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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说她先去睡了，明天还要早起。我答应一声没抬头，继续在灯下帮她忙着剩余的作品。
窗外一片漆黑，旁边高楼上的霓虹灯早已停止了闪烁。华装褪下，一切浸于夜的慈爱与包容之中。
古老的冰箱时不时的发出一阵低沉的嗡鸣，墙上的时钟不紧不慢的维持着生来就有的节奏，转了一圈又一圈，仿佛永不觉得疲劳。它们都18岁了。人类的十八岁，是青春与活力，花一样的年纪。电器的十八岁呢？人类的八十岁呢?
十多年前也是在这个座位，大约也是这样的深秋和深夜，曾经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在这同一盏灯下也在帮他的女儿忙绿着……
此时此刻，我的身体和多年前他的身影跨越时空交叠在一起。我的这份母亲对女儿的爱，和他的那份父亲对于女儿的爱，流淌在同一条亲情的河流里。他的爱流过我，我的爱继续流淌下去，伴着漫漫长夜，暖煦的灯光和滴答做响的时钟……
2
那年深秋，父亲来我家小住，帮独自带娃的我解决工作上的困境。那是一个突如起来的小住。和母亲通电话中讲到了客户下的这批订单有些麻烦。母亲说"让你爸去帮你。"然后傍晚时，我就在车站接到了拎着大包小裹的父亲。他见到我，满脸皱纹的瘦削脸上，因为高兴绽放成一朵绚烂的花。他兴奋得说"真不孬，原来我是用一根绳子系住这个大面板和后面一个包。这样俩手里还能再拿俩包。这不，刚出了站，绳子就断了，面板没摔坏! 要是早断一会儿，我就不知道这些东西该咋拿呢。"父亲骄傲的再次检查那个面板，像一个打了胜仗的士兵在向上级汇报战功。
"爸，以后来别带这么多东西了，超市里啥都有。大老远的，拎着多沉啊？"我说。
"不沉，就一会儿。坐汽车上八个小时，下车拿着走路才多长时间呢?"这话说的，感觉他像占了很大的便宜。
我上前帮着一起拿包。父亲说，我拿不动那么多东西，只让我拿一个面板就行，其他的他拿。他很高兴的蹲下，把那根断了的绳子，重新接好，把两个包系一起。这样，他左肩一前一后各一个包，右手提一个。我说我们每人两个正合适。他有点急，说女孩子没那么大力气，干不了这活。再说，我从小是拿笔写字的手，长大了是拿粉笔，按键盘的手，干不得这样的活，就让我把面板拿好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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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父亲看不到的日子里，在我独自面对生活的日子里，这双手也曾搬过数不清的箱子，肩负过此刻他这般的沉重，面对过如同他刚才那样的一地凌乱。我走在后面，看着父亲一米七多的瘦削身躯，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在前方。这无雨的干燥的秋夜打湿了我的双眼，同时也温暖了我的心。
人要么肩负重任也努力挺直腰杆前行，要么被生活压弯了腰，蜷缩着走下去。总之，不可以倒下。那时我同时做两份工作，另外还要带娃。一旦客户提出产品的构思，我都要全力帮他找工厂去做。实在不行，能力可及的，我就自己想办法完成。一定会有办法的。我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心里就种下了这样一个想法。也许是源于早年父亲总能把我不小心损坏的文具化腐朽为神奇，也许源于母亲总能把姐姐的旧衣服改成小而可爱的"新衣服"，也许源于姥姥总能把家里的粗粮杂粮变着花样做给穷苦的孩子们。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只是冥冥中，觉得身上流淌着某种说不出的东西，带着我一直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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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订单没有工厂愿意去做。因为产品小，货值不算高，组装很费劲，单位时间人工费非常高。工厂说只能给我提供半成品。如果我想从客户手里接这个订单，需要到另外一家工厂买配件，然后自己组装好，再找包装工厂订包装袋和纸卡，最后自己把成品包装起来。那时的我不想那么多，只要可以赚钱，自己累点儿不怕啥。我买了小型切割机，磨光机开始做，第一天下来只做了几十个，一道道程序下来只是一个人做，还要接送孩子，进展太慢了。父亲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赶来的。
那天晚上，父亲一进我家的门，就看到了餐桌上，地上，客厅到处都是金属粉尘，还有各种配件七零八散。我尴尬的向父亲解释家里就当车间了，没顾得上收拾就去接他了。他笑了笑，说带来的包里有母亲做的包子，拿出来可以当晚饭吃。我急忙生火热包子。说话间，父亲放下行李，戴上老花镜，走到餐桌前开始看我完成的那些产品。他说一些产品组装的不够好，胶粘的不牢固，容易脱落，要返工。还有一些产品磨光处理的不好，要重新打磨或者直接作为残次品挑出来。合格的产品必须是既不能影响美观，又不能因为打磨使得产品残缺。
