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之是王羲之的第7个儿子，王徽之是第5个儿子。兄弟二人当时齐名，性格也相近，但就像“找不同”小游戏一样，仔细找找，就会发现有两个不同点：1、都是风流才子，但王徽之的书法成就不如弟弟；2、都很“随性”，不会看别人脸色，只凭自己内心的兴致。但王献之内向稳重，透露出的是从容洒脱；王徽之是彻底扔掉了脸上的面具，内心情感一览无余，率真走到极致，在别人眼中成了怪异荒诞。
幸运的是，他生活在东晋，越是“疯疯癫癫”，大家越觉得他可爱真实，名气也越来越大。
王徽之，字子猷。落拓不羁，很少穿正装，都是一身休闲服，甚至不修边幅，整天像个行为艺术家，到处晃悠。
他做过桓温的参军，相当于高层领导的大秘书，但他经常蓬头散发，衣冠不整。想上班了就到单位转转，从来不问要做什么事；不想上班了，几天看不到他影子。桓温欣赏他的才华，都是一笑而过。
过了几年，他又成了桓温弟弟桓冲的手下，这次职位不高，负责管理马匹，类似于“弼马温”。但他无所谓，没有像孙悟空一样大吵大闹。在他头脑中，官职就像衣服，名牌和地摊货差不多，都是身外之物。因此还是“吊儿郎当”，走街穿巷，游山玩水。
新领导桓冲看不下去了，一次把他拉过来问：你是管理哪个部门的？王徽之摇头说：“不知道。”过会若有所思地说：“我经常看到有人把马牵进来牵出去，那我是管马的吧。”桓冲又问：“你管理的马匹总数是多少？”王徽之斜看着桓冲，答：“这要问我手下养马的人，我哪里知道？”桓冲又问：“最近马匹生病的很多，死掉的马有多少？”王徽之说：“活马我都不知道，怎么会知道死马数呢？”桓冲劝他：“你到我这里时间蛮长的了，不要还像个“无事佬”，也要多问问具体事情。”
王徽之转头望着远方，用手托着腮帮子说：西山早晨的空气真是清爽啊。桓冲看着这个“文艺青年”，无奈转身离去。
桓冲虽然是他的顶头上司，在王徽之眼里，就是个普通同事。
一次，他和桓冲外出巡视，桓冲坐车，他骑马跟在后面。突然雨下如注，王徽之也不征求领导的意见，下马钻到车子里，把桓冲往边上挤了挤，说：“你怎么能独自坐一辆车呢？我来陪陪你！”桓冲说不出话，只好朝边上让，让他坐得舒服点。过了一会，王徽之看到外边雨过天晴，连连说“打扰打扰了”。就跳下了车，重新骑上马，继续跟着桓冲。
他后来辞去官职，回到老家山阴（今浙江绍兴）。一天下大雪，他半夜醒来，推开窗户，看到天地间一片洁白，顿时来了兴致，连连对仆人呼叫：拿酒来。随后边饮酒，边在屋檐下徘徊，大声朗诵左思的《招隐》诗。
突然想起一个朋友戴安道，住在百里之外的剡县（今浙江嵊州市），他对随从说：赶紧备船。连夜坐着小船去戴家，一直走到第二天清晨才到。但是他看到戴家大门，没有派人去敲，就说：“我们回去吧。”小船原路返回，随从都莫名其妙，问：“你既然来了，为什么不进去找他呢？”王徽之答道：“因为我现在不找他了呗！”
王徽之去拜访雍州刺史郗恢时，郗恢还在里屋，王徽之看见大厅里有个毛毯，说：“他怎么有这样的好东西？”就叫随从把毛毯拿回自己家里。郗恢出来寻找毛毯，找来找去找不到，王徽之说：“刚才有个大力士背着它跑了。”郗恢哈哈一笑，也没有过问。
王徽之一生爱竹，曾经暂住别人的空房，当天叫仆人在门前种竹子。有人问：“你就是临时住住，何必这样麻烦呢？”王徽之吟啸良久，才指着竹子说：“怎么能一天没有这位先生呢!”可见王徽之是多么爱竹啊！
王徽之和王献之曾经同坐在一个房间里，突然失火。王徽之急忙往外逃，连木屐都来不及穿；王献之却很淡定，慢悠悠地叫来随从，搀扶着再走出去，跟平时一样。两个人一同得了重病。当时有个术士说：一个人要死的时候，如果有活人愿意把自己的寿命给他，那么临死的人就可以多活几年。王徽之找到这个术士说：“我的才能和地位远不如弟弟，我愿意把我的余年送给他。”
术士说：“替代将死的人，自己的寿命要很长，你现在和你弟弟一样，寿数都到了尽头，拿什么给他？”王徽之伤心不已，失望而归。有一天，突然问仆人：“这几天一直没有听到子敬（王献之的字）的消息，他是已经去世了吧！”说话的时候，面色如常。说完就坐车去王献之家，看到正在办丧礼，也没有哭。王献之平时喜欢弹琴，王徽之一直走进去坐在灵座上，拿过王献之的琴，准备弹一曲，可是琴弦怎么都调不好。王徽之起身把琴扔到地上，大声说：“子敬，子敬，人和琴都不在了啊！”
说完悲痛得昏倒在地上，很久才醒过来。这也是成语“人琴俱亡”的由来。一个多月后，他也去世，活了49岁。
就在“王家子弟”在山阴过着不问世事、逍遥自在的生活时，建康正承受着北伐失败的惨痛，雄心勃勃的桓温可没有流连山水的雅致，他一心忘不了的是：收复中原，建功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