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川

    我自幼喜欢读书，上过师范、当过小学老师的妈妈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在我遥远的童年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妈妈手把手教我认字、写字、背诵毛主席诗词、读连环画的一幕幕场景，是妈妈培养了我学前认字、读书的习惯和能力。

    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出版业相对萧条，出书品种和数量极为有限，除了时政类图书，其他书很少，农村地区尤其如此。我除了买书，还借了不少书来读。我印象中读过连环画《地雷战》《地道战》《鸡毛信》等，还有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林海雪原》《苦菜花》《海岛女民兵》《敌后武工队》等。

    我记得很清楚，上小学时我一直担任语文课代表，语文老师讲完课后总要留一些时间，让我为大家读小说，三年级时读《海岛女民兵》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到初中和高中阶段，虽然学习生活越来越紧张，但爱读书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有时读小说能达到入迷的程度，放学回家的路上也在读。

    读小说也唤醒了我的文学梦，高考前夕我还“忙中偷闲”，构思创作了一部六万多字的小说，最后没有完成，但手稿至今还珍藏在家中，成为我文学梦想和青春岁月的见证。

      上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改革开放和人们对科学文化知识的渴求，整个文化事业特别是出版业如雨后春笋，迅速繁荣昌盛，出书品种越来越多。1981年我考入武汉大学，当时的珞珈山新华书店就开在校内，逛书店、读书、买书成了我业余时间最大的爱好，像流行一时的“五角丛书”“走向未来丛书”我几乎全部收入囊中，“当代学术思潮译丛”“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则对我的思想和视野影响深远。

    我并不满足在校内书店买书，还经常在周末到武昌的街道口书店、汉口的武胜路书店和武汉市古旧书店去“淘书”，每次都满载而归、疲惫不堪，但买到一本本心仪图书的快乐和兴奋无法形容，远比吃一顿美餐更让我满足。

    我读本科时的助学金标准是每月18.5元，现在看来微不足道，但当时物价很低，每月除了吃饭，居然还能“挤出”一些钱来买书，当然书价也很便宜，定价几角钱的书不少，像“五角丛书”就是5角钱一本，我记得一本外国人编写的英语会话手册200页左右定价只有0.56元。后来读研究生时发放的津贴是每月56元，买书就更加“肆无忌惮”“随心所欲”了。后来粗略算了一下，在武大读书七年买的书有将近一千册，这些书成了我最贵重的家当，毕业后全部托运回郑州，舍不得丢弃一本。

      在学校期间，我还有一个爱好是“泡图书馆”，学校图书馆藏书丰富，而且是全开放式的，只要不上课，我就会泡到书库里看书，一进入书的世界就忘了时间，有时候读书入迷竟然忘了吃午饭，一直到下午闭馆出来才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吃饭，真正的“废寝忘食”。

      泡图书馆让我读了很多中外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中外文学名著，像许多中外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伦理学、法学和文学名著，都是在这一阶段读的，这些书极大地丰富充实了我的精神世界，拓展了眼界和视野，无形中塑造了影响我一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也正是在大学的七年读书时间，奠定了我作为爱书人、读书人和出版人的人生志向和职业取向。

    其实，早在大学期间，我就开始与出版“结缘”了。在武大读研究生期间，我有两次出版尝试。第一次是1987年我翻译了新加坡学者撰写的英文版著作《东方政治与西方政治》一书，原定由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该社没有出版，也没有下落；第二次是1988年我在著名文化学者冯天瑜先生的指导下撰写了十余万字的《论智慧》一书，但因为临近毕业太忙，没有最后完成，也来不及联系出版事宜。虽然两次尝试都没有成功，但是却激发了我对出版的兴趣，也为后来选择出版职业埋下了爱的种子。

    后来有人曾问过我，上世纪80年代名校研究生十分抢手、就业形势大好的情况下，我为什么选择了出版职业，要一辈子搞出版工作？为什么不像同时代许多名校毕业生那样选择进政府机关？我也曾经扪心自问：自己为什么要做出版人？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一切都缘于痴爱和钟情。

