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大约一周时间读了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这本书创作于1940年代，在那个特殊的背景时期，吕先生的一些观点应该是有时代性的。比如吴国为何要定都南京，武者对国家之害等等。我们常说要以史为鉴，而吕先生在开篇的楔子里就提出所谓的”以史为鉴“是不靠谱的。”史事哪有真相同的？……事情既然不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对付？“并举了近代西方入侵的例子，”我们所以对付他的，何尝不根据旧有的知识，旧有的知识，何尝不是从历史经验而来？其结果却是如何？“进而，他提出，现在研究历史，”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有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因为如果事情记错了，知识自然就随之错了。所以至少这本书里，吕先生给自己的定位是，勘误。
然而对史实的勘误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尤其三国时期距今已经一千八百年。通常我们谈论三国的历史，依据的是《三国志》。然而三国志作者陈寿是晋朝的史官，晋来自于魏，所以很多事件的记载并没有做到客观。而且三个国家之间对同样的事件会有不同的记载，而后朝人难以识别真相。所以《三国志》里面存在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而吕先生则是对该时期的史料做了更为广泛的研究，对其中的矛盾处做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我个人认为，正因为史料太多，以哪个为准，就不免受个人经验的影响，书里面不少结论的得出，在我看来是存在疑问的。
比如《附录》部分的《罢社》一节，说《三国志王修传》里提到，王修七岁丧母，母亲是在社日那天死的。第二年社日时，王修想念母亲，很伤心。邻居们听说以后，就为了他而“罢社”。吕先生认为，古人是很重视社日这个节日的，怎么可能取消呢。所谓的罢社应该就是取消了娱乐活动。并引用了《礼记》里面关于邻里有殡丧事件时要注意些什么的记载来佐证。
就因为主观的认为“古人很重视社日”，就认为史官白纸黑字的记载是不准确的，并给出自己的猜想，这种研究方式过于武断。古人重视社日没错，但未必不得变通。也许当地人就因此把社日往后调了一天呢？比如对于元宵节的日期，在福建莆田一带就是每个村子都不一样的，从正月初九到十八都有。王修的老乡们会不会也就是这么做的呢？那么“邻里为之罢社”的说法，是不是就成立了呢？
这只是一个靠主观的感觉否定客观记载的例子。书里面有较多的引用一个史料去否定另一个史料的例子。或许是因为篇幅原因，作者没法做详细的举证，可以说是一个遗憾。
不过，本书有很多精彩的论述值得细细品读：
关于皇帝为什么会相信宦官。只有极少数是因为皇帝觉得宦官没有家室，营私之念淡，所以相信。大多数是因为，皇帝终年关闭于深宫之中，寻常人所接触到／足以增益知识的事情，他都接触不到。而作为纨绔子弟，他们的知识，只够听奴仆的话，专喜和奴仆攀谈，也因为只有奴仆，无身份无骨气，肯倾身奉承他们。
关于古人对亲情浓厚，后世人则淡薄。是因为，亲密的感情，是从共同生活而来的。所谓生活的共同，并不限于财产相共，而是一切事实上的关系都是。比如几个人共同经营一件事业，共同研究一种学问，都是生活有关系。所以现在同事或同学之间，感情特别亲厚。而古人则不是。交通不便的时候，两个部族不相往来，有关系和互相接触的，都限于部族以内。亲厚的感情，自然就限于部族以内了。
关于政治。有人认为，政治都是一种势力压服另一种势力，和不参加政治斗争的人，没有关系。而吕先生认为，政治斗争虽不是人人都能直接参加，但是政治的好坏是人人都要受影响的。而各个人，只要能明于政治的好坏，不用丢掉自己的事情去做政治工作，只要站在自己的本位上，对于当时的政治家，或帮助，或制裁，就很可疑决定他们的胜负了。政治看似另一件事情，实在是用社会的力量做基础。政治固然是两个阶级的斗争，然而在一定时期内，总必有一个阶级，是代表国利民福的。
关于封建时代的光明面。封建时代，是有其黑暗面，也有光明面的。其光明面安在？公忠体国的文臣，舍身忘死的武士，就是其代表。这两种美德，魏武帝和诸葛武侯，都是全备了的。两汉之世，正是封建主义的尾声，得这两位大人物以结束封建时代，真是封建时代的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