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应该是在这里出生的。虽然这家医院早已翻修并扩建了数次,但还是会因为长久以来人们与它之间所产生的联系,而保持着它那部分作为这些钢筋水泥和医疗器材之外的存在。
我从楼梯间步入一扇标有数字“8”的铁门。门大敞着,不锈钢把手抵在一侧的墙上,在上面留下一个黑色的小坑。医院特有的味道变得更加浓烈,大概是消毒水混杂着各种药剂。
三十几年前,我妈安静地躺在这栋建筑中的某个房间里,赤着的下腹被纵向割出一个细长的口子。一双戴着白色乳胶手套的大手探进她的肚子开始翻找,直至摸到了我黏糊糊的头。
剖腹产生下的孩子,头的形状和顺产的不同,这很容易分辨。他们的头由于没经历过产道的挤压,难免会呈现出不同形式的凸起。我老家上年纪的人们习惯于将新生儿额头上的凸起叫作“梆”,将后脑上的叫作“勺”。
但我却并不具备上述这种与生俱来的特征。那些年长的母亲们总会在回忆育儿的诸多不易时,谈起为了修正自己孩子脑袋的形状,她们是如何将两枚小巧的枕头摆在孩子脑袋的两侧,固定住这软绵绵的肉球,阻止它扭动,然后夜以继日地守在旁边,在枕头松动时及时将它们摆正、夹紧。为此,她们挨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以致能明显觉出自己体内巨大且坚实的疲惫,以及无可遏制,加速的衰老。
然而我妈并没有提起过这些。
楼道里铺有塑胶地面,墙上贴着蓝底白字的牌子,上面印着“肾内科”。我准备进到的病房在这层楼最尽头的拐角处。门口的牌子上只标有一个床号,表示这是费用较高的单人病房。
我站在病房外掏出一支烟叼在嘴上。在摸到打火机时,一位年轻的护士小跑着出现在我面前,口中急速发出三个清脆的“唉”。我把烟夹在手指间,看见她用于固定护士帽的数枚卡子中的一枚有些松动。
她说这里不准抽烟。我问她哪里可以?她没再理我,急急地向着护士站的方向走了。烟蒂上沾了口水,我用力吹了几下,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许久没爬过这么高的楼层,觉得气息有些不稳。
把那支衔过的烟卷重新放回烟盒后,我又重新意识起周遭的喧闹。护士们推着一种载满药品的不锈钢小车穿梭在楼道中,不知会在哪个病房外停下。
病房内的家属在护士叫道某个名字后,会走到近前来取药。他们一个个面如死灰,用一种机械式的语气,平铺直叙地交流着病情。
我身旁的这扇门中却出奇的安静。 护士没有走向这边。它虚掩着,门缝里显着一道光亮。我突然生出一种想法,也许那个莫名出现的自称叫闻佑的人自始至终都没有和我讲过一句真话。
甚至我现在连这扇门后是否真的存在一间病房都不能确定。也许推开门后等待我的只有一片蓝天白云也未可知。
可是,想不出他出于什么原由要欺骗一个我这样的人。
刚才那个年轻的护士又晃到我眼前,并上下打量着我。“你是看病人吗?”她问。
我没说话,扭过身,缓缓把门推开,像移动一大块柔软易碎的豆腐。
病房里的光景被一面白布屏风遮住。我轻轻迈进房间,将门在身后关好。随着锁舌被触碰而发出的“咔哒”声,屏风上闪现出晃动的人影。
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男人绕出屏风迎向我。他个子不高,瘦得像一根风干的腊肠,梳着分头,肉乎乎的鼻子上架着有金属光泽的窄边眼镜。这个人的嘴唇很薄,穿着整套的西服,脚上棕色的皮鞋松垮且布满褶皱。
他说:“是王彬吧,就等你了。”
我点头,抬起左腕看了看表,距闻佑与我约定的时间晚了十分钟。虽然更加浑厚,但我还是认出了闻佑的声音。
他伸出右手,黑色的西服袖筒里露出一段白色的衬衫袖子,袖口的扣子端正地系着。我和他握手,短促但没太用力。他手上的皮肤细腻,手指修长,小拇指上刻意留出一截指甲。
我说你好。他朝我笑,露出几颗黄牙。“王彬来了。”他提高嗓门,然后像才突然想起什么来似的说,他就是闻佑。
我随他往里走。这间病房很大,甚至显得空旷。远处的墙上安放着明亮的窗户,白色的帘子闭合着垂在地上。天花板上嵌着两盏方形的吸顶灯,一盏亮着,一盏没有。地面很干净,墙角摆着一盆有着心形叶片的高大植物,花盆旁的地上有些水迹。
病房正中有一张床,普通的病床。床头被略微摇起,环绕着它的净是些导管和形状各异的医疗器材。心电监护仪上跳动着四色的曲线和数字,空气中漂浮着嘀嘀和嗡嗡的声响。
一个年老的胖女人仰面躺在病床上,闭着眼。我能觉察出她脸上痛苦的神情和还持续着的呼吸。这个我多年前唤她作孔老师的女人,现如今的面容,却让我迟疑了片刻才辨认出来。
她看上去比印象中更为臃肿,肚子鼓胀着将被子顶得老高,头发白了大半,干枯的发丝乱糟糟地交叉并粘连在一起,像藤编的破旧席子。
她紧闭着眼,鼻翼扇动,嘴角偶尔的抽搐蕴含着来自这具衰败躯体的巨大痛苦。她脸上的皮肤像打湿后又被风干的草纸, 透着一种惨淡且廉价的黄色。
病床的一侧有一把能抻成单人床的鉄制椅子,另一侧靠墙摆着一张简易的小沙发。上面坐着两个人,一男一女。
