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一则电影推荐，是李军虎导演的《父亲》。与那些平时推送的商业电影不同，这部拍摄于2007年的纪录片完全是一部出自底层群众的真实故事，没有灯光，没有剧本，里面的言语都是最普通的人民群众心中最真实的流露。
这里，我不想谈电影，我想写的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2007年中考后
和纪录片拍摄的时间一样也是2007年。那年夏天，我参加了中考，取得了小县城的第一名。那着实是我青少年时期最辉煌灿烂的日子。
因为成绩还算不错，省城的重点高中向我伸出了橄榄枝。在这之前，我甚至都没有想过可以有机会去大城市读书，这和我之前预想中在县城高中读书的情景简直天壤之别啊。
那天晚上，母亲做了几道好菜，父亲破天荒地给自己斟满了二两小烧。父亲说：“孩子，老爸明天就把厂子的活辞掉，咱们去省城读书，老爸陪你，咱也去见见世面。”
“那我妈呢？”
“你妈还在县城上班，抽空会去城里看咱爷俩。”
“嗷，那就是说，我也可以去城里读书了！”我的小心脏狂跳不止。我真的要去大城市读书了！
那段时间，我沉浸在即将去大城市读书的喜悦中，却没有想到即将到来的三年中，父亲和母亲将要付经历怎样艰辛。
我父亲算是命运不济，当过兵，退伍回家后安置在县城的一家国有纺织厂。没几年，正赶上了那场席卷全国的下岗潮。就这样，在不到四十岁的年纪，父亲下岗了。后来，父亲做过一些小买卖，跑过水果运输，也去过建筑工地干一些力气活。折腾了十多年，事业并没有什么起色。最后，父亲决定在家门口的小纸箱厂做一些零活，工资不多，也算是有份收入来源。
而我母亲工作还算稳定，在一家国营公司做文员。因为母亲并不善于言辞和交际，所以十几年的基层一线员工，从未得到领导的垂青，职务也一直原地踏步。母亲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加上父亲在小纸箱厂的微薄收入，家里还算是不愁温饱，但距离小康还是有一段不短的距离。
我知道，凭自己家里的经济条件，要供我去省城高中读书，单单考虑城里吓人的消费水平，父亲和母亲承担经济压力一定很大。所以，从一开始我便对去省城高中读书没抱有什么希望，我觉得自己能在小县城的高中安稳顺利地读下来，将来努力考个大学，再回县城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做一个平凡的普通人，便是我这一生了。以至于当父亲做出要跟我一起去省城读书的决定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八月份，我需要去学校报到了。在报到截止日期前两日，我们全家去省城，在学校旁边找一个简单的出租屋，一个卧室，一间厨房，一个卫生间，窗户是木制的，玻璃是用铆钉卡的，风一吹便哗啦啦响。就这样的“陋室”的月租金竟然要600块，唯一的可能的原因就是离高中学校比较近。父亲一咬牙，便签订了租房协议，我们爷俩算是在即将到来的三年中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就这样，我期待已久的高中生活开始了。省城的高中果然和县城的高中不一样，老师的授课趣味横生，社团的活动丰富多彩，甚至连之前仅仅能在电视里看到的航模和机器人，在这里都是司空见惯的。
左手
那段时间，父亲也开始在城里找一些零活去干。由于没有学历，没有技术，父亲只能找一些简单的力气活去干。由于出租屋附近没有什么零活可以干，父亲不得不在城市的另一端找了一家做锅炉零件的小厂子。为了省下一块钱的公交车费，父亲在二手市场花了20块钱买了一辆自行车，每天骑车近一个小时才能赶到厂子。那段时间，父亲每天给我准备好早饭，叫我起床后，便匆匆出发。
父亲的工作很杂，从建筑工地的水泥工，到搬家公司的搬家工，从私营小工厂的白班门卫，到高档小区的流动保安，父亲为了找零活，骑着那台二手自行车跑遍了省城的每个角落。短短几个月，父亲便对这座城市的街区小巷了如指掌。
那时候，尽管我们学校已经严格落实了教育部门不准许课外时间进行补课的规定，但学校仍规定所有学生在晚上六点到八点统一在教室上晚自习。所以，我每天晚上回到出租屋的时间都差不多八点半，那个时间点，父亲一般已经下了工。
直到有一天，我下了晚自习回到出租屋，敲门了许久，竟无人应答。我用随身带着的钥匙打开房门，父亲竟还没有回来。那个年代，我们家还没有手机。那一刻，我发现自己竟然连父亲做工的地方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该如何联系上父亲，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去报警，可是为什么去报警？失踪？我越来越不敢往下想，唯一能做的就是盯着墙上的时钟，默默地祈祷。
