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您打开手机中的高德地图，找到“唐山南站”，便可看到一条铁路线由此向我们城市南部延展开来。它穿过“唐山地震遗址公园”，从南湖大道进入南湖主景区，经过“皮影主题乐园”、沿着“青龙泽”南岸穿行；它眺望了一下“紫天鹅山庄”的美景，与“城市足球广场”擦肩而过；又途经与“青龙泽”相连接的名叫“王家河”的大片湖泽，继续向南，终于在丰南一个名叫“河头”的地方与“煤河”相遇。于是它们并肩前行，一直向西南蓟运河方向蜿蜒远去……

这条铁路，地图上标出的名称叫“七滦线”。而人们或许想不起它最初的名称了，这就是曾经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唐胥铁路”。

说起这条铁路，不能不提到三个人：李鸿章、唐廷枢、金达。

晚清许多重大事件都少不了李鸿章。修筑铁路更是这位洋务重臣的一大心结。1880年，清廷爆发了一场关于要不要建铁路的大争论。面对保守势力的修筑铁路“与民争利”且“变于夷”，“无利者八”“有害者九”等等陈词滥调，李鸿章在他的《妥议铁路事宜折》中声称：“铁路为富强要图，亟宜试办。”这是李鸿章以“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的胆识，第一次将自己的铁路思想和基本纲领付诸了奏章。然而，这次争论的结果，李鸿章等洋务派修筑铁路的主张遭到封杀，清廷一纸上谕：“佥以铁路断不宜开”“著无庸议”。这等于告诉你：道理很明确，没啥可争论的了！

当然，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并没就此善罢甘休。

在他的默许下，他的办洋务实业的最得力的干将唐廷枢悄悄地把这件事做起来……

早在几年前，1876年11月间，唐山到古冶一带经常看到一行外来人，为首的一位长着深深的眼窝，颧骨略高，一看就知道是个广东人，跟随他的有位洋人。这是李鸿章委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和矿师马利师来此地测勘煤铁矿物。

那一天，唐廷枢心情特别好。几天来他们筚路蓝缕，跋涉劳顿，收获颇丰，这一带不仅发现许多矿苗，土人开采的小煤窑也见到不错的煤质。他断定这里将是一座大煤矿的不二选址。于是，唐廷枢在写给李鸿章的奏折中竟然出现了充满浪漫诗意的文字:

“登凤山顶一望，则东西之山相连如新月……”

唐廷枢是那个时代屈指可数的管理专家，他写给李鸿章的奏折中断言：“欲使开平之煤大行，以夺洋煤之利，苟非有铁路运煤，诚恐终难振作也。”精明的唐廷枢还算出了铁路建设成本为40万两，且两年便可回本。李鸿章碍于当时吴淞铁路遭到朝野上下的反对，没有批准。

没多久，唐廷枢再次禀陈李鸿章，婉转地说出自己新的设想：如果能仿照台北（基隆煤矿内）筑做用马拖车小铁路一条，非但煤铁可以很容易运出，一些大机器等重物也不发愁运不进去了。大概正忙于开平煤矿的筹办，这个建议也没有得到李鸿章明确批示。

1879年2月，扩大煤铁市场的迫切愿望又使唐廷枢修筑铁路的念头萦绕脑际，挥之不去。

铁路不让修筑，于是他只好改为开掘了一条从胥各庄到芦台的运河——“煤河”，这是“中国第一次用外国方法开凿的水道”。但运河只能挖到胥各庄，因胥各庄到唐山矿地那段路地势高陡，河水上不去。唐廷枢这个“广东蛮子”凭其“顶硬上”的执拗，以运煤河不能直抵矿地为由，再次上折请求必修铁路，为了减少阻力，他第三次禀请李鸿章，由开平矿务局出资，自唐山起至胥各庄止，建一铁路。并称：“所有后果，均由职局一力承担，与大人无涉！”

这给了李鸿章难以言喻的震撼。他感到这正是实现修筑铁路计划的好机会。于是，李鸿章在这次上奏朝廷请修铁路运煤时，为了避免保守势力制造新的麻烦，特别奏明只修胥各庄到唐山之间的一小段；鉴于清廷“有恐惊动龙脉”而禁止使用机车，又特别声明，铁路建成之后，货车改用骡马拖拉。他们并没将这条路称为铁路，而是给起了个很怪的名字，叫“快车路”、“硬路”；李鸿章在给清廷的《直境开办矿务折》更是绕过铁路这个“敏感词”，隐晦地说“又由河头接筑马路十五里，直抵矿所”，清政府才算批准了这个奏请。

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解构这条运煤通道了。

唐廷枢在1880年10月10日李鸿章的《禀拟开河运煤并呈章程由》中说：“开河一道，取名煤河，由芦台向东北，直抵丰润属之胥各庄，再由该庄之东北，筑快车路一条，直抵煤厂。”

一艘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艨艟巨轮”，竟是在这样一条逼仄的航道中启锚，它或许可以作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尴尬缩影！那个旧的时代，任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事物想冲破封建藩篱的束缚，难，这终是事实。

1881年6月9日，兴工；6月30日，开平煤矿总工程师白内特的夫人钉下第一枚道钉，开始敷设铁轨；至12月，工程告竣。全线从唐山煤井起，穿过现在的大南湖区域，到胥各庄共9.3公里，是为唐胥铁路。

在这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中，有一位外国人的身影，名字叫金达，作为曾在日本等地主持过铁路工程，他负责这条铁路督修。

在修建唐胥铁路的时候，金达设计在唐山和胥各庄的中间位置建造了一个小客运站，由于其所在位置正处在唐胥之间，于是这座车站被命名为“中途”站。这样说来，中国近代最早的火车客运站，就建在今天的大南湖景区境内