他们都三十岁出头,其中的男人打扮得很年轻、新潮。花花绿绿的衣着像是些奢侈品牌,我叫不上名字。他翘着腿靠在沙发上肆无忌惮地上下打量我。我一眼就认出他来——陆昊然,我初中的老同学。
女人则属于在人群中很难被注意到的那种。她直发,头顶上泛着油光。眼角和两腮的皮肉已经显出加速松弛的趋势。发白的嘴唇抿着,呈现出一个笔触无力的“一”字。
她在这炎热日子里穿了一身黑。脚上踩着一双皮拖。脚趾突兀地探出,趾甲粗砺发黄,上面多少沾着些泥。
她在抬头看我时,眼中出现了大片的惊讶。随后马上又垂下眼皮,恢复了最初那种无精打采的样子。“李一航,你的变化可真大。”我想以这句话做开场白,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三个初中时的同班同学二十年后在同一间病房中相聚。我觉得这本身也算是自己乏味生活中出现的一点难得的趣味。
岁月在他们身上都留下了不小的痕迹。毕竟二十年过去,这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这些事也足以将人改变很多。但刚刚,我从他们身上看到的还是那两个正值青春期的孩子。男孩好斗,甚至和校外的高年级生动过手。那个年纪的孩子体内总是充斥着使不完的劲和耗不完的精力,这些过剩的能量最终要通过某个管道排掉。只不过有些人的这条管道通向体外,有些人则通向自己心里。
我和他不熟,但却对他印象深刻。记得他曾被教导主任发现在厕所里抽烟,还曾在年轻的女化学老师的水杯里吐口水。类似的事也许还有许多,无非是一个典型的叛逆少年而已。
闻佑对我说躺在病床上的他的母亲随时都有可能死去。
“等一会儿吧。”他对不知何时走进门来,准备给孔老师喂食的护工说。那身材矮小的护工便佝偻着腰出去了。
“也许大家会觉得奇怪。”他看向四周,显得有些做作,“是我妈的意思,把你们三个叫过来。”
“你们都还认识吧。毕竟都是一个班的。”他又说。我觉得他这种硬邦邦的调侃并不有助于调节气氛,还不如多多微笑。
我听着闻佑站在那自顾自地说,脚下慢悠悠地蹭向那把鉄制椅子。
“当然,都是老同学嘛。”陆昊然说着,向我挤出一个笑,然后拿起手机,拇指在屏幕上滑动,看上去并不想再开口。
“上学时他就是这个样子。”李一航对闻佑说,接着瞥了眼身边,起身向我走来。
“王彬?”她问。
我点头答应。李一航眼中的那一大片惊讶慢慢消失。她就在距我咫尺的地方,可我却感受不到记忆中她浑身散发出的炙热的能量。
现在的她更像一把陈旧的老式雨伞支在沙发前。除了那张面孔,再很难寻得其他过去的痕迹。
我对她说好久不见。她说:“是啊。好久。”
我问闻佑孔老师现在状态如何。他向床头的方向偏过脸,似乎是被氧气管发出的声响所吸引。
“尿毒症。快死了。”他说,“花了不少钱。”
李一航旋即表现出一种克制的悲伤,对闻佑说:“人都到齐了?”
闻佑点头,示意我在鉄制椅子上坐下,他自己则坐在床尾。
“咱孔老师这样子还能说话吗?”陆昊然突然出声,掌中的手机还亮着。
“你就不能先闭嘴。”李一航将自己的身体挤进沙发另一端扶手与靠背的夹角,眼睛向侧面瞪了一下。
陆昊然没有理会,而是看向闻佑。
“大家应该都挺忙的吧。”陆昊然说,“到底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呗。”
这个当年班上唯一的纨绔子弟(那时还不知道有这么个词),我不想与他有什么瓜葛,像我妈土产店里的杂货一样,人也要分门别类地码放。
闻佑从西装上衣内侧的口袋里掏出手机。其余的三人面面相觑。我突然想起几年前,在和老孙一同招待一位远道而来的客户时,酒席宴间,那位客户开始追忆起与老孙的同窗情谊。
“我负责招聘的时候,总要提一个问题。”他说,接着放下筷子,手搭向老孙的肩膀。“我问他们同学和朋友的区别。”
“同学。到死都是同学。朋友可不一定。”老孙说。然后他们抱在一处,伴着巨大的笑声。
到死都是同学。然后呢?像碰巧摆在同一个货架上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商品,它们间的关联(即便有)还是缺乏一种实实在在的意义。
闻佑稳稳当当地坐在他那命不久矣的母亲的脚边。孔老师在这盛夏时节里盖着棉被,藏匿着的双腿看不出延伸到了哪里。
“你们都这么久没见了,也不叙叙旧?”闻佑摆弄着手机。
“哦,还有时间叙旧啊。也不知道是谁火急火燎地把我们叫来。”陆昊然说。
我有些尴尬,反倒觉得是自己最先耽误了大家的时间。
“抱歉。来晚了。”我说。我很擅长这种脱口而出的道歉。
李一航似乎在眼下这般仅包含师生的情境中逐渐复苏了某些身体机能。她的坐姿变得比我刚进门时挺拔,眼神也开始变得明亮,像一个扮演自己最为擅长角色的演员站在幕帘后,即将出场。
“我们也是刚到不久。”她说,“难得你从外地赶来。”
我说其实路途不算很远。
这鉄制椅子实在是不舒服。我隐约听见陆昊然从唇齿间挤出一个介于“七”和“切”之间的音节。
“我们都在本地工作。”李一航见闻佑还没有抬头,便继续说。
“我可没工作,就在家呆着。”陆昊然插嘴。
闻佑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没工作还这么忙啊?”