    我1988年从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时，同学们要么北上首都进名校和国家研究机构，要么南下广州、深圳、海南，因为这些地方都是人们心目中经济收入高、有发展前途的“热土”。本来我也有机会到南方工作，但因为当时老家河南的出版社求才若渴，亲自跑到学校去协商，希望我能从事出版编辑工作，支援家乡的文化建设。

    我出于对家乡故土的眷恋之情，更出于对编辑职业的钟爱、向往和浓厚的文化情怀，断然谢绝了深圳一个单位的挽留，也放弃了进省直机关工作的机会，满怀着对书籍的热爱和对出版职业的渴望，带着自己在学校七年购买积攒下来的几大箱图书，踏上了急切的回乡之路，并由此开启了自己漫长的出版生涯。

    我记得1988年6月底到河南人民出版社政治理论编辑处从事图书编辑工作，当时只有25岁，年轻气盛、信心满满。刚到社里3个月，我就参加了北京图书订货会，而且认真观察和思考，回来还撰写了一份调研报告，没想到报告得到了总编辑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他专门写了一段评语连同报告发表在本系统的工作内刊上，这一下就让我这个出版新人成了全系统的“知名人物”，更进一步提升了我的自信心。

    当时的出版编辑工作流程还是手工作坊式、师徒传帮带的传统运作模式，还没有电脑打字和激光照排，所有的书稿都是手写稿，编辑要整天伏案看稿、改稿、校对、撰写审读报告等，排版和印刷用的还是铅活字，和我此前对出版编辑工作高大上的想象很不一样，刚开始也不太适应，但在老编辑们耐心地指导和帮助下，我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掌握了编辑必备的一套基本功，同时也逐渐加深了对出版编辑工作政治意义、文化价值的认识，意识到自己编辑出版的图书要影响千千万万的读者，要传播正确的思想和科学的知识，所以感觉到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和懈怠。

    当编辑对文字基本功的历练，已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职业习惯被带到了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每当我读一本书、一篇文章甚至看到街头的广告、标语和景区的文字介绍等包含文字的内容时，总是不自觉地带着编辑“挑剔”的眼光和标准去评判和审视，在别人看来可能是“吹毛求疵”，但就是改不了，我想当过编辑的很多人恐怕都有这种挑剔和咬文嚼字的“癖好”。仔细想一想，这种编辑职业养成的严谨、规范的态度和素养，对于做人、做事还是大有裨益的。

    我在出版社当编辑17年，组织策划和编辑出版了一百多种图书，推出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文化价值和社会影响力的优秀获奖书和畅销书，有30多种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

    2000年参与策划和编辑出版的《华夏审美风尚史》（11卷，季羡林任学术顾问），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文化影响，2001年荣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和河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

    2002年担任选题策划、营销策划和责任编辑的原创科幻小说《走马神灯》发行10万多册，并在海外出版英文版本和繁体字版本，被改编为动漫作品，引发出版界、文化界和读者的热烈讨论和关注，被誉为媲美《哈利•波特》的具有典型中国风格的原创科幻小说，荣获2002年度全国畅销书奖，实际上这也是国内较早探索和尝试“时空穿越”情节的原创科幻小说。

    1994年参与策划和编辑出版的“中国知识分子丛书”，在海内外文化界、学术界、思想界产生深远影响，被公认为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必备参考书；担任责编的《毛泽东和他同时代的人》《陈独秀的最后十年》《宗教的奥秘》《千奇百怪的梦》等均为读者喜爱的畅销书。这是作为出版人引以自豪的履历，也是自我价值的社会化呈现。

