“惩戒犯”等共同被禁闭，继而形成了惩戒。久而久之，疯癫的悲剧性体验逐渐消减之后，一种批判性的体验占据了主流，而批判性体验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产生了疯癫的罪恶感。

 “一种文化用划定边界来谴责处于边界之外的某种东西” 。理性在塑造自身的地位时，对异质的事物进行界定，并对它进行言说，使其固定为理性的对立面。“这既是一种社会排斥，又是一次精神上的重新整合” 。一种关于疯癫的话语便由此得以建构，以便理性排斥与禁闭。在这个排斥作用下，看到关于疯癫的体验逐渐消失，而在19世纪理性取得它完整的话语权力，在那里，疯癫将在一个更完整的医疗体系下被言说与矫治。

 三、 理性对疯癫的异化言说

到19世纪，随着人们对疯癫的认识不断深入，人们对待疯癫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疯癫不再被视为罪恶而是被视为精神病。精神病院的诞生结束了古典时期的大禁闭，疯子在精神病院里接受治疗。在这样的精神病院，没有禁闭带来的羞辱和痛苦，有的只是一种家长式统治下的平静。疯人将依附在理性秩序下，回到社会里。理性关心的不再是“疯癫是什么”，而是要如何使疯人回到规范下的日常生活里去。人们应该让疯人意识到自己的过错，并为之负完全责任。有了这种意识，“疯人就将会恢复对自我的意识，成为一个自由而又负责任的主体，从而恢复理性。” 由此，资本社会对疯癫的态度，已经从过去道德上的否定转变为理性上的否定，在道德上将精神病人与游手好闲者或乞丐等同视之，精神病人还被认为有教化改造的可能性。而在精神病院，不是疯癫者的兽性被压制下去，而是疯癫本身被消灭了，而是这种治疗行为本身就包含着抹杀疯癫真相和实质的异化作用。疯人不再被单纯地否定，而是被控制在一种监视中。这样，对疯癫的态度就从谴责过渡到了监视。

 监视与审判是疯人院的主题。这种监视和审判凭借于理性的至上统治。疯癫不再表现为一种抗争形式，而只是表示一种幼稚，一种未成年状态，疯人被视作是没有自治能力的未成年。精神病院实际上是“象征着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价值观的庞大结构的一个缩影，即以家长权威为中心的家庭与子女的关系，以直接司法为中心的越轨与惩罚的关系。” 精神病院使疯人和疯癫现象完全沦为以精神病医学面目出现的理性的对象，疯人的行为必须受到外在于他们的理性的支配和约束，他们的思维方式被宣布为非正常的、病态的，因为整个社会只承认一种合法的思维方式，这就是理性的思维方式。

 在一连串的档案、资料收集的过程中，福柯一直关注着疯癫与理性交汇的模式，理性最后以其自身的语言完整地论述疯癫，将疯癫涵摄在理性的话语之下。

对于福柯来说，疯癫与其说是自然的产物，不如说是文化和社会的产物。理性和疯癫正是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中被建构起来的。正如福柯在前言部分所说的，“我们却不得不撰写一部有关这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的历史，因为人们处于这种疯癫，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禁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我们有必要确定这种共谋的开端。” 所谓疯癫的历史，即是被权力话语建构的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