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奏折二（3）【758】2024-3-28

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者循倒，大者请旨。本无才猷之可见，则莫若于言考之。而召对陈言，天威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佞，则莫若于奏折考之矣。国家定例，内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抚藩臬，皆有言事之责。各省道员，不许专折谢恩，而许专折言事。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臣考本朝以来，匡言主德者，孙嘉淦（1683-1753年，字锡公，又字懿斋，号静轩，赐谥文定，山西兴县人，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康乾之际的敢言直谏的名臣。）以自是规高宗，袁铣以寡欲规大行皇帝，皆蒙优旨嘉纳，至今传为美谈；纠弹大臣者，如李之芳参劾魏裔介，彭鹏参劾李光地，厥后四人，皆为名臣，亦至今传为美谈。自古直言不讳，唯有盛于我朝者也。今皇上御极之初，又特诏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谕，臣读之至于忭舞感泣，此诚太平之意。然臣犹有过虑者，诚见我皇上求言甚切，恐诸臣纷纷入奏，或者条陈庶政，颇多雷同之语，不免久而生厌；弹劾大臣，俱长攻讦者，不必发钞而已。此外则但见其有益，初不见其有损。人情狃于故常，大抵多所顾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过失，非皇上再三诱之使言，谁肯轻冒不韪？如藩臬之奏事，道员之具折，虽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谁肯立异以犯督抚之怒哉？臣亦知内外大小，群言并进，即浮伪之人，不能不杂出其中。然无本之言，其术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试，朗鉴高悬，岂能终遁！方今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臣所谓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三者相需为用，并行不悖。

臣本愚陋，顷以议礼仪疏，荷蒙皇上天语褒嘉，感激思所以报。但撼识见浅薄，无补万一。伏求皇上怜其愚诚，俯赐训示，幸甚。谨奏。

译：应谕旨命陈述意见疏

为响应诏命陈述个人意见之事而奏报。

二月初八日，奉皇上命令，各部门领导及负有监察献言之责的科道官员，都要对朝廷用人行政诸方面的一切事宜，据实禀告，并以密件形式上报。从这道命令中可以看到皇上品德谦虚且励精图治。臣私下认为，用人与行政，这两者自古以来都是相提并论的，独独到了我们清朝，则各种政事，朝廷都有一定的规矩制度，既完备又详尽，不是可以随便议论的。故而今天我们应当仔细研究的，不在行政，而是在用人一个方面。当今人才并不缺乏，给这些人才以好的教育，并让他们脱颖而出，却是需要依靠皇上的巧妙运作。大抵说来，此中的机制为三点：一为转移，二为培养，三为考察。这三种不可废一，请容臣来为皇上陈述。

所谓转移，是什么意思呢？我朝每代君王为政，大抵都是因为时俗出现了偏差，于是提出一些新的措施来纠偏归中。顺治时代，因战争创伤刚刚恢复，民心未定，故圣祖皇帝（康熙）以“宽和”为政策的基调。康熙末期，国家长久平安无事，故吏治松弛，刑罚少使用，故百姓偷懒，因而世宗皇帝（雍正）以严刑峻法来加以补救。乾隆、嘉庆的时候，社会风气崇尚才华，故读书人好高骛远，因而刚刚离开我们永远而去的皇帝（道光）以镇静来加以收敛，以求改变浮夸的不良之风。一时间，优秀人物皆墨守成规，不敢显露才智锋芒，于是守旧者多，而有抱负有作为者逐渐减少。大多视胆小退缩为谨慎，视柔顺附和为恭敬。以臣看来，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京城官员在办理公务上出现了两个通病：一为退缩，一为琐屑；地方官员在办理公务上也有两个通病：一为敷衍，一为颟顸。所谓退缩，就是共同办事的官员互相推诿，不愿多做一点事，动不动就请旨，把烦恼推给朝廷，生怕自己承担责任。所谓琐屑，就是斤斤计较，不识大体，眼睛只盯着细微末节而不顾全局。所谓敷衍，就是只知道借改头换面应付眼前，而不管日后的长远利益。所谓颟顸，就是指表面上装模作样，而内里的政务实际上已一塌糊涂，给朝廷的奏章上尽是粉饰太平的文字，并无一局触及要害的话。这四个方面的毛病相沿已久成为习俗，大家都只求苟且偷安没有过错，不思振作有为，将来一旦遇到艰难的大事，国家必定有缺乏应对之才的忧患。逝去的皇帝深知官场的状况，因而极为急迫地寻求一些有用之才，用来整治颓唐的风气。去年在京察官员中，数月之内，提拔为臬司（主管一省刑侦治安方面的副省长）的有三人，提拔为藩司（主管一省财政方面的副省长）的有一人，也是想借破格提拔让人才脱颖而出，用来整顿疲沓的积习。无奈积重难返，不可能很快地予以扭转。现在若一下子重要励精图治的人，又怕有些浮躁的人借此投机取巧，反不能收到实效。以臣的愚见，要想让那些有用的人才能在朝廷的法规中很好地发挥作用，不如使他们努力求取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