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生命，不该如此一文不值

刘永萍的碎碎念 4月8日

从每一个个体的层面，被禁言的恐怖，被迫沉默，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无法听到别人的声音，“政治敏感”已经成了白色恐怖的先遣队。媒体、公知的集体沉默，怕被封杀，怕平台的不复存在，因为知道是以卵击石，所以在石头面前，只剩沉默。

从政府和机构组织的层面，公权力不作为，公信力进一步的丧失。这种丧失，就如一去不复返的光阴，你追忆，却没办法再次拥有。随着不信任感带来的还有深深的不安全感。

社会，表现出来的是富强的一面，负面的都被掩盖下去，这种压，会如弹簧般，只是不是现在，在多远的未来也不知道，就如没有永动机一样，规律是客观的。目前来看，现状不可能改变，只有接受。体制无法撼动，只有臣服。这种无力感，或许是最大的悲哀。

我们有追求事情真相的权利吗？没有。那个家庭有追求事情真相的权利吗？我觉得没有。不管是否有结果，一段时间后肯定被遗忘。他会变成一个名字而已，然后，连名字也会被遗忘。

热血，现在是个贬义词了吗？对追求正义，良知的渴望不断被现实泼冷水，一个个从精神走向麻木。突然想起鲁迅在《呐喊》自序回忆他在日本留学的情景：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然后决定弃医从文。不同的时代，一样的情景。

彭宇案，许云鹤案不是小悦悦事件的‘直接凶手’，更多的他们是使整个社会道德滑坡和变得冷漠的助力和推手，一个民事案件带来的蝴蝶效应可能到今天都没有被消除，一个生命的逝去所带来的影响或许也会如此，发酵。

鲁迅《呐喊》自序：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在国务院网站给总理留言：亲爱的总理，陶同学的逝去，作为普通青年，我们希望的不是复仇不是网络暴力不是破坏社会稳定，只是不想被迫沉默，不想良知和正直一次次的被麻痹，不想对正义，对政府丧失信心，我们爱祖国，却从心底感到不安全感。当青年放弃通过合法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取正义的实现，放弃改变现状的努力，只埋头于娱乐八卦的关注，这样培养出来的青年，又怎么能拯救民族于危难呢？我们可以选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可以选择没看见没听到，我们可以选择…或许有一天，我们对这样事情会见怪不怪，觉得“正常”，这样下去，中华民族的脊梁还怎么传承下去，青年已亡。

或许很傻，只是，我想说话。

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很适合。节选：

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四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六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