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读张爱玲的传记时，对她后半生的病痛描写也仅是略知一二，有明显的感受但又总觉得有些一知半解的地方，譬如她为什么要不停地搬家，仅是因为每间房子都不约而同地有撵不走的跳蚤蟑螂蚂蚁吗？为什么她最后坚持留在洛杉矶（她在洛杉矶住了23年）？还有她的牙痛以及各种数不清的病痛又是如何纠缠着她的？类似于这些疑问，哪怕在我看完相当的传记以后，还是免不了疑问重重。
最近我看了宋以朗编的《张爱玲私语录》和夏志清编著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多多少少解答了我这方面的疑问。我读的传记都是先于这两本书，以及后期《小团圆》的出版，所以估计很多重要的根据都没有被归纳进去。所以，我在读这两本书的时候尤其用心，读后也颇为感动。有种张爱玲就在耳边说着自己的话一样的微妙感觉。不知道为何，看着张爱玲的信件时，我的耳边总是在回响着一首曲子的歌词，就是王菲的《流年》。
“有生之年 狭路相逢 终不能幸免
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
懂事之前 情动以后 长不过一天
留不住 算不出 流年”
宋淇与邝文美宋淇是张爱玲的好友也是她的代理人，而宋淇的妻子邝文美也是张爱玲的知己，在《张爱玲私语录》里，从张爱玲与宋淇夫妇的来往信件中可以看到张爱玲对宋淇在业务能力上的认可和信任，而她亦把邝文美视为最好的朋友。
张爱玲在信中曾多次表示自己有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会在脑海里告诉邝文美。她曾这样写道——
“我至今仍旧事无大小，一发生就在脑子里不闲啰嗦一一对你诉说，暌别几十年还这样，很难使人相信，那是因为我跟人接触少，(just enough to know how different you are)。在我，你已经是我生平唯一的一个confidante(知己)了。”（张爱玲 1992.9.29）
不过，在三十年的信件来往中，看到最多也感受最深的莫过于他们三人都曾受到不同程度上的病痛的困扰。
宋淇曾在信件里说自己是“我根本是四十余年的老病号，患病是本份，改变生活态度理所当然，只是对家人总有愧疚，尤其是文美，嫁了个“东亚病夫”，亏她受的。”（宋淇 1982.2.22）
张爱玲曾在信里如此评价邝文美的母亲的去世——“这几年眼看她浮浮沉沉，明知结果是这么回事，我心里又矛盾，又难过，觉得万分无可奈何。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可是活得这样拖泥带水，长命百岁又什么意思呢？”（张爱玲 1983.2.19）
而邝文美亦曾提及多年来为了照顾自己的母亲和宋淇的病而身心疲惫，她也曾在写给张爱玲的信里感叹“你不必替我担忧，这些现象迟早会成为过去。在这暗淡的时期中，我只是环境的牺牲品，very much mixed up；有一天时移势转，一定会忘记一切不幸，找到真正的自我。”（邝文美，1980.6.15）
张爱玲对宋淇夫妇的抗病过程也是感同身受的，且每回在心里也会给予鼓励和支持。她曾在某封信里写道——
“Mae信上说到医院看Stephen的情形，还有Stephen说的但愿多相守些时，我都看了心脾凄动。如果当面对我说我也不会说什么，当然写信就不能这样。我想我们都应当珍惜剩下的这点时间，我一天写不出东西就一天生活没上轨道...事实是自从你们俩轮流病倒，我从来没觉得像任何别的夫妇的case，是真的连我在旁边看着都有世界末日感。”
在张爱玲写给宋淇夫妇的最后一封信里，她写道——“前信说过皮肤病又更恶化，药日久失灵，只有日光灯有点效力...又一天去取信，背回邮袋过重，肩上磨破了一点皮，就像鲨鱼见了血似地飞越蔓延过来，团团围住，一个多月不收口。一天天眼看着长出新肉来又蛀洞流血。”（张爱玲 1995.7.25)
在邝文美写给张爱玲的最后的信里，她写道——“我为癌魔所扰，将满九载，很少像目前那么烦愁。为什么？实在无从说起。想想你皮肤病、牙患、目疾、再加上跳虱的威胁......日夜不停的滋扰，别人能做什么呢？思之惶愧！”（邝文美 1995.8.9）
在他们三人的信件里，有很多文字是在诉说着自己的病痛，如何与疾病斗争和相处，不过同时间，也能看出，无论处于何种困难境地，他们依然坚持不懈的是在进行着自己的工作，譬如在病中，宋淇也曾熬着病痛为张爱玲与出版社磋商，写急信澄清某些事情之必要。在与宋淇夫妇通信的内容里，能看到许多张爱玲真情流露的瞬间，也能以此而窥见她的内心世界。
相比于对宋淇夫妇的袒露，在与夏志清的通信里，张爱玲写信的语气就显得婉转和保留一些，不过袒露的地方也有。夏志清也是颇为担忧张爱玲的病况，也因此而给过一些让她离开的建议。
在张爱玲写给夏志清的第五十七封信（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三日）的按语里，夏志清写道——
“爱玲对我说，感冒“这怪病在上海就有，不过不常发”。我想这是一九三七年她被其父亲毒打一顿儿再金币半年所发生的后果。囚禁期间，她患了严重的痢疾，命差不多送掉，身体的immune system也必然大受损害，怪不得早在上海期间，这个怪病偶尔也会发作了。”
在夏志清写给张爱玲的第H2封信里（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夏志清写道——
“你这样逃虫难，没有固定地址，不仅不能定下心来写作，你的身心健康也会受影响。盼望你早日安顿下来，找到一个适宜的地址，再去检查一下身体。
......