金达所起的作用十分关键。

一是，他提议确定了中国铁路的标准轨距。一开始，唐廷枢比较中意吴淞铁路的小窄轨，因为这可以省掉一大笔开支。但金达却极力主张采用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标准轨距（1.435米）。金达早年随父在日本兴筑铁路工程，耳闻目睹了日本采用窄轨铁路（1.067米）带来的种种弊端，使得日本铁路主管当局懊恼万分。金达建议，即使采用兽力拉车的铁路轻轨，也要建标准轨距，将来建正式铁路时，也可轻松转换过来。后来，唐胥铁路的修建正是这样一个修路过程，先是用15公斤重的铁轨，后来改用30公斤重轨。唐廷枢听取了金达的建议，决定采取标准轨距，并且增加了修路预算，提高路基和桥梁的标准。

二是，他秘密主持制造了第一台蒸汽机车。不久前，我们见到一篇19世纪80年代发表在美国杂志的文章，其中叙述让我们知道当时许多历史细节。文章写道：

“在清政府的默许下，煤矿的工程师用废旧的零部件在厂房里秘密地修建了一台蒸汽机车，而该机车的用途即使是对制造机车的工人也是保密的，是因为如果清政府了解到这件事情，就会强制停止该工作。”

“1881年3月24日，工程师们用20磅重的蒸汽对高级车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很好。但在4月7日总经理下令停止所有与机车相关的工作，所有看到过火车运行的人都对此感到可惜和遗憾。5月5日，该机车被摆放在车棚下，是为了让其生锈，但在5月21日，所有与机车铁路相关的工作又重新开始了。”

“……在乔治.斯蒂芬森诞生一百周年之际，机车在车场里首次运行，因此白内特夫人将其命名为‵中国火箭号′，为此还开了香槟庆祝。”（很快，中国煤矿工人给这个能喷火、噗噗吐烟冒蒸汽的小怪物起了一个他们更喜欢的名字—“龙”号，于是金达便在机车两侧的机车英文铭牌旁加装了一对黄铜龙饰。）

“1881年11月8日，‵火箭号′机车第一次在铁路上运行，载着两车兴奋地清朝官员前往距工厂大约四英里的第一座铁路桥。在返回时，机车时速达20英里/时，从这以后，机车运行的非常好，超过12000英里，能满足各种不同要求，直到清政府从英国进口机车，它才停止工作。”

细读这篇文章，可以看到其中的蹊跷：中间那几个星期，金达他们为什么突然中断建造蒸汽机车了呢？唐国安先生（唐廷枢的族侄，曾在开平矿务局任唐的秘书）在后来写的《唐景星先生生平事略》讲了一个故事，进而解开了谜底：

（建造蒸汽机车）“其后不久，唐先生耳闻北京当局已听闻火车头之事并决定将其问罪。但他毫不畏惧，当即制定应对之策。一俟奉命来唐山调查的大臣们离京，唐先生的朋友便立刻向他通报。大臣们乘马车慢悠悠地来，正好给唐先生以充足的时间，赶在他们来到之前作好一切准备。他命人将火车头拆散，各部件或埋于地下，或藏在安全之处。等大臣们果真抵达时，唐先生即满脸堆笑地去胥各庄将他们接到唐山来，并立即举办一连串盛大的娱乐活动，规模之大，乃方圆一百英里内所仅见。有戏看，有礼收，有饭吃，更有取之不尽的香槟喝，大臣们全然忘记他们此行来的目的，异口同声地称赞唐先生为上善之人。末了，唐先生要求他们亲自检查工厂和煤场及看看对其指控是否‵子虚乌有'。大臣们对眼前所见深感欣慰，对给遭受诬陷的主人带来诸多不便深感歉意，于是起程返京，并决定共同对付所有‵诽谤者'，以捍卫唐先生之声誉。整件事的结果是，唐先生的地位得到了大力巩固，他从此不再担心受到中国官员之骚扰。”

另有史料说：“金达不得不停工几星期以躲避风头，直到总督李鸿章下令后又继续进行。”

那么，文章提到，火箭号“载着两车兴奋地清朝官员前往距工厂大约四英里的第一座铁路桥”，在哪？不在别处，那便是王家河的铁路桥。

1881年11月8日，唐胥铁路举行了铁路桥开通典礼，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载着开平矿务局和当地的官员们前往王家河铁路桥庆祝。这是中国铁路的第一座跨越河流的铁路桥。我们保存了两张照片，展示的正是在建中的单跨沃伦式桁架桥——王家河铁路桥。其中一张照片，年轻的金达斜靠在桥上。

唐胥铁路全线最终是在冬季全部建造完成的，并且在1882年2月26日举行了唐胥铁路全线通车庆典。在这次庆典活动中，开平矿务局的员工们也享受了一次唐山至胥各庄庆祝性的火车之旅。这次通车开始正式售票，第一张具有象征意义的车票被来自天津机器局的总工程师司图诺拿到。打从这时，中国铁路开始有了“站”的概念。

1882年4月，来自唐山煤矿的第一批煤跨越王家河铁路桥，驶过9.3公里的唐胥铁路，再转运35公里的“煤河”辗转运送到天津市场。此时，距1878年7月开平煤矿建局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四个年头了。

如今，王家河铁路桥早已不复存在，李鸿章、唐廷枢、金达——这些近代中国铁路的先驱也早离我们远去，但跨越三个世纪的历史云烟却萦绕在大南湖之上，向后人们讲述着那曾经发生的中国近代工业起步时艰难曲折的往事……

（2020/7/5；图片来源《关内外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