    编辑生涯也给我留下了很多难忘的记忆。还记得2000年冬天我和同事在北京去季羡林先生家里拜访时，一路上我晕车很厉害，特别难受，可是与季先生交流之后，收获满满，精神大振。这次拜访不仅圆满完成约稿任务，而且通过和著名学大师的面对面交流，聆听教诲，深受启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2000年策划出版《陈独秀的最后十年》一书的过程更具传奇色彩，我认为也是自己编辑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刻”和“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和该书作者张宝明先生是同年人，研究生都是学习中国近现思想史专业，有很多共同语言，是深交多年的朋友。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块吃饭还喝了不少白酒，非常兴奋，彻底打开了话匣子，无话不谈。饭后我们两人一块走路回家，走到郑州紫荆山百货大楼西门时想歇歇脚，就坐在了路边的台阶上聊天。不知怎么就聊到了专业上来，谈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和“书生从政”演绎的一出出人生悲剧时，引发了强烈的思想共鸣和万千感慨，决定选择陈独秀这个风云人物作为解剖对象，探索一下他最后十年的心路历程和悲剧人生的内在逻辑。我对张宝明说，只要你敢写，我就敢出！于是就当场达成了君子协定。

      作者本科是学文学的，不仅思想犀利，而且文采出众，当稿子交到我手上时，我立刻被其中精妙的论述和引人入胜的情节所吸引。当读到精彩的段落时，我禁不住拍案叫绝；当读到陈独秀晚年在四川江津疾病缠身、穷困潦倒、无人问津、悲凉谢世的情节时，我的心情无比沉重郁闷，心中满是忧伤，泪水模糊了双眼，我自己彷佛成了书中的主人公，好像看到的是自己的遭遇，感同身受，情不自禁，作者说他也是带着深厚的感情撰写该书，也多次为主人公的不幸遭遇而潸然泪下；当遇到写的还不够酣畅通顺的地方时，我就亲自动手大段地改写和补充，力求达到最佳的表达效果，而且这些修改也都得到了作者的称赞和认同。

    该书出版后，在市场上反响很好，很快就加印，后来一家民营书商还专门从出版社购买了该书的版权重印发行，据说也发了不少。故事还没有完，2002年，陈独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我和作者受邀参会，该书在会上再次得到高度评价，大家认为该书比较公正地评价了陈独秀的功过是非，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当时，对陈独秀的研究和评价在政治上和学术上还有相当的敏感性，该书的出版客观上推动了思想解放和学术进步，发挥了以出版实践助推学术研究的独特作用。同时，也推动我向着学术型、专家型编辑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实现了自我提升。

    谈了读书、编书，还想谈谈“卖书”的故事。2002年由我策划和责编的《走马神灯》出版后，我接着又干起了营销策划和促销推广工作。我和作者张旗先生联手，组织联系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图书商报》以及有关省市数十家新闻媒体参与，以“面向青少年读者的首部中国神话题材原创科幻小说”为主题，先后在北京王府井书店、西单图书大厦、深圳书城、广州书城、上海书城、郑州中原图书大厦等全国大型书城开展接力式签名售书和宣传促销活动，吸引了众多青少年读者踊跃抢购，各地电视、广播、报纸、新闻网站纷纷跟进报道，形成了席卷全国的空前的舆论热点和销售热潮。宣传活动带来了该书销量的直线上升，不仅将该书推进全国畅销书的行列，而且也让我这个编书出书的人“痛快地过了一把卖书的瘾”。

    作为文化人，写作、著书立说是我的专长和赖以立身谋生的本领，虽然说编辑更多时候是在为别人出书服务，但我利用业余时间还是撰写出版几部历史文化方面的个人著作。

    我本科和研究生学的是历史专业，对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是地域文化和地域国民性格等问题很感兴趣，在这方面组织策划、担任主编并参与撰写了两部畅销书，一部是《地缘中国——区域文化精神与国民地域性格》（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出版，上下册，80多万字），余秋雨先生亲自为其题写书名；另一部是《性格地图（南方卷、北方卷）》（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两部书均为研究探索中国地域文化、地域国民性和地域性格的具有开拓性和广泛影响的文化类畅销书，深受大众喜爱，出版社多次重印，而且市场上的盗版书版本甚多，我自己也收集了好几种。

