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惯了拖车行驶于暮色之中，见惯了轮船穿梭在波涛之间，作为出生在新经济时代的青年，特别是从小生活在潮汕一个小工业镇的我来说，集装箱是一种并不陌生的东西。在家乡，大工厂经常会有载着集装箱的拖车进进出出，这些集装箱通常被称为“柜”，老板们每发出一个集装箱的货，就说“出了一条柜”。在拜读马克·莱文森的《集装箱改变世界》之前，我从来未有想过从小几乎每天都擦肩而过的这些大家伙对世界有着怎样卓越的贡献。

       正如书上所说的，一件实用的东西它的价值不在于它是什么，而在于它被怎样使用。单从集装箱本身而言，并不是什么特殊的设计，只是一个冷冰冰的铝制或钢制大箱子而已，一个箱子，能发挥的最大最大作用就是封存货物；但如果将箱子和运输它们的工具联系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高度自动化、低成本低复杂性的货物运输系统——集装箱贸易。这个系统的有效运行大大降低了货运的成本，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形态，形成了新的经济布局，码头不复拥堵、新港口逐渐崛起、商业贸易也变得更加自由。

       对于世界经济而言，集装箱运输模式无疑是一种颠覆式的积极创新。但这种创新带来的成就却不是一朝促成的，人们对集装箱运输的接受也用了很长时间。麦克莱恩公司的船运业务在一开始就采用了还处在萌芽状态的集装箱技术。采购集装箱、改装传统货船、发明船上的回转起重机以及装卸集装箱的箱体结构与设备，但是当麦克莱恩的集装箱码头开始运营的时候，却并没有达到想象中的效果，这一全新的运输方式收到了来自各方的抵制。以纽约港为代表的传统码头面对这一变化出现了不适，并逐渐暴露出了诸多的先天区位缺陷。同时码头工人工会的强势使得码头出现了劳方垄断，人力成本高具不下，工人频繁罢工，从而使港口经常陷入停摆的状态。

       经济学家内森罗伯特评论说：“在早期阶段，创新往往不适应很多更加专门的用途，尽管他们最终在这些领域得到了推广。” 在未来变得更加确定之前，潜在的使用者可能会避免全心投入；正如早先Betamax录像机的购买者们能够证明的那样，把赌注押在一项前途未卜的技术上是有风险的。即使一项技术已经得到了验证，其推广往往也必须等到选前的投资收回之后；尽管托马斯·爱迪生在1879年就发明了白炽灯，但是知道20年后，美国也才只有3%的家庭使用了电力照明。经济效益并非产生自创新本身，而是产生自最终设法把创新推向实用的企业家——更严格的说，就像经济学家埃里克·布林约尔松和洛林·希特所指出的，是产生自企业为了利用新技术面对自身实施的组织变革。

       所幸这项创新最后还是迎来了发展的机遇。越南战争时，美国要运输大量物质到前线，为了降低运输成本，国家发现了这一最节省成本的运输方式，至此麦克莱恩才算翻身，而这种运输模式也得到了大规模的运用。

       机遇过后，集装箱运输才开始发展成为一个全新的海陆货运系统，对贸易模式以及企业选址产生影响。集装箱在被发明出来之后的几十年间并没有改变世界，但是一旦世界开始改变，它就改变得非常迅速，随着越来越多的组织投入使用集装箱运输，成本就下降的越快；而越来越低的成本也促使集装箱运输更便宜、更普遍。

       由此我们可知，一个具有颠覆性的创新的出现，它的价值往往不是马上就能发挥出来的，只有当整个社会甚至全球的整个协同的系统建立起来，它的价值才能凸显出来，它的运用才会被发现和普及。而系统的建立往往是需要耐心等待一个契机的来临。

       将目光放到我们现代，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许多产品和技术，比如智能手机、电脑、VR以及无人驾驶等等，它们其实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人在研究了，但是当时许多硬件设备跟不上，无法真正的投入商业，但是他们都能等来一个成熟的契机，比如智能手机需要4G信号来相辅佐、电脑需要互联网联系成一个系统等等。

       就此，也就不难发现为什么现在生活中大量的都是商业模式的创新，日用品的创新，感觉这些所谓的创新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也就是对原有的进行组合再组合。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真正的创新还没遇到自己出场的时机，而为了更快的商业化，更快的进入市场收回研发成本赚钱，更多的人选择的是就着当下的实际情况去创新，思考的都是当下的问题。

       21世纪集装箱运输模式已经统治了世界，但未来会否会被另一项更具意义的创新取代，我们不得而知，但也许此刻创新的种子已经悄然萌芽，等待着机遇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