父亲做了一辈子车床师傅，工作一丝不苟。他退休时送给几个孩子每人一把游标卡尺。我们几人没有一人继承他的衣钵，这他是知道的，但是为什么送这个。他没说，他向来不善于表达情感，只是有事说事。
多年后我有了我的理解: 尺子是丈量事物的标准。做人做事要懂得分寸，有原则，有底线，更要精益求精。一般的尺子只可以量长度，游标卡尺还可以量圆形物体的外径和内径。丈量外面容易，丈量内在是个技术活。外径和内径是有差异的，就像人，我们看到的外表和一个人的内在差异肯定更会有，如何去发现，需要自己细心，就像这游标卡尺，精确度高了，就量的更加准确了。
5
父亲那几天都在忙，餐桌的那张椅子一坐就是一天。晚上他催我哄孩子去睡，早晨我没起床他又开始忙活了。我不曾知道他一天到底睡几个小时，或者有没有睡觉。
有一天吃晚饭时，我突然发现他的头一抖一抖的。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应该是没睡好觉，休息一下就好了。工作接近了尾声，那天他破天荒的十二点以前睡下了。第二天干完活，他说出去转转，我说开车带他，他说不用。几个小时后他回来了，进门就让我给他定车票，说他要回家了。我不同意，来了一直干活，都没出去玩儿玩儿，不能就这么走。
父亲笑着说，这批货交工了，我和孩子都很好，他也就放心了。在城市里生活，开销太大，上个厕所都得花钱(马桶冲水交水费)。我低下头，没说话，眼睛酸酸的，不争气的眼泪吧嗒吧嗒滴到桌面上。父母供我上学这么多年，我无以回报，自己的生活还要他们担心。我满心愧疚。
父亲见状慌了神，却还是笑着说，"哭啥，哭啥吗。我不走了，不走了还不行吗？"
他坐在我的对面，伸出颤巍巍的手，不知如何安慰我。他不会说什么，也不知做什么。他是个传统又有些儒雅的男人。在我很多很多年之前的记忆里，有他早晨上班走时，亲吻半睡半醒的我的额头。那硬硬的胡渣是最早的爱的烙印。然后，我慢慢长大，父亲之于我，就不再有身体接触的爱意释放了。他在我们几个孩子面前，永远的穿戴整齐，像要去上班的样子。甚至夏天，再热，也永远是一件白体恤着身。不会像其它同学的爸爸那样，袒露出黝黑的，脏兮兮的臂膀。以至于多年以来，我一直对于夏天不穿上衣的男人很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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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模糊的眼睛在释放了又一滴大大的泪珠后明亮起来，我看清了父亲的手，他的右手手臂上有一块乌青。
我不安的问"爸，你的手怎么了？"
他像个不会撒谎的孩子，支支吾吾半天，才说母亲已经告诉他，不能让我知道。他自己出去的那段时间先给家里的母亲打了个电话，告诉他的头总抖，应该是生病了。母亲让他去附近的诊所看看，打吊瓶，如果有效果，就赶紧订返程的票，回去接着治疗。
听了这话我更是无地自容。我说，病了更不能走，要带他去更大的医院检查。他说遇事别慌，已经打了吊瓶，观察一天再说，有好转就不用去大医院了。听起来有道理。但是，于我心中一道坚固的高墙有点岌岌可危的感觉。几十年来，父亲就是如此瘦削的样子，但他瘦而不弱。他是将我隔离于暴风骤雨，隔离于冷漠残酷，隔离于艰难困苦，隔离于悲观痛苦的那堵高墙。有他在，我可以在疲惫，惧怕，失落之时，跑到墙根下暂且栖身。他就那样站在那里，不说什么，但是总能抚慰我的心灵。然后我可以拍拍尘土，抖擞精神，整理行装，再次出发。可是父亲，他怎么还会有生病的时候呢？他不是应该一直都是那样健康的吗?
好在接下来的几天，父亲慢慢恢复。他时不时的在我面前显示他的恢复速度有多快。故意把一个盛满水的暖水壶举起，笑着说"看!胳膊一点儿不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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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真快呀，转眼又是一个十年。父亲近年来常吃药，但是，看起来依然精神矍铄。人老了，哪有不得病的，更何况他都八十多岁了。我常这样安慰自己。也总回忆我每次到家时，父亲一路小跑的出来帮我拎行李。甚至，有次哥哥竟然调侃说，我一回家，父亲就像安上了马达。我说，我希望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回家时，父亲还能这样跑出来给我拎行李。话说出来那一瞬间，我鼻头发酸，哥哥也湿润了眼眶。
晨练时，我总愿意站立在一座被废弃的宾馆围墙外看那岁月流淌过的老墙。
春天，高出围墙的树稍冒出新绿，然后逐渐的挂满沉甸甸的榆钱。夏天，透过老墙的镂空花窗，看到院里一片葱绿。秋天，鲜红的爬山虎，用三季的努力在老墙上绘出壮观的山峦，瀑布。眼下，刚过立冬，不过我可以想象冬天的老墙应该会尽显沧桑。但是，时间啊，一直在流淌，当它带走了春的萌，夏的热，秋的爽，冬的寒，难道不是又会有春的萌继续在流淌吗？
人在年少时追求友谊，年轻时追求爱情、名利。所以，常常因为求而不得而感到孤独或愤懑。但是鄱阳湖干了，露出下面的千年古城，塔克拉玛干沙漠淹了，盖住了滚滚黄沙。当喜怒哀乐流过我们，当内心接受了无常，当孤独变成一种享受，我们就可以更加淡然的面对世事变迁，也更加珍惜尘埃落定后的一切。
云海在天空流淌成群山，群山在远方流淌成波浪，波浪在沙滩绘制出山峦和云海。而亲情，在岁月里流淌成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