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同理心，是通过将他人面对的情景构建在自己身上，以获得对别人处境、心情以及判断甚至行为上的理解。
但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不同学历、成长环境以及经济背景的人也永远不可能完全理解别人；却也正是人在“试图理解差异，并接受由此带来完全不同的选择和结果”的过程塑造了我们的品格和认知。
“Umuntu ngumuntu ngabantu” 是一句祖鲁人的格言，直译为“人要经由他人才能成其为人”。
也就是说，人对于与“我”的认知，是建立在与其他人对比产生的结果上的；而“我”的形成也可以说是个体与环境交互的过程与结果。
比如你的口音，依赖于周围人的口音，而你也成为了这样口音的传播者；你对礼仪的认知，取决于周围人对你的行为和评价，而你对这样行为的学习加深了礼仪的重要性；你依赖微信进行社交，取决于周围人对微信的依赖，而你们又共同构成了新用户的依赖。
所以虽然人类是群体动物，但在集体中的个体具备交互的相似性，却又不干扰每个个体决策的差异性。
这就是微观与宏观发生交流的地方，个体的差异让集体的发展充满无限可能，而个体间交互的共性又让集体的发展有着明显趋势。
所以当我们听到“某某国家的人不讲信誉”或者“90后是垮掉的一代”时，首先应该认识到这些观点针对的是一个群体，如果这个观点表面上看起来越符合直觉，那么就越是证明该集体所处的环境导致了集体的特点，而非集体里的个体天生如何如何。
比如C国家的程序员交付压力大，效率高，但同样的代码质量和水平也较差；这是因为高强度的工作必然会消耗创造力的空间，而非该国的程序员没有技术追求。
相对的，另外一个A国家的程序员工程实践做得更标准、更愿意钻研新技术，但同时需要更长时间孵化一个项目；这是因为该国的技术积累更久，有更自由的工作时间安排。
但并不代表这两个国家有哪种模式更优秀，只能说在这两个国家里解决问题的方式会截然不同。
A国家可以要求程序员间技能的竞赛，每个人的能力会更全面，创新的协作性门槛就更低，所以在正常的工作条件下，更宽松的管理、更灵活的资本可以有效激活创新能力；
C国家解决问题就并不是要强求每个程序员提高自己的能力，因为工作环境不允许、不现实，而是要靠更多专业分工的角色来承担复杂或创新的工作，以及创造自动化、工程化工具改善工作条件。
两个国家只要能找到适合的解决方案，理论上都可以达到同样优秀的终点，只不过道路有所不同；以及在不同国际环境下，要看哪条道路的解决方案更容易执行下去。
个体的差异让集体的发展充满无限可能，但是是集体制度让趋势可以明确出来。
所以真正能灵活解决各种问题，面对任何情况都能信手拈来的人，即需要“微观同理心”也需要“宏观同理心”。
用微观同理心去理解并解决问题，而宏观同理心则是帮助去设计或改造出可以解决问题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