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的作品，早些年一度比较痴迷，读过不少，写过读书札记的找到如下五篇。
《当我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去运动吧，一切都将悄然改变！
小说中的主题都有些类同，青春的迷失，莫名其妙的自杀，三角恋，性爱分离等等，总体来说，角色有些边缘化，性格有些奇特，甚至有些“丧”，有些神经质，所以许久没有再触碰。
本次因着【传承与未来读书会】推荐村上春树的《去中国的小船》，首次阅读其短篇小说。
本书有七个短篇。暂时读了前面三个。坦白地说，看不太懂，不明觉厉。
一部小说，读者读不懂，大体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作者的叙事方式，一是读者的理解能力。我想两方面的原因吧，但终究是一种遗憾。
先看第一篇《去中国的小船》
小说写了三个中国人的故事，故事并不复杂，但作者想表达什么？不得其解。就多方查询，再次阅读，我的理解是一种“个体身份的错位”。
第一个中国人：小学里的中国老师，中国人在日本教书。
“我”遇上的第一个中国人是中国人小学里的中国老师。“根本看不出他是中国人”，但可以看出左腿有一点点跛，且跛的方式极其自然。他在对前来应考的日本小学生们开口讲话之前，“手像支撑身体似的拄在讲桌两端，直挺挺扬起脸，望了一会天花板……紧张的小学生大气不敢出地盯视桌上的试卷，腿脚不便的监考官目不转睛地望着天花板的一角。”作为教师，跛脚虽令人意外，但作派是较为常见的。开口讲话后给人的感觉至少可以归纳出两点：一是认真，认真交代考试注意事项，认真叮嘱不要往桌面乱写乱画和往椅子上粘口香糖；二是诚恳，诚恳地诉说中日两国应该友好相处和怎样才能友好相处，诚恳地提醒日本小学生要挺起胸并怀有自豪感。后一点想必出自他作为男人在异国他乡谋生的人生体验。诚恳的话语总能打动人，所以二十年后早已忘记考试结果的“我”仍能想起这个中国老师和“抬头挺胸满怀自豪感”。不料，明明曾和“我”在同一考场考试的一个日本女孩——“我正恋着她”——却不记得了。
“这间教室里，”他继续道，“平时有和大家同样年龄的中国学生像大家一样刻苦学习……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说起来像是一对邻居。邻居只有相处得和睦，每个人才能活得心情舒畅，对吧？”
沉默。
“不用说，我们两国之间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相似之处，既有能够相互沟通的地方，又有不能相互沟通的地方。这点就你们的朋友来说也是一样，是吧？即使再要好的朋友，有时候也不能沟通，对不对？我们两国之间也是一回事。但我相信，只要努力，我们一定能友好相处。为此，我们必须先互相尊敬。这是……第一步。”
第二个中国人：大学打工认识的女孩，出生在日本，但是在日本人眼里仍然是中国人。
这时“我”已大学二年级了，对方同样是大学生，女大学生。两人是在一家小出版社仓库里打工时认识的。中国女孩同样十九岁，个子不高，长相说漂亮也并非不可。“她干活非常热心”，并且她的热心不是一般的热心，而“大约属于迫近人之存在的根本那一种类”。由于太热心了，以致工作中“任何人都在所难免”的一点点差错就使她陷入了长达三十分钟的精神危机——“一条小小的裂缝在她的头脑中逐渐变大，不一会竟成了无可奈何的巨大深渊，她一步也前进不得。
本来，“我”由于同原先的女友关系“也不似以前那样融洽了”，很有可能同这位中国女孩发展恋爱关系，并且我也让她告诉了电话号码。不料女孩再次上车几个小时以后，“我”意识到那天夜里自己犯下的彻底致命的第二个错误：“我竟把写有她电话号码的火柴盒连同空烟盒一起扔掉了。我四处找得好苦……那以后我再没见到她”。
她又一次把额前被泪水打湿的头发拨往一边，有气无力地淡然笑道：“可以了。这里终究不是我应在的场所，这里没有我的位置。”
第三个中国人：工作后碰到的推销百科全书的中国人，曾经的高中同学，混迹在中国人的圈子里。
此人是“我”高中时代的同学，工作是走街串巷推销百科事典——仅仅向中国人推销——但年已二十八的“我”一开始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好歹想起来了，“依我的记忆，他并非干百科事典推销员的那个类型。教养不差，成绩也应在我之上，在女孩子里想来也有人缘。”然而他现在混得不好，没有固定工作，人生的弧线显然正在下滑，精明强干的派头掩饰不了“磨损”的窘况。
