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庐山下来的苏轼继续东行，到南京会见了罢相八年的王安石。一对政敌神秘相会，并且数次会面，相谈甚欢，应该是取得了互相谅解。那么，他们是如何成为政敌的？跟随我去看看来龙去脉。
嘉佑时期
欧阳修推荐，三苏得以进入该时期士大夫社会的核心圈，与与欧阳修，司马光主动交好。当时王安石声誉鹊起，面对欧阳修很大的影响力，王安石选择与他保持距离，这与三苏主动结交欧阳修等行为不同。王、苏冲突的起因是王安石拒绝为苏辙撰写任命制书。其理由就是:意其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根本原因是王安石对三苏主动结交大人物的做法是相当反感的。此行为有违君子形象。但对三苏来讲，却认为是王安石这个权贵对他们的压制。苏洵写了一篇《辨奸论》，表达自己的看法。这篇文章当中，对王安石的刻画可谓是不近人情，“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的奸人形象”，事实来讲，这确实是一种人身攻击，但这种人身攻击，在后来因反对新法而被排斥的旧党来看，却成为一种“先见之明”。王苏矛盾由此激化，成为一个时代的话题。
苏王二人关系如何发展，需要进一步思考。我们作为读者，更需要借助各种史料资料，认真分析。
煕宁时期
煕宁二年，王安石开始策划和实施新法。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是变化，不是皇帝和王安石一意孤行，开诚布公的让朝臣讨论。作为一位政治家，王安石的变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讨论的结果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这就形成新旧两党的党争局面。从王苏关系来说，煕宁时期是他们在政治上明确敌对、激烈交锋的时期。苏轼率先独立方表对新法的不同意见，是煕宁二年五月讨论科举改革的时候，苏轼应朝廷的要求，写了一份《议学校贡举状》。这是一篇反对“经义取士”而为“诗赋取士”辩护的代表性文章。苏轼文章中对王安石取士的主张一一加以反对，指出弊端，其中对“诗赋取士”的辩护最为用力，内容最长。新法继续推行，并没有因为一篇文章阻止改革科举的脚步，但由此开始，王苏关系继续恶化。“上数欲用轼，安石必沮毁之”，王安石已明确的将苏轼视为政敌，加以排斥。煕宁三年，苏轼被谢景温弹劾后虽然无事，但却被贬到杭州任通判。苏轼心目中认为，与王安石冲突是“大忤权贵”，而自己则“断置已久矣，终不以此屈”。离开朝廷，苏轼继续在诗文中对“新法”冷嘲热讽，而这一行为也为后来的“乌台诗案”积累起厚厚一叠“罪证”。
元丰七年
江宁府王苏相会，应该是达成和解。一个后人书中的故事:王苏争论菊花是否落瓣，王安石的经验战胜了苏轼的普遍性认识。从众多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王苏的确和好。两个才华横溢的人，为朝廷之事而为敌，并没有根本的私人恩怨，我们从苏轼《次荆公韵四绝》之三中或可发现端倪。
骑驴渺渺入荒陂，
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
从公已觉十年迟。
最后一句确实值得玩味。从苏轼的相关资料中我们可以窥见“十年迟”的意味。这时的王苏关系应该上最为密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