“没工作又不代表就不用挣钱。”说着,陆昊然抬起屁股,一侧的腰间露出一截色彩鲜艳的内裤。
李一航忙拽他的手,他便半蹲半站地停住了片刻。这姿态实在惹人发笑,我好不容易才忍住。
大家好像都在刻意不让自己离开这充实着死亡气息的空间,甚至为此表现出一些费力。
上一次见到李一航是在初中的毕业典礼上,那天陆昊然没有来,学校灯光昏暗的礼堂中有一股槐花味。可折叠的木质座椅上着浅黄色的漆,没有搭配桌板。当时,比起无处安放的大号可乐瓶(里面装的是自家的凉白开),我似乎更在意椅面上一颗凸起的螺丝帽会不会刮坏裤子。
她作为班长负责清点班里的人数,因此迟迟不能坐下,倒是给了我充分确认她所在位置的时间。
我努力记住她坐在哪,为了在典礼结束后,可以马上找到她并把她带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虽然在这个热闹的日子里很难有地方会僻静——和她说上也许是此生最后的几句话。
为此,我早在典礼之前好几天就开始盘算并寻好了这个我自认为隐蔽的地点。毕竟被别人看到我和她单独相处一定会诱发那种在这个年纪最为顺理成章的联想。
我为了这件事在前一天就开始围着这个破旧的礼堂转圈,转了一圈又一圈,总之是好多圈。在我转圈时,礼堂四周几乎没有人,很清净,所以我也就由最开始的提心吊胆,总是走走停停,战战兢兢地,而且感觉走得太快或太慢都会更容易被不知藏在哪里的人(也许是碰巧在那个时间做其分内的事,也许只是路过,在发现我的异常后便饶有兴味地藏起来,留下来进一步观察,这都不无可能。)看见。那一个或几个人会好奇我在干什么,但是其只能窥见这个异常的状态而不能等到它的结果。所以,那一个或几个人一定会记住我的脸,我的长相。然后在典礼时把前一天记忆中因为好奇那个结果而记住的我的样貌和礼堂中的那些张脸去比对,最终找到了我。之后那一个或几个人又会悄悄地跟着我看我在典礼后去干什么,直至发现我匆匆忙忙地在散场的第一时间就走向了一位坐在前排位置上的女生,在她的耳边小心翼翼地说着什么,甚至可能还会轻轻拉一下她的衣袖。接着两个人便会结伴偷偷地来到前一天我寻得的那个地方,继而窃窃私语着什么。这一切最终都会被那一个或几个人尽收眼底。
就在刚刚阔别二十年后,我再次见到李一航时,也许无意中就已经在回忆着当时和她说过的话,但是她现在的样子并没有帮助我唤醒记忆。恰恰相反,她现在的样子反倒像是有意要阻拦我记忆的浮现。我也许从刚才就一直在不自觉地对抗这种虽然知道来自哪里却不知缘何的阻碍,并为此耗费了力气,以致我才会感觉这病房中出奇的憋闷。
我开始希望眼前的这些人事物和谁有关系都有可能(当然我也不关心它们和谁有关),唯独除了我,一定要把我排除在外,排除在所有存在的外面。
实在想不起当年和李一航对话的内容。就这样执拗地一直想也不是不行,但是明显闻佑马上要当众说一些重要的事。在别人说话时一直用力地想着别的事难免会分心,如果不去认真听闻佑说话,那此行的目的不就模糊了吗?
还是以后再直接去问李一航好了。她是班长,是好学生,脑子不差,记性也一定不差,至少不会比我差,她一定还记得,记得我当年在典礼后特意拉她到我煞费苦心找到的隐蔽地方和她说的话。
好吧,就先这么决定了。先等等闻佑吧,看看把我们聚在一起的到底是什么事。
难怪他刚才一直在摆弄手机。
这时,他看看大家又看看他妈,然后用力点开了手机语音备忘录中的一条录音。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