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林悟道《韩非子-八说》 第十二章 今察尊
红林悟道《韩非子-八说》上一章韩非子提出君主所明察之处，正是智士尽其智辨之地；君主所推崇之处，正是能士尽其所能之地。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现代社会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待韩非子这个观点呢？这个观点看似有臣子投其所好的意思，但，也应该有深层次的思考，如果将君主所明察与推崇的，看作是国家发展战略与规划，那么臣子“能尽其辨，能尽其行”又何乐而不为呢！
君主视察之处必是需要改进的，这就需要智能之士尽快整改，君主推崇的必是好的，这更需要智能之士加以发扬光大。韩非子的这一观点也给君主的“察与尊”定下了基调，同样，也说明了其重要性与影响力，故而要谨慎察尊，察尊之行要有针对性与指导性。最高领导视察环境，说明问题很严重，地方政府应该高度重视起来，加强治理；最高领导推崇英雄事迹，说明这种精神很重要，国家的舆论导向与传媒应该进行着重报道与传播。这就是职业自觉性与政治觉悟。
韩非子一如既往的举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举了杨朱、墨翟、鲍焦、华角的故事来说明君主制定法令如果脱离了社会实际和民众的基本认知水平是没有效果的。
同样，智能之士行事也要按社会的实际情况而为，杨朱、墨翟是天地下最能明察事物的人，他们也想整顿乱世，但终究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他们的学说是明察的至理，但不能用作国家政令推行。鲍焦、华角，天下的贤士，但却脱离社会实践，既不能为君主谋划，也不能耕战，最后落的含恨而亡。实事告诉我们，一切脱离实际，不入世为民的学说，只能站在理论的高度，而不能落地为令成为治理国家的律法。智能之士一定要入世成事，按君主的“察尊之处”作为落脚点与切入口，顺势而为，才能成事成功。
韩非子讲完君主察尊的重要性后，直接说道“今世主察无用之辩，尊远功之行，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意思是：当代君主把没有作用与意义的做这明察的，把没有实际功效的行为认为可尊的，而想求得国家的富强，这是不可能的事。这是再明显的不过的事了，君主察尊务虚之处，自然智能之士着力于务虚之处，国家想要富强，这是不可能的事。推而向上，如果国家战略与规划务虚，不切实际，眼高手低，自然会引导社会力量务虚，国家怎么能富强呢。
韩非子又举例说明“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nòu），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意思是：像孔子、墨子那样知识渊博、机智巧辩的人，但他们不从事耕作，国家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像曾参、史鲍那样讲究孝道、清心寡欲的人，但他们不参加打仗，国家能得到什么利益呢？
连着两个反问，告诉我们孔子、墨子虽是知识渊博、机智巧辩，但不会耕战，对国家有什么利呢？这里韩非子意在批判孔墨不合时宜的学说，也就是仁爱治国论。墨子，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其思想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有“非儒即墨”之称。
曾参、史鲍虽讲究孝道、清心寡欲，但不能参加战斗，对国家又有什么作用呢？国家能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利益呢？我们从《五蠹》中可以看出韩非子一向主张“耕战”国策，并强调以国家律法的形式将“耕战”国策确定下来，通过律法来维护与坚持“耕战”，达到国富兵强的治国目标。我们不能说孔子、墨子、曾参、史鲍的思想不对，只是不能与时俱进，其思想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不能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如果再坚持就成了社会进步的绊脚石。韩非子批判的是他们的这种倒退行为，而不是他们的学说与思想。
【今世主察无用之辩，尊远功之行，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nòu），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耨（nòu），农具。
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治国之策，和平时代需要和平时代的策略，战乱时代需要战乱时代的策略。孔子、墨子、曾参、史鲍的思想适合在和平时代，教化民众，礼制规范，但不适合春秋战国，反倒是法家的依法制国与中央集权制思想更适合。和平时代注重个人修养，战乱时代注重集体利益。君主察尊之所必是民众与国家，才能富国强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