“想必有那一天的。只是，那时候我怕早跟百科事典不相干了。中国人家庭大致转完之后，往下就没事可干了。干什么呢？接着怕是专门劝中国人加入生命保险，或者去推销墓石。也罢，反正总有什么可卖吧。”
最后我们理解本书中的“中国”是什么含义。
蓦地，我想起那个中国女孩的话：“这里终究不是我应在的场所。”
我望着东京街头遥想中国。
我就是这样遇上了不少中国人。我读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书，从《史记》到《西行漫记》。我想更多一些了解中国。尽管如此，中国仍然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中国，是唯我一人能读懂的中国，是只向我一个人发出呼唤的中国。那是另一个中国，不同于地球仪上涂以黄色的中国。那是一个假设，一个暂定。而在某种意义上，那是被中国一词切下的我自身。我在中国漫游，但无须乘坐飞机。漫游是在东京地铁的车厢内或出租车后排座上进行的，这种冒险是在家附近牙科医院的候诊室以及银行窗口进行的。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又任何地方都不能去。
我的中国如灰尘一般弥漫在东京城，从根本上侵蚀着这座城市。城市依序消失。是的，这里没有我的位置。我们的语言就这样失去，我们怀有的理想迟早将这样云消雾散，犹如那原以为会永远持续下去的无聊的思春期在人生途中的某一点突然杳无踪影。
本书中的中国，当然有地理上的中国，三个中国人，都是在日本的中国人，是异乡人，局外人。
这三个中国人，分别对应于作者三个阶段：少年、青春、成年，就象在异乡的中国人，格格不入，存在身份的错位与迷失，没有归属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到此，想到前段读过的一本书《这一生为何而来：海灵格自传·访谈录》，海灵格有个观点：
有些人背井离乡，远离自己的故土，他们只有回到自己的家乡，并做好准备共同承担他们自己民族的命运时，才能恢复健康。这些人逃避承担自己民族命运的责任，他们迫使自己有另一个故乡，一个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度，至少是不需要也不欢迎他们的国度。
在日本的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日本人如何看待他们，恰如我们在这些移民在加国的华人，想必都有种错位， 也时常迷失......
“去中国的小船”搭载了什么呢？想表达的是作者心中的一种精神的栖息地，可望不可及。就像每个人渴望的“诗意与远方”一样，真的可望不可及。
我遥想中国街市灿烂生辉的屋顶，遥想那绿接天际的草原。
所以，丧失与崩溃之后无论所来何物，我都已无所畏惧。恰如棒球本垒打击球手不怕球转换方向，坚定的革命家不怕绞刑架。假如那真能如愿以偿……
朋友哟，中国过于遥远了。
再来看第二篇《纽约煤矿的悲剧》
本篇并没有多少笔墨纽约煤矿，而是现实中的各种奇事怪象：
当初中英语老师的大学同学。婚后第三年，妻子为了生孩子，年底回四国娘家去了。
一月间一个过于暖和的星期日下午，他在百货商店五金柜台买了一把锋利得足可削掉象耳的西德剃须刀和两盒剃须膏，回家烧好洗澡水，又从冰箱里拿出冰块，喝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随后在浴缸中一刀切开手腕血管死了。
接踵而至的十二个月之间，四个人死了。
三月，沙特阿拉伯或科威特的油田事故中死了一人。六月死了两人，死于心脏病发作和交通事故。七月至十一月和平时光连续。十二月中旬，最后一人同样死于交通事故。
除去一开始提到的自杀的朋友，那几个差不多一瞬间就没命了，连意识到死的时间都没有，给人的感觉就像在漫不经心爬早已爬熟的楼梯时突然踩空了一块踏板。
直到结尾，才提到纽约煤矿下的求生正在进行：
为了节约空气，矿灯被吹灭了，四下笼罩在漆黑之中。谁也不开口，唯独每五秒钟从头顶滴落一次的水滴的声音在黑暗中回响。
“大家尽量少喘气，剩下的空气不多了。”年长的矿工说。声音虽然沉静，但头顶的岩体还是微微吱呀着发出回应。矿工们在黑暗中把身体靠在一起，侧耳倾听，只等一个声音传来：鹤嘴镐的声音，即生命的声音。
他们已这样持续等待了好几个小时。黑暗在一点点把现实溶解。事情仿佛发生在极其久远的往昔、极其遥远的世界。也可能一切发生在极其久远的将来、极其遥远的地方。
大家尽量少喘气，剩下的空气不多了。
外面，人们当然在不断掘洞。恰如电影里的一个镜头。
活着的人在求急急地求死，濒临死亡的人在艰难地求生。这不正是我们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