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延平问道
朱熹一生拜求过的老师很多，李侗是最关键的一个，是他将朱熹从“出入佛老”引领回“孔孟之道”。朱熹从学于李侗，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改变了他的的学术方向，为最终创立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28岁的朱熹再次来到同安，等候接任者，可接任者就像神秘人物一样，迟迟不出现。
通过同安任职，朱熹已意识到，“佞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耗散国力，有碍国家中兴。”他想起四年前赴同安任的路上，拜访李侗时，李侗曾要求他从日用功夫处去理会圣人之语，可该如何在日用功夫处去理会呢？朱熹给李侗写了一封信，进一步咨询自己在学问上的疑问。
朱熹根据李侗的教诲，认真“将圣贤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这时，朱熹已萌发拜李侗为师的念头。
到年底，神秘的接任者还是没有出现，朱熹决定返回崇安五夫。
到家后，朱熹写下“不远复”三个字，悬挂在紫阳楼厅堂。这三个字出自《易经》“复卦”，意指走出不远就要回来。至此，朱熹已经认识到自己迷于“佛老”，要尽快返回儒家正道。写下这三个字，是用此告诫自己要迷途知返。
朱熹如同少年时一般，再次埋首儒家经典。此时有了同安执政的经验，再读圣贤之书，与少年时代相比，又有不同收获。朱熹自小接受儒学的浸润，具备较深厚的儒学根基。从释氏之说的谬误中解脱出来的朱熹，彻底地转向儒家的圣贤学说。
朱熹还做了十篇《论语》笔记，这些成了后来著作《论语要义》《论语精义》的稿本。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过完春节后，朱熹就动身前往延平，正式拜李侗为师。为表诚意，朱熹舍弃舟车，徒步行走300多里，从五夫一直走到延平。
李侗出生于儒学之家，自幼颖悟，少年时便闻名乡里。青年时代的李侗，放弃举子业，拜罗从彦为师，学成后，隐居延平，深居简出，悉心研究理学达四十余年。
李侗性格拙朴，喜好静坐思考，不喜著书作文。李侗一生淡泊名利，忧国忧民，以黄庭坚称赞周敦颐“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作为座右铭，后人感于其高风亮节，以“冰壶秋月”“光风霁月”称赞他，清康熙皇帝为其题“静中气象”匾额。
李侗认为万物统一于天理，在研究方法上提出“理一分殊”，要一事一事地反复追寻，反复推敲，循序渐进，举一反三。这些思想，对朱熹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二
朱熹一心所求拜的老师李侗，当时正幽居于延平西林禅寺。二人共同生活了约一个月，切磋学问格外投机。李侗对朱熹这个弟子十分赏识，觉得朱熹具有远超常人的思维分析能力和抓重点能力，任何问题到了朱熹面前，都能被他探个究竟。这让李侗既感到惊讶，认为朱熹将来必成大器。
这次，师生俩讨论最多的是“理一分殊”哲学问题。“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里讲“一理”与“万物”关系的重要命题，“理一”是指天地间只有一个理，“分殊”是指这个理又能在万事万物之中得以体现。“理一分殊”之说，始于程颢程颐，通过杨时、罗从彥，三传到李侗，李侗再传给朱熹。
“理一分殊”思想，它贯穿了朱熹的整个哲学体系，是了解朱熹理学思想的关键点，但理解起来不是很容易，这里借用一个自然界的现象来加以说明。比如，植物的生长消亡是“理” ，任何植物都逃脱不了这一规律，但自然界中有各不相同的植物，同种植物又有不同的个体，同一植株内还有不同的细胞，但都要经历生长消亡的过程，这就是“分”。再从自然界返回人类社会界去思考，这样就容易理解了。
这次拜师李侗后，朱熹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朱熹回到五夫家后，将原先命名的“牧斋”更名为“困学”，并作了两首《困学》诗，其一为：
