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东坡是在苦难之中完成了自己的一个人物。不管他平生在宦海波澜之中经过了多少挫伤，在他自己的品格修养这一方面，他是完成了自己。
我以为苏轼的性格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了生长环境的影响。
作为长子，苏轼一出生就受到了喜悦的接迎，尤其是祖父的喜爱。林语堂先生在书中曾经特别的赞美了他的祖父。老人正直慈悲、率真自然、不拘小节，时常携酒一樽，与亲友在青草地上席地而坐，饮酒谈笑，以遣时光。
他的父亲苏洵天性沉默寡言，但文风雅正，疾恶如仇；坚持淳朴文风的父亲，以纯粹而雅正的文体教儿子，教儿子深研史书为政之法，乃至国家盛衰隆替之道。在父亲的影响下，少年苏轼懂得了“士当以天下为已任”。
他的母亲温良朴实，深明大义。由于苏洵常年在外四方游学，常常不在家，苏东坡小时受他母亲的教训。有一次读到《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党锢之祸时被迫害的一个人，而他不逃避，为了理想付出了生命。苏东坡内心激动感发。问他母亲说：“他日儿做范滂，母亲能做范滂的母亲吗？”他母亲说：“你如果能做范滂，我怎么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呢？”
正是因为大义母亲的教导，才使得成年后苏轼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政治迫害，只要是回到朝廷上来，仍然坚持政治上的理想，不盲从那当权一派的人物。尽管他一生遭受那么多次贬谪，理想操守一直不曾改变。
而弟弟子由恬静冷淡、稳健实际。东坡对弟弟不但是同学，而且也是良师。弟弟子由不像兄长那么倔强任性，遇事冷静而机敏，每向兄长忠言规劝，苏轼也颇为受益。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东坡，悲悯仁慈，对人温和友善，淳朴自然，一派天真纯良。他对无论身处何种境遇，总是关心国家和百姓，很少考虑自己的处境。
公元1067年年轻的宋神宗即位。他任用王安石实行改革，力图自强，这就是王安石变法。别有企图的官员混进变法机构，新法没有起到正面效果。朝廷官员以支持变法与否而分裂成两派，内耗式的党争愈演愈烈。
宋神宗，急于做出改变。宋神宗的急切、王安石的独断，让苏东坡陷入了忧虑。明知是以卵击石，苏东坡还是忍不住要发声。他写下了《上神宗皇帝书》，就经济、军事以及变法，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说如果不让我把自己想说的话一古脑的说出来，就好像有一根什么骨头卡在我的喉咙里头一样，不吐不快。
苏东坡等人的劝谏无法扭转大局。公元1071年，七月里，苏东坡来到杭州任通判。在江南绵绵细雨中，他听到了百姓的哀怨与痛哭。亲眼目睹了那种苦痛以后，苏东坡只能通过文章来代替老百姓，表达其悲愤之情。此后，苏东坡先后在密州、徐州和湖州等地出任地方官。他在杭州修水井，在密州捕杀蝗虫，在远离朝廷的地方，苏东坡实实在在地为百姓造福。
他到了徐州，正赶上夏天，黄河那会儿，从徐州再入海，城里人都跑了，只有他，戴上斗笠，拿着叉来，挽起裤脚，到抗洪前线去，大家一看苏太守都不走，于是这群人又回来抗洪。苏东坡带领居民抵御洪水，得到了皇帝嘉奖。
这让小人炉火中烧，有人想要置苏东坡于死地。御史台的官员，弹劾苏东坡在《湖州谢上表》中，大放厥词，愚弄朝廷。接着他们找出苏东坡的诗集，指责苏东坡讥讽朝政，犯欺君之罪。于是苏东坡被差役用绳子捆起来，押往京城受审。公元1079年腊月，苏东坡被关押在御史台的监狱里，在那里度过了一百多个日夜。
在苏东坡面临生死之际时，有很多人挺身为苏东坡说情。他的政敌王安石，也托人带话给神宗，说这个圣明时代，不能杀有才华的人。曹太后生病期间，神宗去探望的时候，曹太后说，先帝在的时候，认为这两个兄弟都是宰相之才，赶紧把他放了。大家的这种援救，也等于给神宗一个台阶下。朝廷的判决终于降临：苏东坡贬官黄州，任团练副使。身为有罪的官员，苏东坡不准擅自离开黄州，不得签署公文。
苏东坡在写给朋友的信里说，自从被贬到黄州，平生亲友，没有人写一封信来，即使我写信给他们，也收不到任何回复。他有一种思无所归的情绪，无家可归的感觉。他开始寻找道家和佛家的这个智慧。住在定慧院的日子里，每隔一二天，苏东坡就去安国寺静坐参禅。他对自己的生命，有了深刻的观照和反省。
面对逆境，苏东坡变得更加坦然，没有那么焦虑、着急了，变得更加镇定了，试着去吸取，而不是让环境吞噬自己，因为拥有了完整的自我，才能最终面对整个世界。
身处逆境中，却始终能将贫困的生活过得生趣盎然。他走到一个地方，用自己内心的灵性照亮周围。他在黄州亲自耕种土地，他用人间的温暖排解心中的苦闷，他去发现乐趣，发现生活。有时干脆跑到田间、水畔、山野、集市，追着农民、渔父、樵夫、商贩谈天说笑。
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讲求“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苏东坡却形容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皇帝他可以陪，普通的百姓、农民，甚至乞丐他也不见外，也可以平等交往。在他的眼里，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这是真正的对人的大爱。正因为如此，千年后一提到苏东坡，总会引起人们亲切敬佩的微笑。
（未完待续）