你在hollywood住久了，可能也住腻了，才会感觉上道出都是虫。有无兴趣来纽约住一阵子？度一个假？其实在纽约长住也很好，至少有我和信正这两位可靠的朋友。”
在张爱玲写给夏志清的第一〇八封信（一九八八年四月六日）的按语里，夏志清写道——
“这三年她倒每年给庄信正写一封信，因躲“虫患”，常搬家，没有固定的地址。她忙于看病搬家，每日累得精疲力尽，“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径”。看了令人心酸。”
在张爱玲写给夏志清的第一一八封信里（一九九四年五月二日，也是最后一封信）
“事实是我enslaved by my various ailments, 都是不致命而要费时间精力在上面的，又精神不济，做点事歇半天。”
这两本书的确让我对张爱玲后半生的病痛以及她在创作上的努力和坚持有了更深的了解。本以为这就完了。可末了，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里有一篇王德威写的文章《代跋——信的伦理学》，他在文里对张爱玲的病痛做了一个新解。这个我曾经幻想过它的可能性，但事实上是如何也无人知晓，权当一种了解吧。它是这样写的——
“其次，张爱玲的信件不断传布一则又一则“病的隐喻”。从六〇年代起，她就向夏志清诉说各种大小病痛。她感冒、牙痛症状恒常不断，而长期精神状况不佳更让夏忧心忡忡。七〇年代以后张的病变本加厉，类似精神官能症的症候出现。“接连跳蚤蟑螂蚂蚁，又不是住在非洲，实在可笑。”到了一九八四年以后，张将近三年未与夏志清联络，出了已有的病恙，甚至在路上被撞到而受伤。”
“张爱玲描写这些年她成了疾病的奴隶，甚至感冒也经年不愈。但是对有心读者而言，张爱玲以如此工笔白描病况，不禁要联想除了诸多身体状况以外，张爱玲的“病”也及于其他？一九五二年离开大陆以后，种种考验纷至沓来，漂泊异乡，写作事业不振，经济匮乏，赖雅卧病逝世......她的信中都一一透露，然而却都不能像她把描写自己的病那样细腻入微。
病是灾难，也是隐喻。病是张爱玲后三十年的克星，但又仿佛是盘恒不去，欲拒还迎的客人；是一种齿蚀身心的恐惧，但是否也是驱之不去的欲望？病的症状有时是发烧牙疼；有时是蚂蚁跳蚤蟑螂；有时是“精神太坏”，“浪费无数时间”，“paranoid”；有时是自己的作品都丢掉了；是每天都在“紧急状态”。
“我犯了眼高手低的毛病，作品让别人译实在painful。我个人的经验是太违心的事结果从来得不到好处。”
看别人翻译自己的作品，实在痛苦。但自己“眼高手低”，总之写不出也翻不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人生到了如此紧急的状态，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把不该有的累赘抛弃再抛弃，逃难一样地迁移转进，重新开始——或重新逃脱。尤尤过之，“越是怕丢东西越是要丢，损失不起，实在不能再搬了”，只好坚壁清野，和世界断绝来往。从这个角度来看，张爱玲的“病”和病“态”几乎有了身体艺术以为。就像卡夫卡，芥川龙之介，贝克特这些现代主义地作家们一样，在人与虫地抗战里，在地狱裂变地边缘上，在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地恐怖或欢喜中，张爱玲书写者。她以肉身，以病，以生命为代价，来试炼一种最清贞酷烈地美学。”
虽言及于此，不过从如此多的信件里还是能看到张爱玲确是受各种病痛的所害，但究竟有多少是“实在”的成分，有多少是为文字而担当的“隐喻”成分，这就不得而知。因为通信者也没有亲眼目睹张爱玲的境况。而且，晚年无论是她《对照记》里的文字，还是信件内容，依然能体现出她的应有逻辑和文脉。正如她说，一天不写东西，一天都不正常，那就是都在坚持着写。清醒如她，又怎会甘愿深陷其中呢。
不过，有一点，我觉得是有可能的，那就是她在奔波，搬家迁移的过程中，确实没有给自己找到合适的，有益于她的病痛的康复的医生和医院。起码，在她的信件里，她极少提到对某间医院特为信任，又或者那个医生帮她解决了什么难题。这是经济所致还是她本人对医院或医生有介意也不一定。如果她像宋淇建议的那样，尽可能地找到可靠的医生，或许能减少很多病痛。
看完这本书，除了张爱玲与好友之间的亲谊与信任感动我以外，还有每个人由始至终都在孜孜不倦地做着自己的工作这一点也让我无比敬佩。
无论如何，关于张爱玲的病痛，我所知的都是从书上看到的，也不敢轻言多少。往后如果还能看到其他新的解释，会再次基础上添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