旧喜安心苦觅心，捐书绝学费追寻。
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寸阴。
“安心苦觅心”，讲的是禅宗达摩、慧可的故事。据《景德传灯录》记载，二祖慧可感到烦躁不安，向达摩祖师求学如何“安心”，达摩伸手说：“将心来，与汝安。”要慧可把心给他。慧可回答：“觅心了，不可得。”达摩即告诉他：“我与汝安心竟。”是说已经帮慧可安心完毕了。慧可一下明白，真正的“安心”，是使心不起杂念，而不是向外求安，无“心”即是“安”。
“捐书绝学”， 出自《庄子·山木》：“孔子曰：‘敬闻命矣’，徐行翔佯而归，绝学捐书。”讲的是孔子问桑雽亲友离开他的原因，桑雽告诉孔子，“不为功名”才是处世之道。孔子说：“我会由衷地听取你的指教！”于是悠闲自得地归来，终止了学业，丢弃了书简。
“困衡”出自《孟子·告子下》：“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意思是，一个人常常发生错误，这样以后才会改正；内心困惑，思虑梗塞，然后才知道有所作为。
朱熹在诗中认识到过去喜修禅学，却坠入世界本质为“空”的境界；不求功名，却步入抛弃黎民苍生“清净无为”的迷途。现在知道过去的错误，才发现从前是枉费光阴、虚掷年华。这首诗可以看作是，朱熹对过去“出入佛老”的告别之作。
三
后来，朱熹将自己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六月至隆兴元年（1163年）七月期间，他与老师李侗之间问学、论学往来书札，结集成《延平答问》。
从《延平答问》所录内容来看，涉及《论语》《孟子》《中庸》等《四书》类经典，也涉及《春秋》等《五经》类经典，当然还有其他经典。二人在讨论问题时，还广泛征引了张载、程颢、程颐、杨时等前辈的许多重要观点和论述。
从《延平答问》可大致看出，李侗对朱熹的影响主要在以下方面。
一是“太极”思想的影响。“太极”一词，最早见于《易·系辞上》。杨时把“理”称为“太极”，以理或天理作为宇宙万物的总根源。李侗在杨时之说的基础上，对“太极”的思想作了更深刻的阐述。李侗认为，太极是最高的理，它充塞在宇宙天地之间，贯穿在一切事物之中，万物成始成终，都是太极（理）的作用。李侗这种以太极为天地本原之理的思想，对朱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朱熹在李侗思想的基础上，把“太极”提到最根本的理的地位，为伦理道德的存在制造了根据。
二是“理一分殊”思想的影响。李侗将“理一分殊”和体用相联系， “体”和“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李侗认为“理”是“体”，是最根本的、内在的、本质的；“分”是“用”，是“理”的外在表现和表象。这一思想，被朱熹所接受。在此基础上，朱熹将李侗的“太极”与“理一分殊”结合起来。朱熹认为，太极即是理，太极即是一理又是众理的综合，太极包含万物整体，而万物又各具一太极。这使李侗的“太极”说和“理一分殊”说，到朱熹时得到了新的发展。
三是“求中未发”思想的影响。“求中未发”思想，源自《中庸》里的“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句话的意识是说，人喜怒哀乐的感情没有表现出来，天性在心中占主导，不偏不倚是“中”的；表现出来合乎法度，这种状况称作“和”。从程颐到李侗一脉相传而来，都衷心信服“求中未发”思想。李侗不仅启发朱熹从《中庸》中寻找“未发”，而且还引导他在日常应事接物中体验“未发”。后来，朱熹认为李侗的“求中未发”思想有片面性，不应只在“静”中体验未发，就吸取了张载的心统性说，提出修养的中和说，实现从主“静”到主“敬”的转变，这是后话。李侗的“求中未发”思想，虽未被朱熹全部接受，但对朱熹的启发和影响是深刻的。
当然李侗对朱熹的影响远不只这些，他主要的作用在于，引导朱熹身上的理学种子萌发生长，并最终长成集北宋以来理学思想之大成的参天大树。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