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学过金融学知识的人，都会知道一个词叫“缩表”。中国二十年房价的上涨一方面是政府为了敛收居民财富而有意为之的供给端垄断控制，另一方面是在人口红利+城镇化+废墟上建立国家的三重红利所带来的年均10%GDP增长下需求端的旺盛，供需两端的“独特国情”造成了中国目前畸形的房价。总有人会说“中国房子就应该这么贵，房子就应该难买”（代表人物：白岩松，房产中介），但事实是，你作为一个在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你的一切指标与其他国家一定是具有长期性的可比性的，任何口号和政策在这种长期性的可比性面前都是给短时利益目标所找的借口，而这种长期可比性的一个代表性指标就是“房价收入比”，或者“租售比”。其中“租售比”可以理解为市盈率，也即是一套房子的总成本需要多少年的房租可以收回，其倒数便是抛开居住属性的房地产的年化回报率，目前中国无风险存款利率大概3%，贷款利率6-8%，而世界范围内一项中风险资产的回报率一般也在5-10%之间，而中国住房的除开上涨部分外，租金回报率一般也就1%，是严重畸形的，而其原因便是房租相较房价有上涨刚性，同时房东将潜在的房价上涨作为对这1%的必要收益补充，因此可以理解为，中国畸形的“租售比”完全依赖于房价售价的上涨预期。而对“房价收入比”角度而看，一般国家收入比为10-20之间，中国的收入比，特别是一二三线城市往往高达40-50，相比其他正常国家更为畸形，其原因便是在“安居乐业”思潮下，政府通过教育，户口等基本公共服务，强迫居民以多代存款，自身负债等方式进行房产购买，在这种情况下，收入水平不再是房产购买的主要支持，父辈积蓄以及自身对于债务承受的容忍成为了房价的支撑。但无论你是多么“自信而优越”的制度，你也是在21世纪前半叶这样的生产力与制度水平下进行发展，世界所具有的基本规律并不以“自信的制度”为转移，人所能承受的债务始终有上限，而当这样的上限突破后，也必将回归于这个均值：压力过大人们可以不结婚，不生育，而所利用的人口红利与城镇化也总有终点，而这些终点都将使得需求端的真实需求与未来预期消失，人会用自己的行动拒绝为这样的房价接盘，而有能力的人，可以用脚投票去正常国家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而房价下跌所带来的，便是资产端与负债端的缩表。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下跌过程中，资产端中银行或者国家已经获得了真实的资产：“面对向居民借款的债权，房产税”等都是不会下降的fixed income，其资产稳定性只取决于居民是否会违约，而目前信用建设就是为了防止居民在房产下降过程中的违约行为；国家与银行的真实资产对应居民的真实负债，但居民端的资产却是虚假的：“居民的资产为房地产的市价”，该市价尽管可能向过去二十年一样上涨，但一旦中国将手里的“双王四个二”打完后，这种市价必将回归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的正常值，这个事情的发生不以任何“主义”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到时候借债购买住宅的居民就是击鼓传花的最后一个接盘侠，而伴随国家在资产端和负债端的同时缩表，金融风险被成功从政府端转移至居民端。

另外从经济史的角度看，日本地产的经历是中国借鉴的最好例子：同样是利用廉价人口进行劳务活动，随后逐渐进行科研活动实现国家发展，日本在70-90年代的飞速发展中也以为自己这样快速的发展能够永远持续，在飞速发展中房价上升是可以接受的，而一旦这样的飞速发展内部的特殊动力失去，泡沫必将破裂，而日本便是居民承担泡沫破裂的最佳例子。从所取得的发展成就来说，日本在人口老龄化到来前实现了国家进入高等收入水平，并在泡沫破裂后仍然维持住了这样的收入水平，从明后两年开始，中国将开始迎来人口的负增长，但目前中国人均收入还不足日本的四分之一，手中的“双王四个二”都打完了才打出这样一副样子，想必是阿Q也不会说以后的经济情况还能支持房价上涨吧。

最后单独对住宅这样一种资产进行评价：baumol病指的是伴随人类科技与生产力发展，其技术水平不会变化的部分事物，如理发，家政服务等，它们自身不会发展，但都会随着生产力发展而自然涨价，而住宅是一种符合baumol病的绝佳资产：受限于土地的稀缺，好地方的住宅只需要屹立在此便可以伴随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增值，且其具有的区位因素具有100%的排他性，而在这个世界上，容纳大资产的合格标的远远稀缺于资本，因此具有较大资本的个人或组织，完全可以将自己的大资金投入一个合理价格的优秀地产标的中，（一个类似的例子便是李嘉诚对于英国伦敦地产以及公共设施的购买，当然你觉得你比李嘉诚聪明，那我无话可说）但中国目前的住宅，即使是一线城市的住宅，已经不是合理价格了，其价格就好似特斯拉或者宁德时代，东西是个好东西，but not good price，没有购买的必要，同样的钱去投在其他发达国家的优秀地产上绝对优于投在中国（此时外汇管制发挥其神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