终于，快到半夜11点的时候，门口传来了“塌……塌……”的脚步声，我一个箭步过去，拉开门，看见父亲用右手艰难地扶着自行车，左手别扭地屈曲在胸前。
“爸，你怎么了？”
“没事，轻微摔了一下，不碍事。”
“怎么不碍事，这胳膊怎么了？”
“摔了一下，胳膊撑了一下地面，扭着了，没啥大事。”
原来，父亲在建筑工地搬运水泥的时候，不小心从三米高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摔伤了手腕，以至于下工回来的路上，无法骑自行车，10多公里的路途，父亲竟是单手推车，顶着寒风，忍着疼痛，一步一步走回来的。
直到三年后，我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才知道，父亲所谓的“不碍事”竟是骨折，父亲当时那屈曲的左手，医学上叫做“Colles骨折”。当时由于担心去医院拍片治疗花费多，父亲忍着剧痛让工友们帮助简单复位。由于复位效果不好，又没有进行固定，以至于后期的恢复一直不好，父亲的左手从此便落下了病根，直至今日，每逢潮湿阴雨天，都会隐隐作痛。可怜那时候的我天真至极，竟真的以为仅仅是摔了一跤那么简单。
葫芦条炖红烧肉
那时候，母亲仍然是一个国有企业的普通文员。那个年代，正值改革开放的大浪潮，好多国有企业经受不住市场经济的冲击，纷纷濒临倒闭破产，幸运的是，母亲工作的这家企业一直挣扎在破产边缘，却始终没有倒闭。母亲的收入虽然微薄，但却是我们家唯一的稳定经济来源。因此，母亲不得不在家乡独力支撑。
老家县城和省城之间开通了一班客运列车。所谓的客运列车，其实就是十年前淘汰下来的绿皮火车，每天下班时间后，拉着县城铁路工务段的铁路工人回家的。那个年代，高铁还仅仅存在于教科书中的“新干线”，动车也仅仅只是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才开始运行。母亲乘坐的这趟绿皮火车，冬天取暖靠烧煤，夏天凉快靠风吹。
母亲的工作虽然简单而普通，每个月也最多只有一个周末可以实现双休，其余的周末要么是加班，要么是单休。每个月那个唯一可以双休的周末，母亲便会在周五下班之后，带着这一个月老家的新鲜土产品，乘坐这列绿皮火车，颠簸近两个小时的路途赶来省城，看看我和父亲。
我们的出租屋距离省城的火车站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幸好母亲乘坐的末班火车几乎每次总能够赶上最后一班公交。可总是有意外的时候……
高二那年的冬天，按照以往的惯例，那个周末母亲会带来我最喜欢吃的葫芦条，然后会做出她最拿手的葫芦条炖红烧肉。可是，那个下午突然就飘起了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等到放学的时候，街道上的积雪已经深及膝盖。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出租屋，原本十分钟的路，我竟然走了四十分钟。
而，原本应该比我早到的母亲还没有来。我和父亲一遍又一遍地拨打母亲的手机。关机！可仍旧每隔几分钟拨一次，希望电话那头可以传来母亲的声音。直到钟表的时针划过了12点，我们隐约听到门外传来的沉重脚步声，越来越近。我飞奔过去，拉开门，看见原本身材就矮小的母亲竟成了雪人，双手还紧紧拎着两包葫芦条。
“妈，怎么这么晚？”
“雪太大了，下火车的时候，公交车都已经停运了……”
“干嘛不打车啊？”
“这大雪天的，出租车都是漫天要价，我合计合计锻炼锻炼身体，就溜达走来了……”
“多冷啊，咱也不差打一次车啊……”
“一点都不冷，我都走出汗了……”
可我却分明看见母亲那冻得僵硬的双手和几近结冰的布面棉鞋。从火车站到出租屋，平时乘坐公交车都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我的母亲，在那个雪夜，为了省下打车钱，竟步行了四个多小时！
那个周末，母亲做的葫芦条炖红烧肉特别特别香，母亲不停地给我夹菜，而她自己却是一口都舍不得吃。
十年的时间过得飞快，如今，我已经毕业工作三年了。每年休假回老家，我都会发现岁月在父亲和母亲那里留下的痕迹。父亲的腰杆不再挺直了，母亲的头发也慢慢白了，时光连带着褶皱爬上了二老的眼角，像水波，播散开来。可我，却仍旧不能慢下脚步，陪父亲喝杯酒，或是陪母亲唠会儿嗑。每次回家，都是急匆匆地赶回来，又急匆匆地赶回去。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我不知道还需要多久自己才能够有能力将父母接到身边，也不知道时光留给自己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还有多少。惟愿时光的脚步慢一点，在慢一点，让我还有来处，让我作为孩子再长一点，久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