    另外，我还参与撰写出版了《白话名言库·观人名言》《中国经世圣典》《中华修身处世经典》《诸葛智谋全书》《五彩人生》等历史文化类读物，均跻身畅销书之列。

    作为编辑和出版人，只有自己亲自当一当作者，才能体会到作者写作的艰辛和难处，才能充分体谅作者并更好地与他们相处。不同的角色，共同的事业，换位思考很有必要。

    因为热爱出版，所以研究探索出版规律也是我的兴趣所在。2005年之后，我离开了编辑一线岗位，走上了出版经营管理岗位，但是关注和研究出版的兴趣未减、脚步没停。我先后在《中国出版》《出版发行研究》《编辑之友》《出版广角》《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州学刊》等国家级权威学术刊物和核心期刊，发表出版编辑学和出版经营管理方面学术论文30多篇。

    我2004年在美国学习期间，撰写完成英文版毕业论文《美国出版业发展趋势研究》并通过马里兰大学组织的英文答辩；2012年发表的论文《数字出版内容创新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被《新华文摘》（2012年第20期）转载；2012年5月完成的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新时期出版政策研究（1978-2008）》（18万字），得到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多位专家高度评价，被认为在研究当代中国出版政策方面具有重要学术价值。2002年作为课题组主要成员和撰稿人曾承担并完成了省政府软科学研究项目《入世背景下的出版产业转型研究》。

    我1999年入选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建立的“中国出版科研人才库”，2016年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建立的“中国出版人才数据库”。作为一个出版研究者，能为热爱的出版事业做出一点贡献，我深感自豪！

    回首这几十年的求学、职业生涯，我身上曾有过许多身份标签和头衔，像什么985名校硕士、博士，还有处长、副总等，这些都是过眼云烟，只有爱书人、出版人、文化人、编辑、编审这些身份标识才是我的最爱，因为它们的文化特性与我的精神气质、人格特征、人生追求最为契合！换句话说，“书生从政” “书生经商”也许并不是我的所长、所爱，唯有“书生为文”才是我的本质、本色。

    时光荏苒，一转眼当年的出版新人如今已是“花甲老兵”，我也即将从出版的职业岗位隐退，但是我对书籍和出版的热爱始终不渝，对出版的雄心壮志依然如故，退休之后我会换一种方式继续关注和参与出版，比如成为作者、出版策划人、出版研究者等等。只要出版业不退休，我热爱出版的心就不会退休！

    人们常说编辑职业是“为人做嫁衣”，我突然间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自己这一生算不算“嫁”给了出版业？因书结缘，由“爱书人”变成了“出版人”，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无怨无悔、痴心不改、忠贞不二，一口气干了35年没有改行、没有停歇。

    我亲身经历了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出版业转型变迁的全过程，从事业单位的出版社到集团化的出版集团，再到出版事转企改制，最后是出版企业股份制改造和上市，我自己的角色也由编辑、编辑室主任、副编审、编审到出版集团中层、上市公司董事和副总，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一直围绕着出版在打转，从未离开本业本行。

    我与图书、出版之间纠结难解的情分和终生相守的特殊“姻缘”，完全经得起漫长岁月和时代变迁的考验。在当今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时代，跳槽、改行已是常态，几十年坚守一种职业则十分罕见，殊为不易！如果不是出于对出版的“真爱”和“痴情”，那是很难做到的。在出版的漫漫人生之路上，因为热爱，所以坚守，因为理解，所以执着，不要问为什么，因为爱在其中，乐在其中。

    我还记得，大约是1990年，在出版界颇有影响的《编辑之友》杂志有一个栏目叫“编辑自画像”向我约稿，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爱书人的梦》，并配上了自己亲手画的一幅自画像，文中我就自称为“爱书人”。的确如此，我正是因为爱书、爱读书才成为出版人，走上了出版这条路。

    在我人生经历的六十年中，爱书、读书、买书、写书、编书、出书、卖书、评书、研究图书出版、从事出版经营管理，与书结缘，成就了“书缘人生” “出版人生”。

    对我而言，爱书乃终生嗜好，出版亦钟爱志业，文化已浸染入髓，其他的身份都会过时褪色，爱书人、文化人的身份永远不会退场谢幕，爱书情结、文化情怀永远不会凋零。爱书成痴，结缘出版，从一而终，此生无悔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