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欲去告朔之饩（xì）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子贡总想着要省去每月初一鲁国告祭祖庙的那只贡羊。孔子说：赐呀！你心疼那只活羊，我心疼那个礼仪。连朝廷都不再重视、国君都不屑于亲自参加的礼仪，以他的角度来看，当然会认为既然没有实际意义，何必要杀一只活羊呢。子贡是务实的经济计算。但孔子有他的坚持，如果连献羊祭礼的这个环节都取消的话，这种礼节可能就彻底消失了。而礼节彻底消失了，也就意味着礼节里强调的情感教化被稀释了、淡化了、遗忘了，这才是让孔子感到揪心的地方。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孔子说：事奉君主，一切都依礼而行，有人却以为我是在谄媚。面对已经失势的国君，他也坚持事之以礼。这大概就是孔子说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吧。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鲁定公问：君主使用臣下，臣下事奉君主，应该怎么做呢？孔子回答说：君主使用臣子要依礼节而行，臣下事奉君主要忠心耿耿。“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就直接奠定了中国后代的政治伦理中君臣双方对等的义务和规范。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孔子说：《关雎》这首诗，欢乐而不淫逸，哀婉又不过度伤痛。孔子评论《诗经》的地方很多，这里谈到了抒发情感的分寸感：在抒发情绪变化的两极之间，掌握好一个适宜的变化的度，重点在于“节制”。原始儒家，不管是孔子还是孔门弟子们，其实都不主张压抑感情。人的情感应该得到必要的抒发和表现，但要讲究度，不过分，不能走极端，更不能感情泛滥，一发不可收拾。这同样也是孔子对“礼”的认知。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鲁哀公问宰我祭祀土地的神社牌位的事情。宰我回答说：夏代时使用松木，殷代使用柏木，周代时使用栗木，意思是让人民为之颤栗恐惧。孔子听说之后说：已经完成了的事情就不要谈论它，正在如愿而成的事情就不必阻挠它，已经过去了的事情（不论成败如何）就不必再追究它。孔子当时并不在场，事后听说，对宰我的建议，孔子的回应其实是一种婉转表达的不满意，也可以当做是老师对学生的批评。就是说，孔子虽然也不满意鲁国公卿势力坐大，但他不主张“以暴制暴”，所以对宰我做了有批评性质的警告和提醒。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曰：“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diàn），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孔子说：管仲这个人，气量不够大呀。有人说：是因为管仲太过俭朴了吗？孔子说：他家里很有钱，又养了大量专职为他办事的人员，这还能算检朴吗？那人又说：如此说来，他算懂得礼节吗？孔子说：国君在庭院门口建影壁墙，管氏也在自己家庭院门口建影壁墙。国君为了招待外国君主而设的反坫，管氏也在自己家里设置了反坫。管氏要是算懂得礼节，那还有谁不懂礼节？是说管仲多吃多占，不节俭。
显然，这是孔子按照自己的政治追求，评判真实政治的一次具体展示。孔子对管仲颇有微词，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奢侈，二是越礼。应该说，孔子对管仲并没有全盘否定，只是指出他的格局太小又僭越礼制。
这几章主要在描述孔子对君臣之间理想权利义务的追求。礼应互相负责，拿出真心真诚以待，即使国君失去实力，也忠于之前应有的礼节。对于有感触的事，发乎情止乎礼。对自我要求要高，对应有的礼节要恪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